古蜀国时期青铜立人像的文化研究

摘要：

本文将立足于古蜀国时期，对青铜立人像的发源地区、文化、经济及服饰纹饰进行探索，并且就近年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等青铜器，来窥出青铜立人像的高大怪异的形制来源，以实际的生活层面分析当时古蜀国的神权王权文化的形成，以及古蜀国文明程度以及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化。

关键词：古蜀国；青铜立人像；文化研究

中国数千年来，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特征，且通常通过各个时期的所显露出的外部特征来判断当时的文化潮流体系。但近几年，随着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和青铜面具等等的不断出土，对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逐渐有了新的风向。且通过对以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研究发现，古蜀国是目前为止最早自成体系的地区，也有很多未知的谜题等待被解开。三星堆遗址作为其重要遗迹之一，出土了一座青铜立人像，其造型引发了多种猜测，现已有大量根据文献、考古及传说而撰写的相关资料。作为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青铜立人像，它代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连接，其蕴含的更是古蜀时期人类的某种特殊文化体系和精神内涵。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了青铜立人像的部分奇特造型。所以我将以青铜立人像为例，分析形成古蜀国时期宗教文化的因素，藉以窥见古蜀国时期宗教文化之一斑。

一、古蜀国时期青铜器的形制介绍

公元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祭祀坑的发现，是中国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其中有大量精品文物横空出世，有力地证实了这里曾经是3000多年前中国西南地区颇为发达的古城。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青铜造型。其中尤为令万众瞩目的是高达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这不是一件表现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从人物的结构上分析，他的身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艺术品所

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粗大的手，纤细的身体，长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实的人联系起来。只能把他解释为一种人体抽象的艺术造型，是古蜀人情有独钟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体积大，造型精美，凸显出古蜀国文明社会初期神权王权崇拜的色彩，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这尊青铜大立人像堪称“领袖人物”。根据其造型特征与身份象征，一般称其为“群巫之长”。在今后的美术发展史中，三星堆青铜立人像造型，无论在任何载体中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但研究青铜立人像不能仅从它自身出发，也得从它身边的物件着手，例如青 铜大面具。2021年三星堆又出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文物——青铜大面具。这件青铜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状，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这件金面具的面部特征与三星堆此前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形象一致，尺寸也接近青铜人头像。所以在看见青铜大面具时，就猜测这件金面具是覆盖在青铜人头像面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独立使用的器物，也可间接说明青铜立人像的身份神秘且尊贵，属于一种宗教信仰。

但在此之前，也出土过商铜纵目面具，为商代中晚期青铜器，该面具于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是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形体最大的两件面具之一。商铜纵目面具通高66厘米，宽138厘米。呈方型，倒八字形刀眉，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耳尖部呈桃尖状；鹰钩鼻，口角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下颌前伸；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因为大型青铜纵目面具最为夸张的是凸出的双眼和舒展的大耳，因此有人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夸张的造型表明它具有超人的神通。结合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推断，此像可能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神像。又据其两颊上下各有一长方形穿孔推测，此像可能是蜀民嵌于宗庙内木柱之上作供奉用的。在当年三星堆王国的祭祀或信仰活动现场，这件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极有可能被放置在重要的中心位置，当为王国重器。

关于商铜纵目面具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千里眼”，还有一双“顺风耳”，表现了身兼巫师的部族头领有超过凡人的本领。这样说，似

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多数学者认为其是古代神话中的直目人：烛龙部族的图腾描摹图腾崇拜。烛龙是蜀人的始祖，是人神的混合体，是半人半动物的神，也是蜀族信奉的祖宗神图腾。表现了蜀人的始祖图腾的崇拜心理。古祖先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被神化，并表现为具有人兽合一特征的图腾。

在研究青铜纵目面具的功能过程中，神灵崇拜也是诸多学者关注的一部分。对直目神的崇拜，是有民族信仰为背景。这种特殊的宗教信仰，起源于蜀族的图腾崇拜。作为蜀人的始祖烛龙直眼，蜀人即以“纵目神”为图腾。一方面崇拜祭祀纵目神，一方面也设法把自己打扮成图腾物的样子。以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祭祀活动，也成为团结和凝聚古蜀国各部族阶层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执掌神权和王权的古蜀国统治阶层，正是依靠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号召力、等级结构和凝聚方式，从而有效地统治古蜀国各部族。

青铜立人像、青铜大面具和商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体现出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而宗教作为联系人与神或超自然、神圣存在的文化体系，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宗教的表现形式包括仪式、讲道、崇拜、祭祀神明等多种形式，而信仰被认为是宗教信念的来源。宗教最原始之意义是指对超自然事物之畏怖、不安等感情而言，其后则有成为感情对象的超自然之事物，及成为感情外在表现的仪礼之意，由之更进而指团体性与组织性之信仰、教义、仪礼之体系。亦即人类对具有超人威力之神秘力量或现象赋予意义，视之为绝对理想之主体，并生起畏怖、神圣、信赖、归依、尊崇之念，进而实行祭祀、祈祷、礼拜等之仪礼。

宗教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1、宗教之原始功能，在灭除苦恼不安，获得希望与安心。2、在善恶意志方面，宗教力量有助于匡正世道人心，确立伦理道德，乃至于发动社会反省、调整舆论风潮等积极之价值。对于古蜀国时期的人民来说，当时的科技文明没有达到能够除病消灾的功能，也没有制定相对规范的制度，所以宗教文化的存在，在他们心里有一定的情感归属意义，且综合体现在青铜立人像的形象上，也可看出他们需要青铜立人像的巨大身形来震慑外界危

险。所以对于蜀人来说，这种连接人与神的青铜立人像意义极大，并且代表了当时的宗教文化，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宗教文化的形成呢？

二、形成古蜀国宗教文化的因素 1、历史地区上

古蜀王国的疆域北达汉中，南至南中，东至鄂西清江。古蜀王国在今四川等地，后被秦所灭。蜀地文明自岷江上游兴起，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及融合，变为蜀人，并转型成封建制国家。蜀地文明分为几个时期：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蜀部落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部落。古时期蜀地是一个移民社会，居民呈多元混生形态，因移民、融合而产生历史层次性，蜀地自古以来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聚集区。移民的主要成分来源于与蜀地相毗邻的西北、荆楚及周边的少数民族。这个系统从地理分布上看, 在某些时段, 其核心地域应该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 周边少数民族为辅。从结构和层次上看, 蜀地原生民是古蜀人的底层和核心。据《高僧传》，曾有大量僧人入蜀学道传道，类似于此类移民相当于一种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交融，相互影响。[1]

2、经济贸易上

古蜀国有很多的城市。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三星堆遗址出土作为货币的大量海贝,还有铜贝。所以能从古蜀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发现它们都是用模具捶揲而成，眉眼镂空，表面打磨光亮。且黄金的延展性很好，可以锤打得很薄，再嵌刻成需要的造型贴合在头像表面。不仅如此，古蜀国有对外对内的贸易通道,尤其是蜀身通道,乃是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之一。这些均证明古蜀国时期拥有繁荣的商业活动。在《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中，阐述了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比肩而立。古蜀国因地理优势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等资源,但是从《殷墟卜辞》[2]和汉中考古中可以知道,古蜀国不属于商王朝势力范围内，而是古蜀国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为了获取青铜原料,商王朝只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所以商王朝要获取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与古蜀国交易。

[3]因此古蜀国地域产料使当地的工艺技术空前发展，也使当地经济贸易空前繁荣。

3、文化上

在经济与技术的加持下，使文化的发展更加迅猛。在文化交流上，商朝通过青铜原料的商业贸易，对古蜀国进行了和平的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是体现在礼器上，与青铜立人像一起出土的有很多祭祀用的器物，所以此处说的礼器和文化交流，应属于宗教文化和文化下的产物。由于古蜀国一直都是与各方处于和战的状态，以至于文化的互相渗透很明显，所以在青铜立人像上可以观察到很多不同寻常之处，还有很多多地域融合特点。由此可以推断是因为古蜀时期与各族的文化交流，导致在青铜立人像上有很多别的地区的服饰特点，也让古蜀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既能有迹可循，却又独立存在。除此而外, 人群往来、民族迁徙、战争和平、信息交往等, 都对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传播以至趋同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才最终合流, 成为积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基本成分之一。

4、服饰和纹饰上

青铜大立人像所站立的方台，可整体理解为巫师做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他头戴铸有兽面纹和回字纹的花状高冠，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钩，两耳下垂各有一穿孔。颈部细长，右臂上举，置于鼻前，左手举起与胸部同高，两手卷握，似在作法。

青铜立人像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套装三件。 最外层为单袖衣，由领至下摆长75.6厘米，开领至右肩斜下至左腋，左侧无肩无袖，右侧为半臂式连肩袖，袖短至上臂中段，下摆齐平。衣上阴刻纹饰，左侧是两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两条。龙的整体造型为形相背，尾相对，吻部上卷，长耳，背上有羽翅，腹下有鳍，前后爪呈球状，龙身上饰有联珠纹。外衣右侧前后各有两条竖形纹饰。一组为横倒的兽面纹，兽面头戴锯齿形冠，大眼，鼻部仅勾画出轮廓。另一组为简化的虫纹和回纹。两组之间用平行线相隔，上端平行线中又填以斜行的短线。一种说法认为，四组龙纹装饰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很有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

中间一层为短衣，长68厘米，被上层衣服所遮，只可以看见领和袖。前后均为V字形深领，右衽，腋下有两个方形凹痕，下部衽口呈剪刀状，半袖至两臂

中段。后背左侧有一条龙纹，龙为长角，大耳，垂须，尾部向上卷曲。内层衣服最长，长袖，袖肘部纹饰镂空，左右腕各带手镯三只，右臂两层衣服之间的袖筒内插有一梳形物，前裾短，下摆齐平。后裾稍长，两侧下摆垂至脚踝。前后纹饰相同，分别有上下两组，上组纹饰呈虫纹和回纹，组成简化的兽面纹，仅有眼额及身躯；下组为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兽面纹用上，中，下三组平行线分割，平行线中填以波折纹。青铜大立人像服装装饰得繁复讲究，纹饰得华丽精细，显示出古蜀先民已掌握了刺绣、堆绣等技巧，显示出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线、织布、剪裁、缝纫成衣的工具和技术。从这身漂亮华贵的服装上，可以追寻蜀绣的源头。并且其精美的纹案如：龙纹、回字纹、兽面纹等一直沿用至今。

当时的古蜀国, 铸造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纹饰图案也趋于稳定, 风格统一, 运用兽面纹、云雷纹、弦纹等纹饰来装饰, 在肩部、腹部和圈足均有线条清晰的精美纹样, 尤其是出现在横贯口的兽面, 纹饰应用受中原地区的影响, 但也有着当地古蜀国的民族特点。其人像的线条清晰, 纹饰也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变化不同的形态。这一类的纹饰一种用来表示人像的衣着, 另一种则是以图形或者妆容出现在身体的其他位置。不仅体现出当时的服饰风格而且还可以侧面还原当时礼仪祭祀是的场景。这些纹饰虽然丰富却是规整有序的, 图案精致装饰性极强, 尽管附着在衣服上, 但是有着独立的图案。当这些纹饰出现在面部或者手足等部位的时候增强了祭祀中的庄严, 纹饰抽象细腻又具有庄严神秘感。[4]

三、总结

通过对青铜立人像、青铜大面具和商铜纵目面具的介绍，不难发现古蜀时期的人们对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会进行神权化，从而形成所谓的宗教信仰。个人认为，宗教是一种时期性的产物，只能停留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并用来解释那段时期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人们心中的信仰。那么通过对青铜立人像的了解和分析，作为古蜀国代表的宗教文化象征，分别从历史地区上、经济贸易上、文化上和服饰纹饰上来分析形成古蜀国宗教文化的原因。古蜀国在地理上占据了优越性，不仅拥有大量的自然原料，同时也吸引了很多移民者，从而使古蜀国在文化上，技术上，贸易上都非常优秀。同时也可以从这原因中发现形成古蜀国宗教文化独特性。

[1]

汪启明，《中上古蜀人的来源、结构与层次》，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03

期第171-182页.

[2]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M].台北:鼎文书局, 1975.

年05期第20-26

[3]段渝，《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

页.

[4]

金磊磊，《古蜀国艺术文化的符号特点--以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例》，四川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科技，2014年03期，第222-241页.1、作者简介： 蔡玲莉（1998.3），女，汉族，籍贯：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艺术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