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分析

[法]司汤达着，郝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一、作品介绍

《红与黑》是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写于1828年至1830年间。小说“认真地描写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带来的社会风气”，是描写“1814年至1830年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

《红与黑》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索黑尔短短一生的冒险活动，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图画，形象地反映了波旁王朝时期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同时，在小说中，腐朽的黑暗的教会，阴险的伪善的神父，黑幕重重的巴黎，专横毒辣的贵族，勾心斗角的政界，贪污腐化的官吏，“有利可图”的思想，卑鄙庸俗的资产者，无不通过作者现实主义的描绘，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部作品里，我们既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帝制的深刻影响，更看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面貌。

小说描写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维立叶尔城木匠儿子于连·索黑尔在人生道路上短短5年的生活历程。于连聪颖好学，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熏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18岁那年他进市长德·瑞那家为家庭教师，与市长夫人发生暧昧关系，事情暴露后，又进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后因神学院内教派之争被迫离开，最后到巴黎德·拉木尔侯爵府中，当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侯爵赏识，也获取了侯爵小姐玛蒂尔德的爱情。玛蒂尔德怀

孕后，木尔侯爵只得同意这桩婚事，于连得到块地产以及中尉军官的头衔，成为贵族，正当他踌躇满志，沉醉在30岁时能当上司令的美梦时，情人德·瑞那夫人受教士胁迫所写的一封揭发信毁掉了他的美好前程。他狂怒之下去维立叶尔城枪击德·瑞那夫人，德·瑞那夫人受枪伤，于连被送上断头台。 二、作品题目的寓意

小说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为素材而写的。小说的书名《红与黑》具有深刻地象征意义，有人认为它象征着红色的将军服和黑色的教士僧袍，即于连所选择的两条道路，有人认为“红”象征着革命，象征着资产阶级时期，“黑”象征着教会，象征着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即 于连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接替期间，也有人认为“红”象征爱情，荣誉、幸福、英勇，“黑”象征着阴谋野心，罪恶、伪善，即这是一种交织着热情与阴谋的小说。确实，书名是一组对立概念的绝妙统一，喜剧与悲剧，升腾与毁灭，爱情与死亡等等所有反映人生之中深刻矛盾的对立范畴，都表现于这几个字之中，他的深刻含义与作品主题本身一样深广。 三、社会主题的分析

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渗透到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改变着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人们之间的关系。

如“提供收入”的信念。此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改变。雷纳尔先生出身贵族，却要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木匠变得富有，财力的支持使出身平民的木匠敢于与贵族平起平坐地谈判和讨价还价。

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持在贵族和教会手里。如雷纳尔市长是保王党人，一旦得不到保王党的支持，就保不住市长职位。瓦列诺在暴富后，投靠教会的秘密组织获得政治支持，从此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他后来成为保王党人后取而代之雷纳尔成为市长，后来甚至做到省长。这也是于连为什么要选择从政道路的原因。

再者，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四、人物形象分析：于连是矛盾的统一体

作品通过于连的形象特征塑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政复辟时刻，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的奋斗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和毅力上大大优越于在怠惰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地位，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当中。于连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1、反抗与妥协

于连简单的一生，可以简单的描述为一条这样的道路，即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这个平民出身的有才能的青年对拿破仑包括有极大的热情，无限的缅怀，那个凭借才能可以青云直上的时代，可是波旁王朝的黑暗现实堵塞了这个奋斗者的人生道路。他要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可是他的反抗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一方面鄙视贵族阶级的卑劣无能，另一方面又想跻身贵族行列。这种个人主义的反抗很容易导致满足与妥协。再加上他性格中的矛盾与分裂，使得这位具有平民意识的青年每每陷入社会的泥沼之中。然

而于连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他要实现个人的野心和报复。当他有可能进入统治集团，分享其中的利益时，他的妥协性显现出来，反抗性减弱。但这种矛盾的性格，是革命势力和复辟势力斗争时期的产物，是当时各种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

于连的生活经历似乎步步高升，在逐步接近他所追求的目标和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他的每段生活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他的失败并不在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在于外部势力对他的压制和排挤。这可见贵族阶层对像他这样的有理想、有追求、有才智、有勇气的平民青年的提防，必定将堵塞他通往上流社会的道路。他在反抗现实的人生道路上挣扎着，虽然有时反复，但最后还是回复了反抗的性格，他清楚的认识到他所羡慕的“上流社会”是不会允许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下等人”闯入其特权领地的。在法庭上他愤怒的讲到：“我爱真理，但真理在哪里？……到处是伪善，至少是欺诈，甚至最有德行，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他自慰地说：“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这是他作为平民阶级的一员向复辟时期法国黑暗社会提出的强烈控诉。他拒绝上诉，不愿向贵族阶层乞怜，而是坦然走上了断头台，以死抗议毁灭他的专制社会。 2、自尊和自卑

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武器。于连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于连骄矜自

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做是拿破仑的胜利。不论在与德·瑞那夫人还是德拉木尔小姐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公民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他第一次追求德·瑞那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因为要减轻他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工人十之八九有的轻蔑。他要博取德·拉木尔小姐的爱，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工资哥们儿更有被癌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当时，没有这种传统阶级偏见挑战和斗争的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平等自由。从总的来说，于连的两次恋爱，在复辟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小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积极意义。

但于连的自卑表现在他每次行动产生的怯弱和自我怀疑。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自卑是于连单枪匹马面对一个强大的异己的社会势力时必然感到的力不从心。 3、真诚与虚伪

于连所处的阶级地位和他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性格中真诚的热情和“伪善”的虚荣心并存。于连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斗争，他千方百计地要超脱自己所处阶级地，实现个人飞黄腾达的野心。于连在德瑞那市长家，他所感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更加深恶痛绝。但是于连在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时，却并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更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当瓦尔诺高升时，正是于连为自己父亲谋到了瓦尔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在逐渐“成熟”起来的于连看来已经极其自然了，在他看来， “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为了往上爬，隐瞒真实思想，虚伪成了他谋取功名的手段。在这险恶的环境中，于连施展其伪善本领，处处小心谨慎，顺时应势，等待时机。他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在巴黎，自担任木尔候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心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渐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和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的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有欣赏它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思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有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市，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接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发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

于连的伪善更多的是他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手段。 四、于连的典型性

于连的行动是盲目的，他的奋斗反抗注定是悲剧告终的，是“与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他的爱憎的追求和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时期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中下层阶级青年的典型。他性格复杂，既有仇恨和反抗上层社会的一面，又有投靠上层社会的一面，当上层社会压制他，不给他发大财，当将军的机会，他就反抗而为统治阶级一旦程度地满足他的个人欲望时，他就欣然投靠。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赊购低年级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鄙视贵族的“合法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

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只是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奋斗、追求和理想都是一个出身低微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命运的正常愿望，于连只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但他的悲剧在于，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贵族阶层处死于连，然而贵族阶层却仍然无法阻止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必将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