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影响

作者：张芬昀 曹美珍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2期

摘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其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与区域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农户追求利益的短期性和环境影响的长期性、农户经营目标的双重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风险性、生态治理中农户的成本和收益具有不对称性等矛盾的存在，直接制约了农户参与绿洲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民勤绿洲生态治理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政府对农户的经营行为必须加以调控和引导，其中，国家对农户的外在利益激励和农户对政府政策的响应程度是绿洲生态治理成败的关键。 关键词：农户经营行为；民勤绿洲；生态环境；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2-0049-06

农户经营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做出的各种选择决策，具体包括经营投入行为、资源利用行为、种植选择行为、消费行为和技术应用行为等。其中，种植选择、经营投入和资源利用是对资源环境影响最直接的行为。作为农业经营的最基本单位，农户不仅是农业资源的占有主体和农村环境资源的消费主体，也是对生态恶化后果体会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第一群体，同时又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一切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有关的科学技术、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很大程度上要在农户土地上具体实现，并与农户的生产经营与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农户的积极参与，任何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都不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作为农业生产微观主体的农户是否采取符合生态友好的行为方式是区域生态治理效果好坏的关键。

一、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最下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灌区，是由石羊河下游的地面水和潜水长期发育形成的我国荒漠区典型的沙漠绿洲。全县土地总面积1.59万平方公里，其中沙漠、戈壁、剥蚀山地和盐碱滩地等占91％，绿洲面积仅占9％，绿洲边缘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民勤县的年平均降雨量为113毫米，其蒸发量达2646毫米，是降雨量的24倍，区内风大沙多，自然灾害频繁，年均风沙日数达139天，8级以上大风日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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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年均强沙尘暴日数多达29天，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水资源是民勤发展社会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其主要的地表水源供给是石羊河径流，由于石羊河流域地表径流逐年减少和上游心水量逐年增加，石羊河入境流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5.42亿立方米下降到90年代末的0.8亿立方米。地表水的缺乏导致民勤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开采地下水，长期的超量采用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埋深急剧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的1-9米下降到现在的12-28米，昌宁区达到40米。民勤县目前拥有机井1.1万眼，占全省1／3，在运行的9400眼机井中，有300眼井深达300米以上，机井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8-10眼。境内地下水矿化度以每年0.1克／升的速度提高，苦咸水面积由湖区向外扩展，水质不断恶化，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盐碱地面积急剧增加，植被大量枯死。

2008年，民勤县总人口达31.5万，其中农村人口23，62万人，占总人口的75％，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而全县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的绿洲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5.5％。县内绿洲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358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7倍，是联合国同类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的51.1倍；从水资源承载力看，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52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6％。

可见，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逐步退化是其干旱区脆弱的自然条件、地下水超量开采、人口总量增长较快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其生态退化发生发展的基础条件，而经济发展中，人口过快增长和地下水超量开采，造成的人、地、水资源紧张等。过度的农户经济活动则是生态退化的诱导性因素。

二、民勤绿洲农户经营行为的基本特点

1.农业经营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结构不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勤县农业总产值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0％以上，其中，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稳定在85％左右。种植业是民勤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种植结构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小麦、糜子等粮食作物为主，1985年以后经济作物种类和面积逐年增加，主要有玉米、籽瓜、茴香和甜菜等，种植种类和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农作物的市场价格高，可以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2000年开始，出于政府政策要求和经济利益的权衡，棉花、葵花、蔬菜等节水作物广泛种植。至2008年，全县播种面积51 693公顷，其中，粮食面积(小麦、玉米)15508公顷，占30％，经济作物(棉花、蔬菜、红黑瓜籽)面积34013公顷，占65.8％。这种种植结构是以大量开发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为代价的，造成资源和农业生产的配置既不符合生产发展规律，也不符合生态保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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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溉以地下水为主，农业用水超采严重。民勤县的水资源供给主要有三个来源：石羊河径流、外调水资源和地下水，由于降水稀少，历史上有“十地九旱，非灌不殖”之说。20世纪50年代，石羊河径流年均进人民勤的总量为5.42亿立方米，90年代平均为1.52亿立方米，至2004年，已经降到6500万立方米，不及上世纪50年代年径流量的8％。外调水资源主要是景电二期工程，自2001年工程正式通水运行以来，年均向民勤县调水0.5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和外调水资源相对较少，民勤境内农业灌溉主要以抽取地下水为主，目前，绿洲内粮食和林草灌溉用水6.25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96％，农业用水比例远高于全国农业用水的比例75.3％。理论上民勤地下水年允许开采量约为1.52亿立方米，而事实上现有机井1.1万眼，年提取地下水6亿立方米，超采4.5-5亿立方米。民勤绿洲地下水资源属群众性开采，机井布局以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机井布设密度高，装置效率低，单井开采缺乏有效的限采措施，是目前地下水超量开采，引起采补失调，水位下降和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

3.农业增产以粗放式为主，单方面追求数量与规模。2007年民勤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经营性收入为3 491元。占全部人均纯收入的83.9％，从经营件收入内部看，一产收入为3415元，占全部经营性收入的97.8％，说明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仍来自于第一产业。从一产内部增收结构看，种植业收入2705元，占收入份额的79.2％，种植业在促进农民增收中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增加收入，农户首先采取的是火面积垦荒，从1977年到1993年，境内新开垦土地2万多公顷。在绿洲边缘、沙漠和草场内部大面积毁林开荒、毁革开荒，导致绿洲与沙漠之间的过渡带防护体系被破坏，沙漠向绿洲扩展速度以年均3—6米的速度推进。其次，为了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农户在生产中滥施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肥力递减，土壤板结、可耕性变差、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同时伴有严重的土壤化学污染。另外，从90年代初采用地膜覆盖节水措施以来，其节水效用确实明显，至目前全县约3／4的耕地采用这种技术，但如果对废旧地膜不及时回收利用，将会对土壤和环境产生负效应。现在民勤县每年有30％的废地膜留在土壤中，地膜废塑料造成的污染将对农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构成又一威胁。 4.农户投资行为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忽视农业生态效益。预期收益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种植业是一个风险大、比较效益低、投入产出周期较长的产业，绿洲内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和投资规模普遍较低。农户投资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权衡，为达到这个目的，农户的选择必然是重生产要素的组合。从投资的对象看，农户生产投资主要用于农用机具、化肥、农药、地膜等资料的购置，而对农业生产技术引进、农田基本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资则寥寥无几。这种短期性的投资行为使农户在短期内可以取得较快的经济收益，但也会造成农户对农业生态系统只取不予的掠夺式经营和不合理利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得不到及时的维护和改善。即便是传统的使用绿肥来增加土地肥力、深翻土、种草等农业技术也几乎被忽视，绿洲内始建于集体经济时代的农田水利设施和绿洲边缘的农业防护林体系也由于石羊河径流量断流、缺乏维护而最终弃之不用。

5.生态治理中的短视行为，环境治理收效甚微。近些年来，为了遏制绿洲生态恶化，民勤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政策：首先是退耕还林。从2002年开始，对全县沙化严重、盐碱地、低产低效田和生态恶化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的乡村农场实行退耕还林，并对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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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的农户实行亩均每年90元的补偿，但由于农户对环境保护的机会主义行为，当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大于退耕还林的补贴时，很多农户会选择在还林地继续耕种，事实也是在退耕以后，由于补偿款非常有限，农户在收入上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损失，其投机行为必然发生。其次是禁牧与搬迁。自2003年起，对全县范围内的农区正式实行禁牧，规定农户饲养的羊不能出圈，实行舍饲圈养，并对农牧交错地带的部分荒漠草原实行禁牧，把这部分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迁移到牧区。实行禁牧本来能够使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新生林得以保护，但由于政策监督的成本较高，在农区秋冬季节“游击式”的偷牧行为屡禁不止；在农牧交错区的牧民有农业种植经验，搬迁到牧区的首要工作就是开垦草地种植饲料，结果不但没能保护草原反而在草原上引发了新的开荒行为。

6.农户经营有法不依和地方政府执法不严。绿洲内土地开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体土地集体开垦，尽管这些土地多半位于沙漠边缘，或者是滩碱地，但如果开垦所获的收益大于所费成本，农户还是赞成开垦；另一种属于集体土地个人开垦，由于开垦土地要向所属集体缴纳一定的承包费，会增加集体的收入，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的情况下，村社集体可以决定该类土地的使用和规划。所以，土地开垦只需简单的协议，不可能经过科学的论证和评估，也无需经过依法批准，在所开垦土地开采地下水也属于理所当然的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理应为所辖区内的农业发展提供诸如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等公共服务，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但由于财力所限，绝大多数乡镇没有环保机构，环境监测和监督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使得其对所辖区内的环境违法现象不作为，而是参与了既得利益的分配。绿洲内大规模的垦荒行为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真正采取重大措施治理生态是在2004年以来，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配合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综合治理，绿洲内各部门依法治理生态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正是由于农户、村社干部和地方政府法律意识淡薄、环保观念落后、经营中农户有法不依的行为和政府执法不严的现状形成一股合力，加剧了绿洲生态恶化。

在市场化的农业制度中，农户和政府各有其责任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在生产上，农户是有效率的，而在具有外部性的环保设施建设和保护地方生态上，政府无疑更有效。但政府在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和自利行为，使其放弃了对农户经营行为和规范和引导，也放弃了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职责。农户经营行为的“失控”状态必然加剧绿洲生态保护的矛盾。

三、农户经营行为与绿洲生态保护的矛盾

1.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其经济活动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追求收入的稳定性和风险的最小化。由于农户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存获得信息的过程当中往往不全面、不准确，并且只关注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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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行为大多选择最熟悉、风险最低的方式。在农作物的种植上趋同性较强、种植结构相对单一、在落实环保政策和技术时往往困难重重。而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进行生态保护和投资的农户并没有比不投资的农户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单个的农户很难做出牺牲个体利益保护公共环境的“非理性”选择，他们将环境资源看作是一种公共性的生产条件，只顾索取不管保护，当然也不会把环境恶化的成本计入到自身生产成本当中，从而普遍表现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不强，“公共地悲剧”的出现在所难免。

2.农户追求效益的短期性和环境影响的长期性。列于以农业为主的民勤绿洲来说，从事农业种植是大多数农户致富奔小康的唯一选择。在致富欲望的冲动下，过度利用水资源，滥施化肥农药而不顾土壤的长期肥力、农牧交错区的农户不顾自然条件肓目扩大耕地面积等，这种掠夺式经营是农户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表现。但这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却是长期的。首先，农户经营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这种滞后性和隐蔽性使农户意识不到自身的经营行为与环境恶化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拿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来说，1990年前后是民勤绿洲水资源失去平衡的时间拐点，但直到2000年前后生态恶化的各种累计效应才得以凸显。其次，农户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是持续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大大加快了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速度，并且恢复地力需要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使用的时问。

3.农户经营目标的双重性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风险性。农户的经营行为与其说是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毋宁说是维持家庭生存的手段。因而农户经营行为的目标首先表现为家庭生活的最大满足；另一方面，受独立财产权利的驱动，农户又具有强烈的致富冲动，这样，收入的不断增长，财富的不断累积成为农户经营行为的义一目标。在目前绿洲内农户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增长要求农户进入市场并承担市场风险，而收入稳定则要求农户尽量规避市场风险。双重目标的矛盾性使农户的经营行为更趋保守，他们习惯于大水漫灌的浇水方式，而不愿意尝试先进的温室节水技术；在利益最大化心理的驱动下，农户不断地在绿洲边缘区毁林垦荒、毁草垦荒，不断地施加化肥和农药，通过这种数量和规模扩张性的方式来求得家庭收入的增长。对于以追求稳定收入和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农户来说，生态投资或保护见效慢、安全系数小，回报率低，显然是不合算的。无论是退耕还林、禁牧搬迁还是“关井压田”都直接减少了农户的经济收入，建立日光温室更是改变了农户传统的耕作方式。这使农户要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而他们的收入水平使其承受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因而不可能主动承担沙漠化治理的成本和风险。

4.生态治理中农户的成本与收益具有不对称性。生态治理中农户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主要是荒漠化治理中农户的机会成本过大。这些机会成本中，有的可以通过政府补偿的方式而成为农户的收入，如退耕还林中政府按照所退耕地的区域和面积的不同而给予农民的补偿，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农户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从生态政策治理的长期目标来看，农户是生态治理政策的受益者，但从眼前米看，在一定程度上农户是生态治理政策损失的承担者。农户参与生态治理政策必然会导致农户经营方式和种植结构的改变，在近几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农户退耕还林所获的效益不及种地，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越大，农户损失的机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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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越大，相对收益越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户成了生态治理政策损失的承担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户的机会成本增大，收入减少，两者之间产生的不对称性将使荒漠化治理失效。

四、激励相容：绿洲生态治理的关键

民勤绿洲生态恶化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自然因素是不可控的，而农户无节制的开采地下水、滥垦滥牧、粗放式经营、生态保护中的不合作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却可以加速绿洲生态恶化的速度，加剧绿洲内荒漠化的强度。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入，农户的独立决策权将越来越明确，农户有权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耕作方法和作物品种，农民将越来越根据现在和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因此，生态环境的治理将越来越依赖农户的经营行为。另外，生态环境治理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其明显的正外部性使得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供给，社会自身也无法凭借其有限的力量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人们对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利用和消费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限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环境治理供给不足就会导致环境资源稀缺、衰竭乃至社会经济的崩溃。因此，在有效保护和治理民勤绿洲生态环境中，各级政府和绿洲内农户责无旁贷。

从目前来看，民勤绿洲的生态治理已经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的利益主体有国家、政府、政府人员、农户和其他利益体。假定中央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并能够完全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地方政府除了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一面，还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在这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政府是初始委托人，农户是最终代理人，各级政府则具有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容易导致代理人行为角色相悖，因为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作为委托人，他们的目标是区域生态环境的吸善，完成上一级政府的委托任务；而作为代理人，如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相应提高是地方政府政策取向和行为取向的基本着力点，若生态环境不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之中，则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GDP指标就成为政治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往往不会考虑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地扩大个人或地方经济利益。所以，如何促使地方政府有更高的监督积极性和履行委托合同的行为动机是绿洲生态治理效果好坏必须考虑的问题。另外，农户在绿洲生态治理中对各级政府政策的响应程度取决于补偿政策的激励相容性，从理性的角度讲，农户至少不会主动接受这一新的制度安排，除非存在外在利益的激励。所以，在民勤绿洲生态治理中，中央政府必须给于农户必要的物质激励，并且这种激励至少不少于农户退耕、搬迁、种植结构调整前从土地上获得的利益，这是建立政府和农户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否则便会出现激励不相容问题。所以，对农户的外在利益激励和农户对政府政策的响应程度是民勤绿洲治理成败的关键。

在民勤绿洲生态治理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存在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寻租行为，必然会出现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格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绿洲生态治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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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差强人意。这主要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对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政策——利益”的资源交易模式就成为地方政府谋取部门白利和个人自利的“理性”选择。绿洲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垦荒行为，地方政府利用其权限可以从农户那里得到一定的土地承包款，所以，对农户的滥垦、滥采地下水的行为事实上默许的。另一方面，对农户来说，退耕还林中由于政府的监督成本很高、再加政府对农户的退耕还林补偿有限，风险规避的农户却承担了较高的风险成本，其复耕等投机行为必然发生。民勤县这几年所提倡的日光温室、大棚栽培、低压管道输水、滴灌、渗灌、无土栽培等高效节水农业由于投资大、风险高、专业化程度低、市场不稳定等问题的存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

民勤绿洲的生态治理，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博弈。绿洲内的沙漠化防治不应是一种局部行为、地方行为，而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为此，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民勤绿洲生态治理的水资源、政策、资金、技术、管理的支持，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应放弃唯GDP指标的习惯做法，实行“生态一票否决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应该归于理性，要抛弃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要向公益人角色回归，绿洲生态恶化的现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强硬措施有所作为，依法治理生态。而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环境问题的公害性、环境保护的公益性决定了环境治理一定需要广大农户的积极参与。为此，首先要建立生态建设的有效激励机制，调动起农户的积极性，使其存追求自我目标的同时也实现社会目标，使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趋于一致。其次改革水权水价，按照“总量控制、定额管理、逐级分配”的原则，将水权逐级分配到户，提高农户节约用水的意识，使得地下水的开采使用能得到有效监控；再次要将环境保护和农户增收结合起来，必须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户，充分发挥农户在绿洲生态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第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在沙产业市场开拓、富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狠下功夫，要使绿洲内农户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的服务功能应该是关键。最后，要建立专门的地方性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要明确政府和农户在环境保护中的责、权、利，使政府的寻租行为得以约束，使农户能从保护生态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江永红，马中.环境视野中的农民行为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8(2)：62—67. [2]安富博，丁峰.甘肃省民勤县土地荒漠化发展的趋势及其防治[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0(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