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研究综述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20世纪50年代，老龄化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而《老龄化经济学》（James H.Shulz 1976）的出版，则标志着经济学中该问题的确立。80 年代，随着主要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加快推动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发展。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劳动力供给（Cluter, 1990; 袁志刚,2000）、消费（武元晋,1988; Senesi, 2003）、储蓄（于学军,1995; Nakagawa,1999）、投资（Disney, 1996; 蔡昉,2004）和社会保障（Bonatii,2003; 刘永平,2008）等角度开展，采用经济增长模型（Masson,1990; 李军,2006）与数理实证（Davis,1995; 姜向群,2000）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由于研究对象、数据、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在研究结论上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老龄化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理性认识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消费与储蓄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老龄化与服务转型、产业升级以及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关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由法国人口学家皮查特执笔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被认为是系统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开山之作。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斯彭格勒合著的《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于1980年出版后，标志着老年经济学的真正确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政策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由此推动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快速发展。从梳理的现有国外文献来看，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投资和社会保障等几个角度开展。

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使得劳动力增长趋缓，劳动生产率提高，但资本回报率降低，经济增长受到制约。对2个发达国家劳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未来劳动力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相应增加0.6个百分点。Cutler（1991）提出总体投资可能随着老龄化而下降，因为劳动力下降使得资本广化的需求下降，研究中的模拟结果显示资本回报率从1990年的6.7%下降到2025年的3.5%。Disney（1996）

对24个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在1977-1992年期间，被赡养者比率和固定资本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Masson和Tryon（1990）研究认为老龄化产生的主要经济成本来自较低的劳动力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产出下降，特别是在日本和德国。Turner（1998）采用MINILINK模型，运用OECD国家的数据对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效应进行了模拟，预测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重，203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每年0.25%，欧洲为1%，美国为1.4%。

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储蓄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一般研究认为老年人的储蓄率要小于工作人口，当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后总储蓄率会下降。Leff（1969）对74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储蓄率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Kelley（1973）强调，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即使总抚养系数不变，两者的比重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到总储蓄率。Clark 等（1978）研究认为当人口老龄化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和上升的阶段时，对储蓄是有利的。Feldstein（1974，1977，1995，1996）的研究认为在美国和国际上一些代表性的国家中，没有基金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会减少私人储蓄，在对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资料的分析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减少了私人储蓄 60%左右。Nakagawa（1999）所做的调查表明，日本上世纪 90年代储蓄倾向有所恢复，部分反映了年轻家庭对养老金制度的不确定性心里增加，而老年家庭为健康护理费用而继续储蓄，甚至在他们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还在储蓄。

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群体的消费水平存在一定差异。1954年，莫迪里安尼和布卢博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相应的消费也就越高。索维（1973）对法国的研究发现，维持18岁以下人口、18-65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生活费用之比为 0.5:1:0.7 。Senesi（2003）通过构建跨世代的迭代模型研究发现，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消费倾向越大。也有学者对于该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其他重要因素，比如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而当考虑到这些动机的影响时，部分老龄人口上升并不一定会引起消费的增加（Hurd，1990；Carroll and summers，1991；Haque etal.，1999）。Heijdra and Ligt]lart（2006）认为老龄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应从长短期两方面考虑，短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下降将导致储蓄会有部分用于居民消费，从而社会总的消费会暂时增加；从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会通过生产函数的影响而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从而使人均消费下降，不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也可能会引发新的技术进步，从而抵消因部分的消费下降。因此，长期的净影响效果需要视这两个反向效应的大小而定。

此外，国外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较多的成果，系统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经济效应。Barro（1978）运用他的“中性理论”指出，社会保障有可能为个人的代际转移支付补偿，这样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Diamond（1977）的研究认为现代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具有再分配效应、克服市场失灵和主导性的功能；再分配效应具有代际内部和代际之间的特点，克服市场失灵主要是有助于解决个人养老投资机会的安全性缺失和风险识别等问题，主导性意义在于强制储蓄。Davis（1995）利用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养老金对个人生命储蓄的影响，他对各个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养老金对个人储蓄的规律性影响，基金制养老计划对个人储蓄的影响要依经济的具体情况而定。James Pemberton（1999）通过分析养老金改革对世界利率的外部性影响，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养老问题的国际间政策协调问题。Luca Beltrametti和 Luigi Bonatii（2003）通过若干个国家的动态博弈模型表明，如果一个国家通过代际间的转移来平衡现有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尽管会降低国内的储蓄，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存在溢出效应，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并不能实现促进世界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目标。

国内研究综述

1980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研究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篇名为《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是国内最早开始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献。但是，当时中国人口的主要问题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优先考虑的研究方向，直到 80 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才开始真正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1986 年袁辑辉主编的《老龄化问题》和邬沧萍的《漫谈老龄化》是我国较早探索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著作。

武元晋、徐勤（1988）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技术创新，同时还会导致消费模式和消费领域的变化，给经济

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厉以宁（1994）通过建立包含老年抚养系数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认为，从横向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同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变动关系，从纵向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而且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越来越严重。于学军（1995）从消费、储蓄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并随后对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他明确区分了老年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认为老龄化问题是包括老年人口、成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同时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则是单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老龄化问题，而存在老龄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经济学分析开始较为频繁的涉足人口老龄化研究。袁志刚、宋铮（2000）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我国储蓄率的上升，适当减低储蓄率可能是帕累托改进，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李军（2006）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引入到索洛增长模型中，建立了包含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方程，并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或零等不同的作用效用，而相关的政策选择将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效应。王金营、付秀彬（2006）研究发现，老龄化程度对于消费的影响分阶段呈现，人口老龄化初期对消费的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水平和结构都将最终对总的消费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王东海、袁芳英（2008）在跨期消费效用函数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加权变量，求解出了最优人均消费率，进一步得出反映各年龄层人口年均增长率变化对最优人均消费增长率变化影响程度的弹性系数。彭秀健（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认为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且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当涉及到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多数学者则表明他们的担忧。袁志刚等（2001）、贺菊煌（2004）等则分别建立了中国的跨期迭代模型，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考察养老金支出问题，他们的研究证实了人口结构的老年变化将不利于

储蓄的增加，而这将削弱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蔡昉等（2004）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的实现，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田雪原等（2006）认为中国老龄化的到来意味着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亏损”。蔡昉等（2006）在探讨“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时指出，“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与“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将可能形成比较优势的真空，从而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也有学者表达了对老龄化问题的乐观态度。姜向群、杜鹏（2000）的测算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将有助于提高未来消费水平，虽然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负担但同时也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张车伟（2006）在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时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是否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将主要取决于城镇化速度和劳动力素质改善的步伐。刘永平、陆铭（2008）认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和教育投资的上升，因此老龄化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具体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参数设定。

国外老龄化现状

按照联合国最新标准划分，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14%则可被视为“老龄社会”；若超过24%则是“超老龄社会”。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 2008年中期，全球65岁以上人口约为5.06亿，到2040年时，这一数字将达到13亿，届时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提高到14%，全球老年人口正在以历史最快的速度增长。全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变，而由此带来的老龄化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各国，有些国家甚至深陷老龄化危机。受人口结构、人口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老龄化在不同国家间显示出比较大的差异性。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08》显示，40年后全球老龄化程度与目前发达国家相当。分经济发展水平看，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最高，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次之，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总体上比较年轻。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近期是21.7%，40年后上升到32.5%，老龄化程度非常高。欠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近期是9.3%，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40年后上升到22.7%，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未来40年里，最不发达国家的速度最快，而发达国家的速度最低。从2009年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年增长速度是2.44%，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是1.07%，欠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增长速度是2.84%，最不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是3.56%。

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有四个特点：首先，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验是空前的；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第三，当前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才刚露苗头，由于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很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未来的老龄化矛盾将更加突出。第四，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性问题，只要生育率仍然保持在低水平，人口预期寿命继续延长，老龄化进程不会发生逆转。

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老龄化问题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头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在过去和今天所遇到的养老难题，中国在明天也会遇到。因此，了解发达国家养老改革历程和相关政策措施，对中国养老保障改革有着积极意义。

美国的老龄化问题

与其他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相比，美国的老龄化形势还不是很严峻，且老龄化进程也相对缓慢。虽然于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过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大量的移民作为劳动力的补充，美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长期以来并不是很突出。但随着911事件后从紧的移民政策以及7700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批进入退休的年龄，美国的老龄化形式逐渐严峻起来，由此引发的直接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基金、医疗保障基金的日益枯竭与财政沉重的负担。

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是美国两个最大的福利体系，两项保障制度的退休人口覆盖面高达90%。但随着人口压力的日益显现，两项基金的支出压力逐年增大，据美国信托基金托管理事会发布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信托基金 2009年度报告》显示，受老龄化的影响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会在2037年耗尽，而医疗信托基金将会在2017年破产，至于政府，2008年用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仅医疗支出，2007年美国政府的支出比例就高达45.5%，政府预算沉重不堪。

美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保基金和医疗保障基金的枯竭，可归结为以下四点原因：首先，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重造成了社保支付人群的大幅上升；其次，美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模式已落后于人口老龄化形势；再次，受金融危机的拖累，低迷的经济导致社保税收大幅减少，且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大幅财政赤字使其无力应对巨额的养老金缺口；第四是移民政策的从紧，使美国的劳动力增长受到限制，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老龄化形势。

美国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旨在扩大税源或减少支出，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举步维艰，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已提出了社保制度的改革计划，但是改革迫于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搁浅，一直到奥巴马政府，才在医疗改革上有了突破。本次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降低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在医疗支出上的增长速度，减少财政赤字。医疗改革计划未来十年花掉 8710亿美元，其中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新增税费和削减财政开支，为此美国政府将大量缩减为现存 65岁及以上老人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开支。据国会预算局提供的测算，截至 2019年，医疗改革法案将减少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1320亿美元。在美国深陷金融

危机的背景下，医疗改革会增加人们的税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对。雪上加霜的是，美国2009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给本次医疗改革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如何在保持财政稳定的前提下应对老龄化问题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

日本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只用了24年，老龄化进程相当迅速。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898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达到22.7%，为自195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女性中65岁以上者的比例首次超过25%。日本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形成这一趋势主要有三点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再加之日本是不接受移民的国家，长期以来，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日本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不仅是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巨额的养老金缺口也给日本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据预测，2012年日本的养老金会出现约4.3万亿美元的缺口。而日本政府对养老保险金的运作更是令人担忧，2002年日本的养老金基金收益率为-8.46%，为连续第三年出现亏损，截至 2003年3月底，基金亏损累计已达 60617亿日元。经济的持续低迷、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及日本民众对缴纳养老保险的抵制等，都大大加剧了日本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危机。

日本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比如扩大基金收入来源，提高政府财政对于基金的支出，提高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对增加基金收入、解决巨额基金缺口的燃眉之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对表面问题的修补，没有触动日本人口结构严重失调的深层次矛盾。老龄化的影响前文已述，出生率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每年新生儿数量减少，日本国民从 2005 年起每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意味着能够赡养退休双亲的子女人数和通过纳税维持养老体系的劳动力人数都在不断减少，这才是日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由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老龄化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寻求破解老龄化问题的途径，这样可能会陷入“越破解越严重”的恶性循环。

法国的老龄化问题

法国近乎自然化的生活状态，一周35小时宽松的工作节奏，以及发达健全

的医保体系，使得法国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去年男女平均年龄分别达到78.1岁和84.8岁，成为欧盟国家中紧随西班牙之后的长寿国。然而，在生命预期一次次被刷新的光环下，法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日显突出。

2010年，法国人口发展预期报告显示，2060年法国人口将达到7360万，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数达2360万，也就是说， 60岁以上老年人在法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同时，从2014年开始，20岁以下青少年在法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低于60岁以上老年人。

法国妇女现在平均生2.01个孩子，无疑将使不到20岁的青年人数继续上升，可是其在法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从25%下降至22%。据相关研究显示，从现在到2035年，法国中年人的平均年龄将从39岁上升到43岁，60岁以上的人可能增长80%，75岁以上的人增长2倍，85岁以上的人增长4倍以上。目前，法国百岁老人达1.5万，为40年前的13倍。而2060年，预计法国百岁老人可能达到20万。如果社会条件改善超乎想象的话，百岁老人总数甚至可能达到38万人。这种人口结构的演变倾向，将导致法国非劳动人口超过劳动人口。

人口老龄化将给法国社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对此，法国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数据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退休金赤字2010年预计为323亿欧元，2018年将达到423亿欧元。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福利型社会保障体系下，激励能力许可者的劳动参与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设法推迟整体社会“衰老”期。另一方面，法国自2007年起，制定实施了一项“夕阳红”计划，细化健康生活，注重疾病防治，提高技术务服，丰富社会生活等，进一步创造和保障老年人的幸福环境。

为起到“人口蓄水池”作用，法国一直实行积极的生育政策。妇女生育1个孩子每月可领到177欧元津贴至3岁。3年内若生2胎，孩子6岁前每月津贴达600欧元。生第三胎政府会负责孩子到18岁，每月津贴为900欧元。仅此一项，法国财政需支出830亿欧元。此外，法国的契约式同居制度使婚外生育合法化，也推升和维持了人口的平稳增长。

从“人才”移民到“人手”移民，部分满足了法国劳动力短缺之需。目前，法国的移民人数已超过600万，约占总人口的10%。外来移民特别是熟练技术人员移民，他们大多填补了一些法国不愿干又必须干的工作。根据《欧盟移民公约》

规定，法国正在收紧移民进入限制，变被动的“接受性移民”为主动的“选择性移民”，通过居留证制度最大限度地吸纳“贡献性移民”，目的在于缓解法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英国的老龄化问题

截至2008年底，英国65周岁以上的男性和60周岁以上的女性总人数为1158万，而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总人数则为1152万。同时， 英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过去30年里几乎增加了一倍，达270万。该国政府估计，到了2031年，英国的总人口将达到7100万，65岁以上的年长者将占总数的22%。为应对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英国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推迟退休年龄。2002年英国实际退休年龄男性是62.5岁，女性为60.5岁，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英国有关机构要求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延长到68周岁。目前，英国50-65岁劳动力的就业率已经超过50%，英国老年人就业率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的水平，是少数目前已经达到2010年欧盟目标的国家之一。

推进养老改革。英国养老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是降低公共养老金的待遇水平；二是发展补充养老金计划。英国公共养老体系主要包括两个计划，一个是国家基本养老金（BSP），覆盖全国居民，提供相当于平均工资15%的养老待遇；另一个是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SERPS），覆盖没有职业养老金计划的居民，提供相当于其收入最高20年中平均工资20%的养老金待遇。政府征收工资税为公共养老计划融资。上世纪70年代，英国削减公共养老支出，同时鼓励发展补充养老计划。削减支出的措施包括将国家基本养老金（BSP）待遇的调整标准从参照工资增长改为价格水平；将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水平由收入最高20年平均工资的25%改为20%；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政府支持补充养老计划的措施主要是提供税收优惠，由于政策得当，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参加了补充养老计划。目前，英国补充养老基金形成较大规模，相当于GDP的2/3，补充养老计划的广泛实施有效弥补了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下降。

养老产业私有化。英国养老产业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实现私有化，企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它们负责老人的家庭护理与保健，开办养老院收养行动不便的老人，建立疗养院为疾病缠身的老人提供食宿和全天候护理服务。英国目前有养老院和疗养院约1.8万家，护理机构近6000个，各养老机构2009年共收养近

40万老人。尽管企业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英国地方政府却是低收入者养老的“最终付款人”。地方政府的社保部门亲自参与一些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工作，并拥有和管理少量的养老院。例如，伦敦卡姆登区就有4家公办养老院，主要收养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

实施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在英国，国家不仅帮助失业者找到工作，而且，失业者在重新找到工作后，还会继续得到政府的帮助，直到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稳固的进步，从而彻底避免他们频繁地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在低工资边缘徘徊的现象。此外，英国政府和企业合作，实施“家庭友好政策”，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平衡，这些措施被视为“积极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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