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中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

Journalof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SocialSciences),Vol.10,No.3,Jul.2009

论元杂剧中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

黄贤忠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元杂剧中悲剧冲突的解决方式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荒谬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偶然性的事件常常成为解决冲突的关键契机;其二,神明鬼魂力量在悲剧冲突的解决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三,解决方式的非现实性;其四,解决方式的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这种消解方式荒谬性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民间的审美习惯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元杂剧;悲剧冲突;消解方式;荒谬性中图分类号:I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779(2009)0320405204

InCommentingtheAbsurdofTragedyConflictDispelWay

ontheYuanZaju

HUANGXian2zhong

(collegeof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mongyuanzaju,tragedyconflictresolvingwaysometimesisabsurd.Concretebe2haviorsare:first,thecontingencyeventoftenbecomeconflictsolvekeyturningpoint;Secondly,ghostandgodshasbroughtintoplayinstrengthsolvingintragedyconflictdecisiveeffect;It’sthree,therealityresolvingthewayismistake;It’sfour,thesumresolvingthewayantilogyareillogic.Thatthisdispelswayabsurdformationcauseismany-sided,thatcruelYuandynastysocietyreality,Buddhismthoughteffect,popularappreciationofthebeautyofChineseareac2customedtoallisthecausebringingaboutthisphenomenon.Keywords:Yuanzaju;tragedyconflict;dispelway;absurd

　　一、前言

长期以来,人们对什么是悲剧,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或恐惧之情,而只有一个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才能引起这种效果;[1]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一文中认为:悲剧是伟大的人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鲁

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这些著名论断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对悲剧不尽相同的认识。同样,对于元杂剧中哪些剧本才算悲剧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里我采纳张丹飞在《试论元杂剧悲剧的鉴别标准》一文中对元杂剧悲剧的定义。他认为,首先悲剧中的主人公必须是个悲剧人物,其次全剧的主体戏剧冲突

　　收稿日期:2008211212　　作者简介:黄贤忠(19702),男,重庆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　　　E2mail:blue9466@163.com

406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0卷　

必须是悲剧性冲突,再次戏剧的悲剧性情节的长度

应该占据该剧情节长度的四分之三以上,最后要考

[3]

虑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实际显示出来的主旨。由此判定元杂剧中有《窦娥冤》、《赵氏孤儿》、《西蜀梦》、《替杀妻》、《介子推》、《汉宫秋》、《梧桐雨》、《豫让吞炭》、《东窗事犯》、《贬黄州》、《青衫泪》、《荐福碑》、《哭存孝》、《五侯宴》、《鲁斋郎》、《生金阁》、《潇湘夜雨》、《货郎担》、《朱砂担》、《冯玉兰》和《霍光鬼谏》等21种悲剧。这21种剧本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重点讨论的是元杂剧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但并不意味着元杂剧悲剧冲突消解方式都是荒谬的,而是说有相当数量的剧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这种荒谬的存在。

将其解救,随即李从珂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杀了仇人,救出母亲。《潇湘夜雨》中也是如此,张翠鸾与父亲遇难都碰巧被人救起,大难不死之后两人又再度巧遇于临江驿,最后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女儿主持了公道。

其二,非现实的神明鬼魂力量在悲剧冲突的解决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窦娥冤》中,窦娥的冤情得以平反昭雪,主要是依靠她自己的冤魂向碰巧来此做官的父亲陈述了真相,才使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生金阁》中郭成冤魂不散,向包拯陈述冤情,包拯将庞衙内处死为他报了仇。《朱砂担》中王文用也是冤魂不散,最后由东岳太尉做主,将坏人白正押去丰都受苦。诸如此类的解决方式还可见于《东窗事犯》、《冯玉兰》等剧本中,这些悲剧的主角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鬼魂神明的帮助才给现实的悲剧挽上了报仇雪恨的尾巴。

其三,解决方式的非现实性。这种非现实性除了表现在依靠鬼魂神明等非现实力量解决冲突以外,还表现在对现实力量的利用上。比如《鲁斋郎》一剧中,包拯在知道鲁斋郎的种种罪行之后,苦于皇帝对鲁斋郎的宠爱,巧妙地利用“鱼齐即”和鲁斋郎的字面相似,以此骗皇帝在诏书上签字,从而“聪明”地处斩了鲁斋郎。但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除非是做白日梦,皇帝的诏书怎么可能让你去随意加点篡改。还有《青衫泪》中白居易巧遇已经嫁做商人妇的裴兴奴后,就能随便把她带走,而这个荒唐的举动竟会得到皇帝诏书的肯定。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其四,解决方式的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这种不合逻辑既表现在情节发展的安排上,也表现在宣扬的主题和情节的对立冲突上。在《贬黄州》中苏轼被贬官黄州之后受尽折磨,后来仅仅只是因为皇帝突然想起他,就把他召回。《青衫泪》中白居易的爱情悲剧源于皇帝对他的贬斥,最后又是皇帝让他升官并让他重新获得了爱情,剧情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让人理解那个昏聩的皇帝是怎么由一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变成了圆满结局的保护神的。这样不合逻辑的情节在《哭存孝》中也同样存在。真正致使李存孝死亡的人就是李克用,而最后李克用又莫名其妙地为李存孝报了仇。除了这种情节发展上的非逻辑性以外,更大的矛盾还在人物的举动和其弘扬的主题的冲突上。身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他的爱情悲剧竟会源于一个商人的诡计,这样的情节已经很荒唐了。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白居易竟

　　二、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的具体表现

　　纵观上面列举的这21种悲剧,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生活、爱情婚姻、伦理道德、人生命运四个大的方面。如果根据时间向度,又可分为元代现实和历史传说两个大的领域。很明显这些悲剧的起因和内容应该是复杂多样的,同时这些悲剧的结局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上面的21个剧本中,对于悲剧冲突的解决方式,表现出高度的雷同和荒谬性,具体来说:

其一,偶然性的事件往往成为冲突得以解决的关键契机。在上面这些悲剧中,冲突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些偶然事件的出现,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出现才使得坏人终于受到惩罚,好人终于得以报仇或脱离苦难。倘若没有这样的事件,最终就会出现坏人好报、好人倒霉的结局。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偶然事件发生或出现的概率是很小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些极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却往往成为这些悲剧冲突得以解决的重要前提。比较突出的例子如《风雨像生货郎担》中,李彦和家破人散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完全依赖一系列的巧遇,正是这些巧遇才让家人团聚、并惩罚了坏人。首先是李彦和巧遇奶母张三姑,尔后是他们二人与李春郎的巧遇。而相认的原因是李春郎把关于自己身世的卖身文书当成揩油纸随手给了自己的父亲,由此父子相认。更巧的是两个仇人也碰巧犯事被抓,一并被处死,到此家人团聚、大仇得报。还有《五侯宴》中,李从珂的生母正要自尽,李从珂碰巧出现

第3期　　　　　　　　　　　　　　黄贤忠:论元杂剧中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407

然能随便带走他人的妻子来成全自己的爱情。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想表现白居易追求爱情的合理性,但却用了一个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解决冲突,这样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成了解决方式和剧本主旨的巨大对立。作者一方面否定了破坏婚姻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抢妻行为,一方面又肯定了白居易和裴兴奴对爱情的追求。而白居易的不正当手段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这个皇帝却又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这样的悲剧解决方式同样让人觉得荒诞不经而且不合逻辑。

义的主旨的必然矛盾。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在统治者看来如同草芥,破坏一个家庭或者是杀死一个人都是很平常的事。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又“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4]可见元代社会统治非常残暴,汉人的生命和财产没有任何的保障。在现实社会中,《窦娥冤》、《鲁斋郎》、《生金阁》、《货郎担》、《朱砂担》等一系列悲剧的主人公面对悲惨的结局,除了默默承受别无他法。但是作为被百姓喜闻乐见的杂剧又不可能安排一个歌颂邪恶的结局,于是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和痛苦就只能借助那些看似荒谬的怪力乱神来消解了,对恶人的惩罚也只能依靠神明和鬼魂等非现实的力量来实现。这也反映了元杂剧悲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悲剧不仅要对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予以暴露,而且更要试图进一步寻求精神和道义的解脱和胜利。

其次,佛教思想和因果报应说在民间的广泛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元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为宗教宿命论思想的盛行提供了肥沃的现实土壤。据《佛祖历代通载》和《至元辩伪录》记载,元宪宗八年,佛道进行了第一次辩论,结果道教失败,在以后的较量中,佛教总是居于胜利者的地位,尤其是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官方最为推崇的宗教。元朝统治者建佛寺、佛像、免租税、封帝师,一时之间,宫廷内外皆修道果,朝野上下悉习密法,藏传佛教遂跃居众教之尊。元代的皇帝不但极端礼遇宗教领袖而且自己躬身皈依佛法、接受灌顶。忽必烈还鼓励后妃、太子、皇亲国戚接受帝师灌顶,太子需经帝师灌顶方可登基。而且,忽必烈还“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而作为传统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道德,由于政治、民族和科举的停止等原因,孔孟思想对现实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对于广大的市民百姓来说,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说自然成了脱离现实苦难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们在现实中不能解决的矛盾和仇恨,只能曲折地通过鬼魂报应等方式在另一个世界中解决。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国乱无政,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于神……于是赏罚之柄,乃移

[5]之冥漠之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佛教思想中的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一方面影响了杂剧的观众,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剧本作者,所以元杂剧悲剧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借助鬼魂神明来复仇的安

　　三、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的形成原因

　　虽然在元杂剧悲剧中,有相当部分的悲剧冲突在解决方式上存在着这种荒谬性,但是如果把这21个悲剧先根据时间向度分为历史传说和元代现实两大类,再分别根据题材内容分为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爱情婚姻、人生命运四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消解方式很荒谬的悲剧主要集中在反映元代现实的政治生活题材方面。与之相反,那些属于历史传说的政治生活题材的悲剧,其冲突的解决方式往往是令人信服且合乎逻辑的。比如在《赵氏孤儿》、《豫让吞炭》等取材于历史典籍的剧本中,人物的行动和剧情的发展都非常的合乎逻辑,悲剧的结局也真实可信。而反观那些反映元代社会政治生活题材的剧本,除《冯玉兰》一剧中,冯玉兰的报仇方式还算合理外,其余《窦娥冤》、《鲁斋郎》、《生金阁》、《货郎担》、《朱砂担》等剧本都具有这种荒谬性。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荒谬性又更为显著地出现在那些有报仇雪恨要求的悲剧冲突中,而在《替杀妻》、《潇湘夜雨》这两部反映伦理道德题材的剧本中,这种荒谬性基本上很少出现。尤其是《替杀妻》一剧中,张千为了救朋友不得已杀人,后又主动自首、舍身取义,其悲剧冲突的最后解决是用张千的死来成全道德的胜利。而《潇湘夜雨》中虽有太多的巧合,但冲突最后的解决是张翠鸾原谅了负心的丈夫,这样的结局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是反映元代现实政治生活的剧本,通常都会出现这种荒谬性,尤其是有报仇雪恨这样的结局安排的。很明显这种荒谬性的出现与元代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荒谬性实质是残酷现实生活和弘扬正

408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0卷　

排。

最后,中国古代民间的审美习惯也是重要的原因。观众和剧本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观众的兴趣和品位直接决定了剧本的价值取向和结构安排。大团圆、清官梦、惩恶扬善几乎是中国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式。对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里概括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6]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之传奇文》里也说道:“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7]所以不管报仇雪恨在现实中是如何的不可能,在《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还是杀了陷害窦娥的坏人为她报仇,有权有势的鲁斋郎和庞衙内最后都被清官包拯所杀,甚至位极人臣的秦桧在死后也终于在阴司受到惩罚。这样的解决方式固然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但审美理想和现实社会的矛盾终究还是解决不了,所以解决方式荒谬性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

此剧的浪漫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人鬼恋情的描写。此外,利用偶然性的事件解决冲突对明末清初传奇创作的影响更大,“求奇求巧”的歪风来源于此。其主要表现为创作者过分强调偶然性,把作品故事内容情节的发展建立在误会、巧合等种种手法的运用之上,并以此来显示作品的传奇色彩。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晚明阮大铖的《石巢四种》。像《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尤其是《春灯谜》,几乎通篇是巧合与错认。在此影响之下,一些优秀的戏曲家,如李渔、吴炳等人也不能例外。他们的作品如《风筝误》、《玉搔头》、《巧团圆》、《绿牡丹》、《西园记》、《情邮记》等也或多或少染此弊病。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3.[2]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

[3]　张丹飞.试论元杂剧悲剧的鉴别标准[J].贵阳社

会科学,2005(11):1202122.

[4]　(明)宋濂等修.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5]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M].黄汝成,集

　　四、对后世戏曲创作的影响

元杂剧在处理悲剧冲突方式上的荒谬性,对后

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杜丽娘为爱离魂、死而复生的浪漫故事,就是利用鬼魂的力量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

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　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引[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5.

[责任编辑　耿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