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顾维钧_国联外交_考察_张玮

第30卷第1期　　　JournalofShanxiTeachers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Jan.,2003Vol.30　No.1

三十年代顾维钧“国联外交”考察

张玮,岳谦厚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摘　要: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职业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家,亦是人类追求和平与秩序、公理与正义的代表。其国联外交思想之发生、发展及其具体运作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势密切相关,但却难以因应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特定的政治环境,故遭到时人乃至后人的强烈批评。本文将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以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估价。

关键词:顾维钧;国联外交;和平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1-0115-07

顾维钧不仅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力倡导者,也是其有力维护者和实行者。从其参与或主持民国外交的全过程看,除1914年9月日本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侵犯中国中立国权利时,主张以武力对抗日本外,始终主张以和平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外间的一切争端,而其中他敦促政府所采取的无论积极的军事抵抗还是消极的抵货运动,均服从于他的和平外交目标。而从其和平主义外交的基本走向看,主要围绕“国联外交”展开,而本文所考察者仅及“九一八”至“七七”事变这一历史阶段。

一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顾维钧就依据其在美国收集的各种信息,向北京政府提出报告,建议成立某种世界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他认为:“参加这样一个世界组织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缺乏一个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能够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中国

[1](P163)。当过去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尽了苦头。”这也是一个“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他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支持美国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组织案时,他在未

取得北京政府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便予以大胆承诺[1](P169-170)。他作为中国全权代表抵达巴黎后,将相当精力投入对国联问题的研究,并写出两个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阐述了建立新

收稿日期:2002-04-11

作者简介:张　玮(1969-),女,山西临汾人,现为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岳谦厚(1969-),男,山西偏关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15—世界组织的原则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支持的理由。这一问题当时在中国朝野乃至外交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顾维钧可能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

由于顾维钧对组建一个世界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的极大关注,以及他对这一组织的深入研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遂指派其为巴黎和会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惟一的中国委员,参与盟约的起草和国联的创建工作。1920年国联正式成立后,顾维钧出任国联中国全权代表及其行政院中国代表,积极敦促国联主持公道,帮助中国收回各项权益。

1931年,日本乘中国内乱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此深重的国难关头,历史再一次将顾维钧推向民国外交舞台(1928年国民政府曾下令通缉顾维钧)。

事变发生后的次日清晨,张学良紧急召见顾维钧,商讨如何应对所面临的严重局势。顾维钧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找日本旅顺总督,并且也找当时南满

[1](P414)纵观两项建议,前者在他看来,“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日本前首相。”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深刻的亚洲和国际危机,其因果关系所在“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问题,此

问题之解决,与世界前途实有重大关系,与欧洲之军缩问题,尤有莫大影响,国际和平之诸种保障,如非战公约、国联盟约,皆与此问题密切相关,而如美国最著名之成绩,所谓九国公约者,其第一条即曾规定应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土地与行政之完整,今乃发生如斯之局势,则该公约之自身,于此殆为一最严重之试验也”。这一问题的国际性在于“满洲在国际交通上地理重要,若为他国占领,则国际势力均平必见破坏,而沿太平洋岸各国之地位,必发生重大危险,且势必引

[2]。起国际战争”也即半殖民地的中国,列强在华拥有巨大的利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使战争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必然引起在中国拥有广泛利益的世界大国的强烈反应。诉诸国

联,一方面在于操纵国联和对国联发生影响作用的英、法、美等国,正是在华拥有广泛利益的西方大国;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于国联将问题公诸于世,引起世界注意和同情,或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后者主要目的是探听日本意向,寻求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这是因为顾维钧认为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从某种意义讲,不能指望有多大结果或立即产

[1](P414)张学良为了使生任何效果。国联那样的机构,对满洲局势不会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

南京国民政府承担起解决事变的责任,采纳了第一条建议,决定依赖国联,听命中央。

9月21日,蒋介石由“剿共”前线南昌返抵南京,当即召开会议,主张一面以日本侵略东北事实,诉诸国联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一面团结国内,共赴国难。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外交的研议机构,由戴季陶和宋子文分任正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3](P281)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同时听信国联公断处理。同日,中国国联代表施肇基根据国民政府训令,将日本侵略东北事实,提诉国联,请求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国联自此开始长达一年半之久的中日问题的处理。国民政府将“九一八”事变视为一国际问题,其处理方针,力图通过诉诸国联之措置,使之国际化,希望借助国际外交途径迫使日本放弃侵略政策。

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与顾维钧的建议有密切关系。据顾维钧说:“沈阳事变发生后,国联对中国的关系显然应该立即变得更为明显之际,把九一八事变提交国联这一行动,也并非由政府主动采取的。当时是我向张学良将军提出了建议。”自此,“官方与社会舆论都忽然将注意力和希望转向国联”。而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既不完全拥有必要的文献,也没有足够—116—的干练人员来对国联所面临的各种不同国际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加之外交部长一职变动过于频繁,政治动荡不定,这就难以确保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或者在正常情况下对国联的动态予以充分注意。”[4](P52)时任外委会委员的颜惠庆也说:“顾维钧博士到南京后,当亦被邀参加所谓‘对日特种委员会’,贡献意见。党国要人熟知顾氏洞悉国联历史,及其内容,历年参加国联工

[5]作,尤富经验。对于中日纠纷,提交国联,所获调处(Intervention)的可能性,体认必多。”(P165)此可为顾维钧所言之一佐证。

顾维钧的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当局有所差异。中国将中日争端问题提诉国联后,国联行政院先后发出一系列制止事态扩大的通告和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但日本认为“国联盟约不能适

[6],也即日军的军事行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日)决不能接受国联决议之调停及裁判”动“纯属自卫”,且限于一地方事件,应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求得解决,反对国联或第三者

介入此次争端。10月26日,日本发表声明,提出指导中日直接交涉的基本大纲,作出愿同中国直接谈判的姿态。27日,日本将此大纲正式提交国联。顾维钧分析日本声明书,认为:“日方似已稍让步,将其基本大纲与撤兵事宜并为一谈,准备与吾国开议,如果日本诚意转圜,不难就其

[7]显然,顾维钧倾向于同日本直提议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于吾国主张途径,以免僵局。”接谈判。在他看来,“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组成的行政院,

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才行。”“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4](P417)顾维钧当时还有另外的考虑,即“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末就正中日

[1](P417)。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同时,他看到日本坚持直接交涉,“似为日本固定方针,而其陆军盘据辽、吉相机扩大,其海军驶入我江海要口以示威,各处侨民复游行

以寻衅,是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以图解决。我方若不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办法从容逐步应付,转瞬之间失却国际同情,而形势转趋严重,单独应付更感不易。进退维谷,危险

[7]。惟蒋介石认为:“更不堪设想”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

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

[8](P1226)指导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外委会的大多数成员同蒋介石抱同一观即可不必存在。”

点,认为东北已经诉诸国联,日本应当遵守国联决议,反对任何条件下的中日直接谈判。这样,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怀有对国联过高的期望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国联能够依据盟约制裁日本的设想上,拒绝了对日本的直接交涉。而当时国民党内部和在野的抵抗派及共产主义反帝派则顺应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主张直接对日宣战。其结果诚如颜惠庆所言,这一“和解的主张,及一切切合实际的想法,在当时均难孚‘众望’,‘不为人们所闻’,致不幸之事件,连续产生。一方因未曾遭遇抵抗,而益长其侵略勇气,一方则完全依赖虚有其表的国联,‘守株待兔’,一筹莫展。”[5](P165)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有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一面。

由于中国拒绝同日本直接交涉和国联的软弱无能,日军继续进军,南下向锦州推进,北上到达吉林,甚至进入黑龙江。蒋介石在处境维艰的情势下,于11月下旬极迫切地邀请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以缓和因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而产生的巨大压力。顾维钧鉴于国联形势恶化,锦

—117—州告急,遂于25日向国联和英、法、美三国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即在中日驻军之间设立一“中立区”,在国联行政院权力之下,由英、法等中立国军队驻防并由日本向英、法、美及国联保证不进攻锦州,以保全中国的行政权。26日,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政府请求,同意在锦州一带设立“中立区”的方案,作为国联观察员的美国亦欣然同意。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国内舆论界的强烈抨击,加之,英、法、美等国以“驻军军队不敷分布”而不予提供保证和日本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国民政府被迫于12月4日电请国联取消这一方案。7日,国联行政院宣布放弃此项计划。顾维钧遂于22日辞去外长之职。

顾维钧有锦州中立化之设想,源于英、法、美三国之劝告,三国极力主张中日两国应在锦州地区避免冲突,以免破坏和平进程。顾维钧对各国劝告反复运筹,也认为:“锦州一隅如能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日本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帮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

[7]又认为“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军事不停止,怎么能够谈外交呢?锦州中立之议,是为暂时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用外交谈判”[9]。顾维钧此举显然在于阻止日军继续向关内

进军,希望在英、法、美和国联干预下,以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调至山海关以内作为交换条件,以维护平津两地及华北地区的安全。从外交角度而言,锦州中立化是当时客观现实状况下所允许的实际可操作性方案。列强在华势力的种种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也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走向,它无不影响着任何一个外交家的思维定势。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分裂、动荡、混乱和国库匮乏迫使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十分虚弱的地位,严重制约着外交家们能否推行强国外交的操作度。中国不能以实力阻遏日军的侵略,采取一个缓和局势恶化的计划,自然成为外交上的一个可供选择。

二

顾维钧辞去外交部长后,本其关心国事之初衷,继续为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而努力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1932年3月又出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赴东三省调查日本侵略事实。10月,出任中国驻法公使、国联大会及行政院中国代表,其主要使命,即为中日争端问题,特别是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而进行外交努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国联的外交活动更加紧迫和艰难,先将日本全面侵华事实诉诸国联,继则倡议和支持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请求国际社会承担起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责任,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并据此采取一致的反侵略行动,予中国以道义上和物质上之援助。其间,顾维钧基本上是国联中国首席代表(1932年至1933年一度为颜惠庆,顾维钧其时为第二代表),且为国联理事会第十四及第九十六届会议主席、1937年北京会议中国首席代表,“对于中国外交阵线之加强,确曾发生关键性之作用”[10]。“至于我国对日本的声诉,虽然舌敝唇焦,外交上不断努力,差不多费了国联半生光阴,然从未

[11](P168)。发现解决争端的曙光”中国先在凡尔赛——华盛顿和平体系失衡中失去东北,接着又因世界失去和平体制而引来一场“万劫不复之大祸”,国联及其倡言的和平主义精神实际成

为“绥靖主义”的形式和内涵。

顾维钧在这一时期的国联外交,明显地是以国联主义和原则而经由和平的协调方式来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国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和平组织,其本身自创立之始就有着严重的弱点,在实质上以保证欧战战胜国既得利益的现状维持为主要目的;在构成上由英法两—118—个西欧大国居于控制地位,将苏联排斥在外(1934年入盟,但受英、法牵制,作用不甚明显),又没有美国参加,且任何切实而有效的措施在事实上理论上之推行均为不可能;在组织和程序上理事会和大会权限不分,且任何决议均须以“全体一致通过”为条件,即每个会员国都有否决权,大大限制了国联职能的发挥,失掉了采取有效行动的灵活性,使得许多延缓和制止战争爆发的议案无法通过[12](P692)。这些致命弱点使国联自成立之始,就缺乏作为一般国际组织的权威和效能。

国联尽管先天不足,它毕竟是理论上的国际和平机构和制裁机构,负有维持世界和平的重大任务,而依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则构成其执行和平任务的一项主要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等多边国际公约的签订以及各国人民向往和平的潮流所形成的某种拘束力,曾赢得了10年的世界和平秩序,国联除进行增进社会合作和福利以及敦促各国实行普遍裁军等工作外,基本上就没有受理过犹如中日冲突这样严重的国际争端,中国将“九一八”事变提诉国联,是为理论上外交上之合理途径,可以作为国际间有无正义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制裁横暴,确保国际和平之试金石。诚如顾维钧所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将是对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是否能为国际关系之健全原则和确有保障世界和平之效力的考验。“和平公约能否实行,世界前途如何,现均成为问题。”[13](P466)

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联已在中日“九一八”争端、意阿战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问题处理上显露了其软弱无力或行而无效,无法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而顾维钧仍主张向国联提出申诉,似有迷信国联之嫌。其实不然,这一行为导因于顾维钧一贯之主张,即促成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参与中日冲突问题的解决,挫败日本企图“直接交涉”的阴谋。他求助于国联及有关条约组织(如九国公约组织),意图在使中日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议题,在国际讲坛上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唤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他说:“中国并非不知国联软弱无力”,“不能指望国联采取象制裁那样的有效措施,但还是急于将问题提交国联。而且国际联盟是中国能将日本侵略这一严重事件向上提交,并公诸于世的唯一机构。盟约有一个原则,即国际联盟可以宣布谁在侵略,然后据此采取反对侵略的一致行动。即或没有这种一致行动,只发表反对侵略的正义宣言也是有帮助的……这样做,为的是至少打个基础,有个合乎法律的依据,一旦客观情况有所改善,也许能为实现制裁铺平道路”,或“在情况发展到可能实施一些行得通的措施时,能以它作为依据”[4](P463-480)。1937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的远东顾问委员会两个报告和一个决议,及其建议于11月召开的九国公约组织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尽管没有明确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也没有给予中国任何实际支持,但它们表达了中国握有正义和公理两个武器的含义,使全世界清楚地了解了中日冲突真相,世界舆论导向中国。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所获得的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这种支持犹如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分析所言:“舆论上之同情在国际战争上,往往发生不可思议的助力”,“国际联盟会员六十余国,其心理上之同情与精神上之援助,其力量亦不可忽视”

[14](P348)。道义上的支持必然成为物质上援助的先导,历史演变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三

顾维钧主张以和平的协调方式解决中日冲突问题,这与国联对国际争端从政治解决的工作性质及其精神是一致的,也与英、美所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并行不悖。他认为国联是为维护

—119—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应对国联的权威和合法性予以捍卫和保护,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及其他国家,都应遵守《国联盟约》规定,遵守国联决议,遵守《九国公约》等国际公约。1937年9月21日,顾维钧在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地表达了此点,他说:“日本大规模侵华及其所犯罪行,实已违背了国联盟约以及国际公法、非战公约,必须加以谴责。远东局势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不仅对中国的安全、幸福和前途有极大关系,而且对国联的将来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讲道义、讲法律,国联都没有不能履行其盟约义务的理由。为了国联的威信和存在,为了和平、保卫和平是国联本身存在的理由。面对像目前远东这样严重的局势,各国完全应当推动国联公开谴责这种对国际法、对盟约义务和对正义与人道的基本原则的公然破坏,并采取最切实可行和最有效的援华办法。他还以人道主义名义,为中国的正义,为世界和平,呼吁委员会不要让重要的问题误于错综复杂的程序,应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15](P95-99)。11月22日,他又在九国公约组织会议上强调指出:“目前远东之冲突,很明显的为一国对于其余各国破坏条约之行为,因此会议之任务,亦至为明显,即考虑在此种状态下各国应采取之共同态度是也。”而“在过去两年以来,世界之事变所已晓示者,即各国虽有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法律治安之志愿,但均踌躇或拒绝对于一致行动之作积极之赞助。其结果则非但未能阻止,反已助长促成暴行与紊乱。”中国“可向各国宣示者,即中国将继续竭力奋斗,非但尽其九国公约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国家之一之义务,并将尽其为国际间爱好和平国家之一之天职。”责问与会各国代表:“以君等国家无限之资源及力量,岂君等尚不能采取一种积极之行动,即使系属间接者,对于维持法律治安以及世界之安全及和平尽其一分子之力量乎?”[16](P678)顾维钧坚持国联主义和原则,强调英、美国际协调主义,似乎与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形成一对矛盾,锦州中立化方案之提出就是一个显例,此方案在当时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认为这一行为是“卖国”。究其实,日本图谋“打破现状”而觊觎锦州,中国则为“维持现状”而保存锦州,因此,顾维钧认为国联对中日两国的提议是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的,是可以接受的,它至少能够对那些热衷于军事冒险的日本军人产生一种拘束。这从外交意义而言,其本身并没有错,所不足者是在操作过程中没有顾及到民众情感并对其加以正确引导。

顾维钧是一个完全的国联主义者,忠实拥护国联,其根本在于:他认为国联是为和平而创立的国际政治组织,利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反之,从民族利益出发,需要依赖国联。再者,他认为“国联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历代理想,最多符合,自孔子到宋儒,鼓吹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理想,不遗余力,国联的精神,即是中国文化的精神”[13](P466)。

旧国联虽与后来取而代之的联合国不能相提并论,两者差异悬殊,但不能因之否认其同样负有维持国际和平的重大使命,它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与联合国有明显的共同之点。二战之前,人类期待达成和平,尚需借助国联,因为那是当时唯一的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这就是顾维钧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2]顾维钧向欧美各报发表东北问题宣言[N].大公报,1931-10-22.

[3]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A].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1)[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

[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0—[5]颜惠庆.颜惠庆自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6]东北日祸反响录[J].国闻周报:8卷39期.[7]张学良致顾维钧密电稿[J].台湾传记文学,48,3.

[8]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25次会议记录[A].罗家伦.革命文献:第35辑[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影印

版。

[9]顾维钧.顾维钧对民国史几个问题的自述[J].台湾传记文学29,(5).[10]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J].台北传记文学:30,(5).[11]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12]周鲠生.国际法: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3]“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2年1月至6月)[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14]“中华民国”外交问题委员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M].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委员会,1965.[15]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16]“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至12月)[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7.

AStudyonGUWei-jun'sDiplomacyofthe

LeagueofNationsin1930's

ZHANGWeiandYUEQian-hou

(DepartmentofHistor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China;DepartmentofHistory,ShanxiTeachersUniversity,Shanxi,Linfen041004,China)

Abstract:GuWei-junwasawell-knownprofessionaldiplomatistandinternationalpoliticianintheRe-publicanperiod,atypicalrepresentativefiguretoseekthepeaceandtheorder,theaxiomandtheright.ThisessayattemptstoexplorethedevelopmentandtheconcreteoperatingprocessofGu'sdiplomaticideologyoftheLeagueofNations,especiallyin1930's,andtriestomakeacorrespondingevaluationasareferencefortheeffectiveoperationofcontemporarydiplomacy.

KeyWords:GuWei-jun;DiplomacyoftheLeagueofNations;Pacif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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