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_景晓强

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景晓强

(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南充637002)

①

　　摘　要:20世纪初,世界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互动机制(如多边组织、会议、条约)解决问题,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因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倡导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同时,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精通国际法,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巧妙掌握“原则”与“让步”的分寸,为收回国权、声讨侵略、争取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尽管多边外交有不尽人意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外交家利用多边外交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顾维钧;民国;多边外交中图分类号:K25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3)01-0061-05WELLINGTON,KOOANDMULTILATERALDIPLOMACYOFTHEREPUBLIC

JINGXiao2qiang

(HistoryDepartment,SichuanTeachersCollege,Nanchong637002,China)

Abstract:Duringtheearly20thcentury,worlddiplomacycameintoanewera.Infaceofcomplicatedinternationalrelations,moreandmorecountriestendedtosettleproblemsbyinternationalnegotiatingmechanism(e.g.multilateralor2ganization,treatyandconference).Thefamousdiplomat,Wellington,Koo,advocatedmultilateraldiplomacyactively.Astherepresentativeof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hehadagoodmasterofinternationallawandkeptthebalanceof

“principle”and“compromise”andmadegreatcontributiontoreclaimingsovereignty,condemningJapaneseinvasionofChinaandbetteringthesituationofChinaintheworld.Althoughmultilateraldiplomacyhasmanyshortconings,wecannotneglecttheworkofthediplomatforimprovementofthestatusofChina.

Keywords:Wellington,Koo;theRepublic;multilateraldiplomacy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著名的外交家。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正好赶上了一个多边主义外交兴起的时代。所谓多边主义,从体系层面上讲,可以表述为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以普遍行为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互动方式。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实践活动,多边主义是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的新现象。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以一战和国联的成立为起点,以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理论基础———强调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开始实施高透明度的多边外交[1](p9)。一战后,多边主义外交理念为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接受,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的建立,而且反应在多边会议之频繁和多边条约之众多上。换言之,一战后,通过多边对话机制,依据国际法规,相互尊重,协商合作解决国际问题的透明多边外交成为世界外交的新潮流。这种多边互动方式给予各国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和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的对话机制。顾维钧因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倡导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同时,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精通国际法,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巧妙掌

①收稿日期:2001-11-15

作者简介:景晓强(1979-),女,山西运城人,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6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2握“原则”与“让步”,为收回国权、声讨侵略、争取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不难看出顾维钧对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视与推崇:经常作为中国政府代表通过多边机制解决中国外交问题,充分利用多边外交活动,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折樽冲俎。

11顾维钧与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力争国权是其外交生涯中的重点之一,也是学术界关注已久,也做了足够肯定的主题。从多边外交角度上来讲,巴黎和会前,甚至在欧战期间,身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就一直关注国际关系的风吹草动。在他看来,探询和研究协约国各国政府关于战后建立一个确保未来世界和平的组织和世界新秩序的动向,对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战后的和,会对中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应该趁此争回一些失去的权益,谋求在国际社会中某种程度的公平待

[2](P51)遇”。为此,他在驻美使馆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与战后和会有关的问题,并建议北京政府及早准备,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策略,

[3](P164)

如“赖美为助”。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4]P111势力必更见扩充”“,美国政府必将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议和办法,这对英、法政府必然影响极大,故而对中、日两国也将产生影响。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3](P165)美国的支持。”他多次走访美国国务院,以争取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在北京政府还未定下参加和会的统一方针时,顾维钧就向美国国务卿蓝辛提交了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其中包括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2](P52)。会议之前,作为中

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同时根据和会所遵循承认各国民族领土完整原则及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要求日本将战时从德国手中占领的山东归还中国[3](P272-284)。

当和会不能满足中国的合理要求,而极为脆弱的中央政府无力对签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时[6](P131),顾维钧毅然决定拒签和约。

巴黎和会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合理要求的多边会议,尽管实际收效不大,但顾维钧功不可没。他因应多边外交的时代潮流,对巴黎和会予以超前的关注和精心的准备。他娴熟运用国际法,为中国人民的主张作了无可辩驳的法理上的论证,向国际社会表白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同时又具有现实主义者的睿智,借助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力争实现中国的目标。而拒签和约的大胆决策体现了他在多边外交中高度的原则性和民族使命感。顾维钧在和会中的一系列杰出表现震撼了西方外交界,巴黎和会是一次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中国的多边会议。而顾维钧则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21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巴黎和会后,顾维钧仍关注着通过诉诸国联或国际会议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得知英国欲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时,他认为此事对中国有重要意义,遂立即向外交部建议:此次会议“在我无论究能加入与否,

[7](P309)

似宜及早筹备为得”。未雨绸缪,顾维钧对多边外交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1921年7月4日,顾维钧拜访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就华盛顿会议事项与其进行商讨。顾维钧表示中国政府肯定会很乐意接受会议邀请,并在会上提出修改关税和收回租界地要求。他还主动提出山东问题,询问是否包括在会议之中,寇松答道,山东问题主要是中日间的问题,但可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讨论。顾维钧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英国摆脱英日同盟的束缚,成为远东公正的仲裁者[8](P308)。这些举动难免给人以越俎代庖之感,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顾维钧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怀。顾维钧与寇松谈话不久就向北京政府作了汇报并力主及早准备。顾维钧当属这次外交活动的最早推动者之一。当北京政府获得华盛顿的正式邀请后,顾维钧提出关于中国提案的自己的一系列主张:根据求实际而不贪多的原则,

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他在会议召开前草拟了一项计划,包括“: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界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七、恢复中国关

[5](P170-171)

税自主”。其中大多数提出后就被西方列强以与和会无关为借口被拒绝讨论,但是这些要求的提出向国际社会表白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为以后真正实现收回主权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为中国参加会议争取更多的席位,四处奔波。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抓住机会,在有关问题上力争积极主动,如在山东问题上,政府指示:“关于山东之事,中、日两国代表应互相协商,取得同一步调”与政府的这种随机应变求得中日妥协指示相异,顾维钧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以铁

　第1期景晓强: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63中国在这次多边会议上的要求应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包括尊重中国主权与完整、门户开放等原则,乙部包括重提巴黎和会未遂之愿望如解决山东问题等具体的事项[7](P333—334)。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十项原则基本涵盖了顾维钧大部分主张。与政府的以中日亲善为“首图”之事,在美日之间保持中立的指示不同,顾维钧积极利用美日矛盾,以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制约日本在中国的扩张[9](P26-27)。在会议中,中国代表团首先提出原则,并以国际法的形式予以法定化,如罗脱四原则①成为《九国公约》的第一条。这是在华拥有任何特权的国家难以驳斥和拒绝接受的。而正是这些原则的通过,尤其是九国公约中关于中国主权的规定为中国以后解决相关问题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这显示了顾维钧对多边外交特征的透彻把握和自如运用———多边外交比双边外交更强调对法规的遵守与相互尊重。原则的首先提出是顾维钧多边外交重要策略之一。与巴黎和会相同,顾维钧代表团采取了“联美”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0](P205)。当然,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作出了一些对日本的让步,但这并没有造成在全局上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以至于有人评论华盛顿会议是第一次中国没有丧失反而收回了更多权利的会议[11](P80)。这次多边外交成功的取得是与顾维钧的积极推动和灵活策略分不开的。

31顾维钧在国联的活动。巴黎和会是以西方外交界为主导的会议,顾维钧在这一次多边外交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不仅震撼了西方人,也为其进一步进行多边外交活动创建契机。和会进行时,陆征祥就向北京政府建议任命顾维钧为中国国联的代表,

[7](P153)

认为“我国适宜之员无出其右”。1919年12月,顾维钧出任国联行政院中国的首席代表。同月,由于顾的缜密布置,中国当选为国联行政院四个非常理事国之一[2](P78)。这种地位的争取无疑增加了中国在国联的发言权。

巴黎和会结束,日本就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照会北京政府,刚刚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冲击的北京政府,倾向于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联盟。顾维钧则主张直接交涉,在分析如果中国政府将此问题提交国联以后其他各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后,顾维钧发现,若此时向国联提出山东问题“,各国均不能协助”,一旦国联做出决议“转无回旋余地”,。在提出

之举“恐难收效”“不提诚无以慰众望”的两难情况下,顾维钧向北京政府建议“先将我政府有意提出,向会中声明,如此办理既可以表示我国未放弃提出之权,亦可藉免即时提出不良之结果。”1920年12月1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声明,中国人

民对山东问题不甘缄默,拟提出由国际联盟解决[9](P22)。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顾并不是唯多边主义者,而是相机而动,趋利避害,尽最大可能发挥多边外交的作用。他估计到多边外交的合力方向与中国利益方面相去甚远时,对通过多边机制解决中国问题就持

以较谨慎的态度,充分显示了顾维钧的外交智慧(顾反对此时向国联提出山东问题,美国未加入国联也是重要原因,关于顾多边外交与联美关系的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以依靠国联解决中日冲突为主的外交方针。1932年10月,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对政府解决中日冲突的这一方针,顾维钧并不非常赞成,他一度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但他仍希望通过国联影响国际舆论导向,使其有利于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李顿报告书及其建议,无论修改与否,日本方面都会断然拒绝。重要的是,在中国一方应该确定并表现出公正合理的立场,这样做既可获得国内广泛的支持,又能引起

[13](P71)

国际舆论的重视与同情”。国联李顿调查报

告书谴责了日本侵略,使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而日本无视国联报告书,仍在扩大侵略。顾维钧认为中国外交方针应有变更,不能再在国联做无谓的周旋[2](P166)。此种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不一味地依赖国联,又充分显示了顾维钧对多边外交运用分寸的确当把握。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示

最后关头已到,决心应变,另一方面争取以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事端。顾维钧本人对诉诸国联虽然赞同,但身为中国驻国联的代表,他对国联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顾维钧向国联递交了中国申诉书。在国

①华盛顿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前国务卿罗脱(E.Root)在部分采纳了中国的十项原则后提出的四项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原则,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帮安全之举动。其实质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6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4联顾问委员会上,他发言说:如果国联在强权面前不能捍卫公理,它至少可以向全世界指出谁是为非作歹之人。如果它不能制止侵略,它至少可以斥责侵略,如果它无力执行国际公法和国联盟约的原则,它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国联并未弃之不顾。如果它不能防止对无辜男女老少的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破坏,它起码可以表示它愤怒的感情,并借以加强文明世界的普遍要求,立即停止这种非法的、灭绝人性的空袭兽行的行动[13](P502)。此间不难看出顾对国联有限的期待,然而国联并未做任何表示,只是通过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的决议,尽管国际社会弥漫着以英国为代表的绥靖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孤立主义,中国还是赞成这一会议的召开,中国代表声明“愿意接受基于九国公约原则的和平,并全心全意地愿同那些拥护条约的、神圣原则的其他列强合

[14](P85)作”。不过南京政府也意识到会议没有成功的希望“,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13](P592)

对日本采取制裁办法”。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实际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试图从会议的失败中争得列强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为制裁日本侵略创造条件。在顾维钧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会议通过一个声明,表示如日本固执其与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相反的意见,各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共同的立场;对于各国在会上的敷衍了事和拒绝停止向日本提供继续侵略中国所需的物资和经济资源,顾维钧表示愤怒[13](P692)。布鲁塞尔会议一场空的结果使顾维钧深感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应有一清醒的认识,而抗战的外交方针也应作一全面的调整。顾维钧建议确立以对美外交为重点外交方针,并得到政府的认可与实施[2](P187-189)。至此,民国政府通过多边组织和多边会议来解决中国外交问题基本告一段落。多边外交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各国互相尊重,而当日本已无视任何多边协议或国际规则,加之国际社会又无实际行动,多边外交开展实际意义已不大。

41顾维钧参与创建联合国。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盟国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再次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互动多边机制,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日业绩决定了中国得以参加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会议。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的创建。自从国联瓦解后,顾维钧对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一直十分关心,他自己曾草拟过计划,并经常

加以修订。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联合国筹建会议。因为苏联当时不愿与中国居于同等地位,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194418121-9128),美、英、苏已对所有议题基本达成协议。9月底针对美英苏第一阶段已达成的草案,中国代表之一魏道明指出:中国应以第四大国的资格,在中国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与英、美从容会谈“不论英,、美或者俄国的

[5](P471)

代表有无可能接受”。顾维钧则指出“:我方主要目的在促成此次会议成功,使四国能提出一国际和平安全机构方案……但对于和平安全机构之重要意见,我方仍应提出并详细说明,一则可使世人明了中国之正义立场,二则又作为将来大会中或将再行提出之张本”。他还强调“我国现时处于四强之,[2](P217-219)一之地位必须维持。”这是基于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苏联对中国的蔑视,中美因史迪威事件而关系紧张)做出的客观分析以后确立的合

理的目标。以主要目标为重,其余则可通融。后来在顾维钧的主张下又以补充声明的形式提出中国关于创建联合国主张,既避免了与英美苏的冲突,又使联合国宪章更臻完善。同样在旧金山会议上,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确保本国利益前提下与各国密切合作,保证了这次会议的成功。联合国创建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中国参加了初创,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固然有美国的重要支持,更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贡献为其基础,但顾维钧等人的外交策略尤其是在保持本国利益提前下的“合作”精神与积极妥协也是这次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

[15](P586)

而不顾。”多边外交涉及多方国家,其结果也必然是多种矛盾、多种利害互相冲突的结果,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全胜。顾维钧正视现实,妥协但不做原则退让,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和中国主要利益的实现。

作为外交官顾维钧代表着一个正在逐步走向世

界,但国力孱弱的中国。面对列强在华争夺利益和中国国力有限的现实,顾维钧积极倡导多边外交,借助外力或合力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利益。顾维

　第1期景晓强: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65钧竭力推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为中国争得国联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联合国中争取中国大国地位的实现,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为中国通过多边会议、组织,依据多边条约维护本国权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既精通国际法,从法理上论证中国的要求;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依据国际力量对比提出相应的外交策略,巧妙掌握“原则”与“让步”。如巴黎和会中毅然拒签对德和约,体现了顾维钧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的原则性,而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中,以保持中国的四强之一地位为重,在关于联合国宪章要点上与英美苏作了暂时的灵活妥协。顾维钧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多边外交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然,这种成功一方面离不开中国人民强大的舆论支持、爱国反帝斗争的推动、甚至战场上持久的浴血奋战,但另一方面也是以国际互动机制的良性运行为前提的,当各国相互尊重,遵守国际法规,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协商解决问题时,多边外交往往能取得较大的成果。如华盛顿会议,联合国的创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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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国际社会的成员无视国际规则、无意合作时,

多边外交的功效就要大打折扣。如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英国的绥靖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这些都使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多边外交收效甚微。也就是说,当大合力的方向离中国的民族利益相去甚远时,借助合力实现国家权利无异于白日做梦。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多边外交努力似为徒劳,他作为个人在历史的合力面前是弱小的,甚至是无奈的。也正是因此,这种多边外交活动往往被视为“软弱”“崇洋”的表现,遭到时人的种种非议。笔者以为,评价外交活动应以动机和收效是否有悖于国家利益为准,顾维钧通过多边外交维护中国权益的精神是可嘉的,策略是现实的。比照晚清李鸿章等人动辄以“保全和局”为名出卖国家权益,即使在战事有利的情况下,也委曲求全,息事宁人,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进行的多边外交则应得到足够的肯定。至于依赖多边外交在某些时候收效甚微,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局限,这是与当时中国的国力有限分不开的,历史的责任不应概由顾维钧“个人的无奈”来承担。

[5]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6]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6,(2).[7]　天津市博物馆.秘笈录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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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巨廉,王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17-93918[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5]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