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商事关于经济纠纷的审理及举证
王长君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xx)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其撰写的案例曾被最高法院收录。调研文章被省、市法院刊物刊登。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几点思考
范爱金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纠纷，由此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呈日趋上升之势。现行法律、法规已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和审判实践的需要，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疑难问题亟待解决，下面结合实践谈几点看法。
一、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审查
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自愿将纠纷交协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双方有义务履行，从而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是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重要方式。。这二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把法院的诉讼程序放在解决当事人纠纷的最后一个环节，劳动争议案件也不例外，而且还特别规定了仲裁前置的原则，通过仲裁后再进入到法院的诉讼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对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书是否要进行审查？如何审查？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普遍的观点认为，劳动仲裁程序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两个截然不同程序。劳动仲裁机关与法院都是相互独立的机构，他们之间无隶属关系，双方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和审判权。笔者认为，对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书的审查应从二个方面进行。一是程序，二是实体。；二查主体看裁决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三查时效看当事人提起仲裁的时效是否有超过，四查争议内容看其裁决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权利义务争议。。二是查适用法律，看裁决机关所适用的国家法律、政策是否适当，三是查其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
二、仲裁与诉讼及级别管辖的衔接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在程序上的相互衔接，是关系到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和劳动者合法权益顺利实现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1、劳动争议案件的级别管辖目前做法较混乱，实践中因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的案件中既有经过区、县级仲裁机关裁决的，也有直接由市级仲裁机关或省级仲裁机关裁决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一般由基层法院立案受理，但也时常发生区级仲裁裁决由市级中级法院作一审或省、市级仲裁裁决由基层法院作一审的情况，这种较混乱的级别管辖及管辖衔接，既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保护，也使审判中的不正当之风有机可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该解释解决了案件的管辖问题。
2、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增加、减少仲裁请求的案件如何受理问题。当事人起诉时减少仲裁请求即仅就仲裁处理的部分内容不服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旦依法行使诉权，仲裁机构的仲裁结果归于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并根据仲裁请求范围进行全案审理作出判决。对于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中增加了仲裁请求，实践中是否受理此案件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仲裁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因未经过仲裁程序的处理，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理条件，则法院不能受理。有观点认为，只要当事人是在基于同一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内增加的仲裁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享有最终司法权，当事人一旦依法提起诉讼，仲裁的处理结果归于无效，人民法院就必须依《民诉法》程序及相关劳动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包括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后果的全面审理。但对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对此增加的诉讼请求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三、一裁二审只流于形式的程序机制
我国现行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二审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是司法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无终审裁决权，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故人民法院既无权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于认定有误的仲裁裁决亦无权改判或发回。此种程序的设置使得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监督机制，导致仲裁程序形同虚设。另外，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经过一裁二审，审理期限比普通民事案件长，涉案当事人在此过程中诉讼成本加大，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保障。改变这种状态，建议修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程序，参照普通民事案件的仲裁程序，将先裁后审改为或裁或审，即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协议选择由仲裁或诉讼解决劳动合同争议，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仲裁裁决是否生效问题
原仲裁裁决生效，当事人可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理由是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必然涉及对仲裁裁决正误的判断，但这并不表示法院诉讼程序是仲裁程序的延续，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法院应就当事人争议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全面审查，而最后的判决则是这种全面审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该仲裁裁决便不生效，如果该仲裁裁决有具体执行内容，尽管原告诉讼请求无理，也须将仲裁裁决中的具体执行内容以判决形式表达出来，否则将无法确定执行依据。笔者认为，在实体处理上，一旦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即丧失效力，以后也不存在恢复效力的问题，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应直接作出裁判。第二，在程序处理上，当事人起诉后又撤回起诉的，原仲裁才发生效力。
笔者曾得知一真实案件：一审被告由于经济纠纷被原告诉上法庭，同时一审法院冻结了被告人民币4000万元存款。由于此案比较复杂且涉外，故审理阶段延续了4年之久，该4000万元款项被续冻7次。最后的生效判决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是被冻结款项为被告向银行贷款，刚刚发放至被告帐户即被冻结。被告除承担了银行贷款利息之外，原计划使用该笔贷款运做的项目也因此夭折，损失之巨大不言而喻。显然，在此案中，由于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措施错误而导致的被告损失，就成为了人民法院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一、现行法律依据的欠缺之处
（1）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法发［1994］29号）第19条规定：“受诉讼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措施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立即纠正。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由申请人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造成损失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赔偿。”
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仅仅对“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损失应当赔偿”作出规定，而对至关重要的赔偿程序及赔偿范围问题未作任何明确规定。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在诉讼实践中是难以具有准确的操作指导性的，由此也会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做法，难免有失司法公正性和严肃性。
2.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程序问题主要为：第一，被申请人以什么为索赔依据？是根据一审判决或终审判决，还是根据开庭时查明的事实和辩论结果，或者根据合议庭在做出判决前已明示的认定；第二，被申请人应何时提起赔偿程序？是在一审阶段中提出，还是在二审终结后另行提起诉讼；第三，法院对于索赔请求，是并案审理，还是另案审理；第四，法院审理因财产保全错误而提出的索赔请求，是仅仅以生效判决为根据审理赔偿范围问题，还是将生效判决的内容也纳入审理的范围。
3.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的范围问题。作为赔偿案件的处理，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的项目逐一确认应赔偿的数额。作为财产保全，可能冻结了款项，也可能查封了不动产。如果查封的是车辆，查封期间的折旧可否视为损失？如果冻结的股权，则冻结期间市场波动导致的损失可否一并计入赔偿范围？部分败诉的如何计算赔偿标准？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的主要问题即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究竟应如何操作，同时亦应明确赔偿范围的实体问题。
二、关于提起赔偿程序的争论-是“分案”还是“同案”
如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财产保全错误的处理程序为审判监督程序。显然就是将诉讼案件本身和赔偿案件分离处理。
就此，有人提出：考虑到赔偿权人尽快实现权益，是否还是“合”更好一些？主要做法为：
1.由被告在本案中就可能发生的赔偿问题提起一新的诉讼请求。即在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并经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被告以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为由提起反诉；或者经开庭调查、辩论后被告坚信原告将败诉而提起反诉。如本诉原告胜诉，即同时判决驳回被告反诉，如本诉原告败诉，则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同时，判决原告因申请保全错误赔偿给被告造成的损失。
2.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审理。即法院在开庭后经合议庭合议，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下发民事决定书强制性责令原告就保全错误赔偿被告有关经济损失。
同案审理的益处在于：首先，及时有效地保护因错误保全措施而遭受损失的被告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避免损失扩大。比起另案审理，特别是本诉判决生效后的另案审理，同案审理的及时保护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一个案件的一审、二审周期（包括一审法院向二审法院转交卷宗的时间），通常需要为时一年左右。如果被告明知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不能成立，却又无法反诉，只能等一年左右时间，待生效判决将原告诉讼请求驳回后，才能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那么，这期间保全错误不能得到纠正，不仅使被告的合法权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而且给被告造成的损失也处于持续扩大的状态。而同案审理便能够有效地防止这种状态的存在和发展。其次，同案审理的另一益处在于，反诉随本诉审理，本诉成立则反诉不成立，本诉不成立则反诉成立，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另行审理可能出现的保全申请人以本诉判决错误为由而抗辩赔偿请求的审理范围上的混乱（本诉判决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属审判监督程序范畴，不属于被保全人提起的保全错误赔偿案的审理范围）。
但是，同案审理也有其弊处：其一是法律关系上的障碍。。其二是诉讼当事人地位问题。财产保全申请中往往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如将与本诉毫无利害关系的担保人作为反诉的共同被告参与同案诉讼，从诉讼地位上难以表述。其三是诉讼程序上的混乱。如果一审审理阶段没有采取财产保全而在二审进行，则反诉就不能在二审提出。另外如果原告撤诉，反诉也必然随之撤销，则当事人的利益又无从谈起了。其四是可否在赔偿问题上使用民事决定书？上述第二种看法虽然回避了判决中不好表述的法律关系和诉讼地位问题，以法院职权作为强制性赔偿的决定。但是笔者认为：法院的民事决定书是针对在诉讼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而作出的制裁决定。败诉并非违法，难以套用制裁决定。而且如果对于赔偿金额存在争议，法院的决定书很可能成为“原告复议，被告不满”的焦点，反倒将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一片苦心弄巧成拙。
于是，有人更倡导“分”。主要做法为：
1.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另行起诉。即被告在收到起诉书并得知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之后，可以另行起诉。即被告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另行起诉，要求其赔偿因申请保全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2.在本诉判决生效后另行起诉。
另案审理的益处在于：首先，严格掌握案件受理条件，将案由、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不同的两个案件分别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和基本法理；。
但是，另案审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如等待法院最终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之后再就赔偿问题起诉，就使被告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任由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不断扩大。其二，本诉的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只要提供了担保，又有可供保全的资产，法院一般都裁定财产保全。然而，这种对保全申请轻易接受，而对因同一案件的诉讼行为发生的赔偿请求则延期接受的做法，违背法律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对等的规定，制造了原告与被告诉讼权利实际上的不平等。其三，如果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则就一审审理阶段提出赔偿要求究竟应由哪个人民法院管辖也成为问题。如果财产保全申请人与被保全人位于不同地区，则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与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就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家法院。如果要求赔偿金额大大高于被保全金额，则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与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就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级法院。无形中在诉讼程序中制造了新的复杂因素。
三、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程序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同案审理和另案审理各有其利弊。笔者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赔偿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当事人提起诉讼方式，而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决定方式。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并未就赔偿程序是审判监督机构职权确认还是通过当事人诉讼方式提起进行明确规定，但基于赔偿范围和数额是难以由人民法院单方依职权予以确定的，所以采取当事人主张举证再由人民法院审理确定的做法是必要的。其次，应以另案受理，由同一个合议庭一并审理的方式为宜。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被告得知被采取财产保全之后直至收到生效判决或裁定之后的一段法定期间内，均有权向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对可能发生的保全错误进行赔偿。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将被告的上述权利作为一诉讼基本权利告知当事人。
第二，在赔偿案件中，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及担保人为连带责任被告，被申请人为原告。本案中，原告除承担举证义务外（主要指赔偿数额的计算），还有变更和撤销诉讼请求的权利。被告也有抗辩的权利。
第三，法院批准赔偿案件立案之后，即形成了一个新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款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可以中止赔偿案件的审理。待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就可以依据财产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来继续审理赔偿案件并作出裁决。
第四，如赔偿案件中止后，原被告双方就本诉纠纷达成和解，法院应告知双方就财产保全达成和解并在调解书中载明双方关于财产保全的和解内容。如双方仅就本诉达成和解而不能就财产保全达成和解，则法院仍应在赔偿案件中就财产保全的是否赔偿、怎样赔偿做出判决。
第五，如一审判决原告（保全申请人）胜诉，则同时另案判决驳回赔偿案件之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原告败诉的，则同时另案判决原告向被告赔偿因申请财产保全所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原告部分胜诉的，如胜诉金额与保全金额相等，则同时另案判决驳回赔偿案件之诉讼请求；如保全金额超过胜诉金额，则同时另案判决原告赔偿超过部分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第六，如财产保全措施系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的，则应由被保全人在判决或裁定生效之后，按照国家赔偿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仅仅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未规定民事赔偿，故提出此项赔偿的依据只有司法解释，可参照刑事赔偿的程序）。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 公益诉讼 存在问题 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多样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日趋多元化，此时，在经济法框架内就经常出现一些损害社会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如垄断案件纠纷、环境公害纠纷、侵害消费者权益纠纷等，而为保证利益各方的权益，就需要更为完善的经济法作为保障，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作为经济法框架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益诉讼在保障市场经济顺利运行，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当前的角度看，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制度方面都面临一些难题。
（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
所谓当事人适格，亦即我国诉讼法理论所谓的正当当事人，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本案判决约束的当事人。无论何时，满足诉讼当事人资格，是获得司法救济的前提条件。我国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传统当事人适格原则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是：救济是与权利密切相关，那么只有自身权利受到威胁的人，才具备资格获得救济。
但是，这项制度没有考虑到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事人适格理论是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也不能适应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为，这样的限制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上限制了公众接近公益诉讼、公共利益享司法保护的机会。
（二）行政机关权力干预过度
从当前的情况上看，经济法纠纷的判断权力倾向于行政机关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权力配置失当的催化剂，是导致法院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有限的病根所在。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行政机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不仅拥有对社会经济最主要的调控规制权，还具备对经济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罚权。
而事实上，我国对经济法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罚，主要是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和监督检查机构实施的。尽管行政机关对经济违法案件的查处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从某种层面上看，照现行的权力分配机制，行政机关有权对经济法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而法院依据民事审判只能作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裁决。
而且在处理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时，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审判后必须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或者案件先由行政机关处理后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判。这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和法院判决产生冲突，同时这种诉讼程序之间的转换将会耗费司法和执法成本。
（三）公益诉讼配套保障措施不完善
与一般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显然更为复杂，这就意味着诉讼人必须要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并投入更大的资金和精力。。
二、解决措施
（一）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
事实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在国外已经得到运用。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利害关系人”作出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就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向法院起诉，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措施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破除传统理论对原告资格的限制，适时适度的淡化利害关系因素，有条件、有步骤地逐步放宽原告资格，允许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不是无条件、无范围的放宽，而是存在一定限制的，不是彻底废除原告适格理论，“原告仍然有可能应主张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所谓的“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主要是指原告与案件至少应有间接利害关系，绝不可以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起诉人不能只是代表个人的利益，而要代表包括自己在内的广泛同类人的共同利益。假如经济公益诉讼，由个人和社会团体提起，那么只要诉讼人符合标准，那么法院在审查原告起诉资格时，只需要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二）保障公益诉讼配套
要让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更大的支持，就需要构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这是确保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所在。
1.公益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的处理
与普通的个人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这类诉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公益，不是获取个人利益。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起诉的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比如诉讼费用及不菲的律师费等。由于起诉人不以谋利为目的，所以这么沉重的费用负担，肯定会让社会团体及个人产生疑虑，假设诉讼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最终不能得到有效补偿，那更是影响整个公益诉讼的执行。
所以，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完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把对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列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计划中，为这些起诉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此外，还必须要建立公益诉讼基金，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当前原告向未来原告的权利 “透支”现象，在执行此项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可能地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确保公益诉讼的起诉人真正从中受益。
2.奖励胜诉原告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公益诉讼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但是却会耗精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那么，要激励人们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积极主动诉诸法律，同时尽可能减少诉讼人耗费，可以考虑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的适当奖励。这方面，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其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而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后有权从被告的罚金中提请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
3.举证责任的倒置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举证责任都由原告承担。但是，在经济公益诉讼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经济实力、信息获得，还是社会地位等方面，原告实质上都不如被起诉者。假如是能力有限或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种不公平砝码更加倾斜。所以，法律部门应该尽可能的从程序上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平衡，救济弱势群体的原告，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对原告举证能力的保障。
（三）协调行政机关和法院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司法是法律适用或实施的主要方式，也是经济法责任实现的基本途经，虽然司法程序能够保证法律公正与正义的实现，但是在经济法纠纷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司法程序却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结合适用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行政机关在无人告诉的情况之下，可以主动调查取证，并直接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制裁措施。我国经济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尽，基本上体现出了行政机关的主动性和经济法的目的。由于行政机制的主动性、灵活性、快捷性、强制性以及我国行政依赖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经济法的实施任务主要由行政机关实现，但行政执法并非万能，过于倾向于行政，容易导致行政偏私，对行政恣意也缺乏制约。所以赋予行政机关诉权，让其参加经济公益诉讼，这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行政裁量权的良好制约。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ADR 解决机制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起源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观念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实践方面主要见于西方国家，以英美居多。如美国接受ADR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其蓬勃发展之势始于70年代中期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人对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争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建议在联邦地区法院中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六种程序之一，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ADR的运用。最新的ADR立法实践是，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民事案件中使用ADR，建立各自的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使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中提出的ADR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现代ADR的兴起与发展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构，促使人们对司法理念以及某些法律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ADR不仅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而且从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它所彰显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
由此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价值。其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是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等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最独特的价值。其二，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受“程序主义”影响的现代司法程序更为复杂、严格以及繁琐，导致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相对而言，ADR比较灵活自由，强调并尊重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省事，成本代价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各类纠纷处理中，ADR不仅可以体现节约纠纷当事人的“个人成本”，也同样体现降低整个“社会成本”的价值。其三，现代ADR的发展，不但可以大大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代的司法改革不谋而合，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201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 庞大的案件数量势必给各级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法院负担严重超载。而在国外司法实践中，ADR机制不但被成功地引入了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已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预见，在日益推进的司法改革浪潮中，ADR与诉讼程序的改革相互衔接，必将促成一种更加充满协商、民土、人性、高效与和谐价值的司法模式。
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造成法院面临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制造、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侵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所频繁引发的食品安全纠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不仅是法院面临的难题，更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非诉解决机制（ADR）的介入。
（一）食品安全纠纷隐含的社会不安定性需要多元化途径来化解
1.主体上的群体性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同一地区或单位，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案涉人员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人，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2.食品安全纠纷呈现社会公益性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食品这一类商品的消费对象是整个消费者群体，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比如1998年震惊全国的山西朔州假酒案，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件，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及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对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善，往往会纵容不乏经营者的侥幸心理，放纵其追求不法利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消费者由于投诉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导致对企业和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市场秩序。
3.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性多发性是近年来食品安全纠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唯利是图是一部分食品生产厂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不法行为，如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但仍有一些商家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就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以2011年为例，该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塑化剂”等诸多名词涌现，食品安全问题也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演变为各行业内的“群体性事件”，众多行业内的知名企业纷纷“沦陷”。
4.食品安全案件处理的“多米诺”效应食品安全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权等切身利益，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一方面需要尽快的惩治不法经营者，对于已经触犯刑事犯罪的经营者要予以刑罚处罚，另一方面，要对民事赔偿这块尽可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公平的弥补其受到的侵害。这必然给政府和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单一的诉讼机制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的困境
“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 而面对食品安全纠纷这一类特殊的案件，诉讼机制的困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超负荷案件数量的矛盾。从经济学角度看，司法运行需要成本作为代价，因为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司法成本本身总是有限的，一旦大量案件走进法院大门寻求司法程序解决，就会超出司法成本的限度。导致司法的正义往往很难在社会得到实现，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品质而不增加办案量，则案件审理必然拖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到的正义”；如果法官加快办案速度，办案质量必然有所下降，当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义”。 事实上，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诉讼案件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将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普遍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统计，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2010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090622件，与2001年的4615017件（包含经济纠纷）相比，10年之间增长了32%。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民商事法官人均办案355件，是全国平均数的7倍。 由此可见，面对案件数量的激增，司法资源更显不足，两者的张力十分尖锐。而处理食品安全纠纷，又需要法官要在查明事实、法律适用问题和社会稳定效果两方面寻求解决方案，其工作难度更高，这无疑使法院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
2.司法程序的局限难以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迫使消费者就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而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和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举证的难度。比如，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因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纠纷表现最突出的诉求就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而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3.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一些现实障碍。首先，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其次，我国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发生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将“公益诉讼”写进法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的实施意见以及程序还没有细化，还不具有实际上的操作性，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规定，至少对消费者在消费维权方式的选择上的困难还不能立即解决。
4.司法有限的能动性难以满足群体诉求目的扩张。由于司法的能动性总是有限的，尤其在我国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体制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还难以实施到位。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功能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司法要严守法律规范的界限，不能随意造法，更不能侵夺立法机关的权力；同时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必然要求人民法院的功能是事后调整社会关系；此外，司法的特质也决定了法院很难创造和调动新的利益资源来解决双方的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司法权的地位、司法的被动性，还是从目前人民法院所能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其处理纠纷的权力和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一方的诉请甚至会超出法院的司法职能，如果法院不能满足消费者诉请之时或者超越权限之时，都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
三、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的建立和完善
前文已述，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的领域中引用ADR十分必要，但针对我国目前解决纠纷机制的现状，尤其是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上，还需要构建和完善一个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一）完善民间调解的主体制度
根据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民间调解主要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为主体。但在食品安全领域中，食品安全的界定往往涉及到一些食品的专业性问题，而如何对专业性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或者判断，正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显然，现行一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专业性的缺陷。因此，需要将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格局，扩大到在行业性机构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而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更具有灵活性。事实上，在调解组织的建构上，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近年来，我国新型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
（二）确认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我国的行政机关历来担负着处理公民纠纷和各种申诉的职能，各类行政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都有通过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的方式处理该领域公民的申诉和其他纠纷的职责。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行政机关如食品安全领域的政府主管机关或部门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在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或或依据其职能附带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只要尊重自愿原则，遵守法定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经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确定为民事合同，在法理上承认了其合同法上的效力。而行政机关调解下的调解协议，在法理上同样是纠纷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应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从而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方法及程序处理。”
（三）建立食品行业的仲裁机构
我国仲裁机构大多设在地市以上的大中城市，造成实践层面上仲裁的案件数量极少。反观英国，设置有40多个专业机构、商会和贸易组织内设有行业性的仲裁机构。因为仲裁的权威性来自于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因此，就食品安全领域而言，培育和扶植食品安全专业的行业性纠纷解决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像食品安全领域的纠纷涉及的大多是新类型问题，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不平衡，同时这些纠纷由于专业性强，其处理结果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在此角度上更适合建立行业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才可以合理处理相应的纠纷。因此我们可借鉴英、美等国ADR的经验，通过食品监管的引导，完全可以让一些食品领域的行业协会及其相关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多元化的仲裁机构。例如可以在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中增设食品仲裁机构，也可以在食品行业协会中设立仲裁机构，利用行业的优势，合理、妥善的解决食品安全纠纷。
一、制约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落实的原因
（一）认识上的缺陷和意识的匮乏。 这是导致庭前证据交换制度难以落实的主观因素。一方面由于对证据交换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庭前证据交换的显著作用和优越性，再加上通过审判方式改革，当庭举证、质证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产生一种唯恐不当庭就不公正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在审判人员、当事人、人中都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意识普遍低下，公民对于证据大都还停留在“当事人动嘴，法官跑腿”的认识层面上，面对诉讼还很难确定并主动收集、提交证据，大部分的当事人还抱有“只要我有理，法院就得为我主持公道”的朴素的诉讼解决意识。普遍的证据活动意识有待于增强，这样就使庭前证据交换的开展失去了基础保证。再就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庭审意识，采取的是“开庭——举证、质证——提出新的举证申请——休庭准备——再开庭——再准备……”的庭审（准备）模式，庭审活动可进可退，履行了庭前准备的很多内容，因此使庭前准备活动显得似乎多余。
（二）粗疏的法律规定使庭前证据交换无章可循。 庭前证据交换应当是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虽然各国对庭前准备程序的规定不尽一致，但综观西方各国的民事诉讼法，“都突出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并重这一特点”[1]。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设立专门的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法》从第113条到第119条虽严规定了庭前的准备活动，但仅限于对法院活动的约束，对庭前证据交换没有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自1993年以来先后在《全国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使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庭前证据交换有所涉猎，虽然日臻丰富，但对于一项制度来说还是相当粗疏的，缺乏可操作性。如哪些案件需要组织证据交换，哪些不需要；如何组织；证据交换结果的效力如何，从而使庭前证据交换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规范性。
（三）举证时限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举证时限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主张的最后期限，超过该期限，当事人再行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将不能得到法院的允许或认可。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当事人遵循的是证据随时提出原则，从而纵容了“证据突袭”这种恶意诉讼手段。最高人民法院从1998年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到2001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从消极补救[2]到主动规范，但一方面由于人们传统的司法观念还没有相应转变，另一方面由于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在审判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沿用的仍然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只要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能够证明其主张的证据，都将得到法院的认定，而不惜推翻已决事实。甚至在一审中没有提交或主张的证据仍可以作为二审审理并改判的依据（其实这样做关键是违背了二审终审原则），使法院的裁判决定一直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游离状态，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没有举证时限的保障，当事人的主张及证据不能确定，庭前证据交换则无意义。
（四）答辩制度不健全。原告向法院起诉，是启动民事诉讼的手段。。可以说原告在起诉时的观点以及用于攻击的武器完全暴露无遗，并为被告所获悉。根据平等原则，当事人之间公平地参与诉辩，并获取对方的相关信息是实现平等的基础所在。基于此原则，原告也有权获悉被告的主张及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信息，因此被告在依法获取了原告的起诉信息之后应当向原告履行答辩的义务，将自己的抗辩意见、抗辩理由、和支持自己抗辩主张的依据展示出来。在素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为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公平竞争机会，规定了专门的诉辩程序，其对于“享有答辩权的被告来讲，提交答辩状与否和在答辩中如何进行答辩也并非一项任由其处分的权利”， “对于不提交答辩状或在答辩状中不对原告的主张作出否认的被告而言，意味着其对原告主张的承认”。 因此在美国，“答辩状的提交与否完全与被告的主观意志无关。”除非被告“做好了承担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诉讼后果的准备。”[3]根据英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交答辩状应当是法定的必须作为，而非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并“要求被告在答辩书中应当对请求人的每项诉称做出回应”，否则“法律推定其对该诉称作出承认的意思表示。”[4]但是在我国“答辩”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否答辩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做出决定，即使不答辩，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不利后果[5]。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了被告“应当”提交答辩状，这虽然是我国在答辩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却仍然没有规定因“不提交”答辩状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而缺乏相应的约束力。而从诉讼的心理角度来讲，被告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底牌”过早的呈现于对方，而往往是靠在庭审中突然提出证据突袭对方，使对方不断处于措手不及的地步，以提高自己取胜的把握。而法院很难根据法律的规定限制当事人这种“合法的恶意诉讼”手段，难以保证原告能够有针对性地及时准备防御证据，当事人的竞争基础不平等。同时，法院因为不能充分了解当事人的证据情况而很难确定案件是否需要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因此答辩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落实。
二、构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必要性
。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6]在英美法系国家，庭前准备程序是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其中庭前证据交换是准备程序的的主要内容，通过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大部分的纠纷都能够得以解决，如美国通过证据开示后，仅有5%的案件才正式进入审判程序。而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司法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从而造成了积案多、审限长，办案质量不高等严重妨碍实现司法公正的现象。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但没有将证据交换纳入其中。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仅限于当事人在庭审中的活动。[7]庭前证据交换亟待法律予以规范。由于缺乏庭前当事人的活动规则，使得大量可以在庭前完成的事务，需要搬到庭审中来完成，加大了庭审的工作量，审判质量难以保证，审判效率难以提高。因此确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很有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庭前证据交换规定条文最多的法律规范，对证据交换的启动、程序的组织、开示的范围、开示的时间、次数以及对于其结果的效力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仍不足以实用于实践，仍然难以解决庭前证据交换所存在的痼疾。庭前证据交换适用范围一旦扩大或被滥用，不仅不会提高诉讼效率，而且对于个别案件来说还会拖延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如果组织不规范就会变味成开庭。因此对于该项制度的构建不能仅限于原则性的，而更重要的是贴近审判实际，便于操作。
三、庭前证据交换的操作规程
。[8]
（二）法院决定立案后，要求被告必须在15日或法院确定的时间内提交答辩状。并告知被告逾期不提交答辩状则被视为是对原告主张的认可[9]。
。
（四）法院在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时，向当事人告知举证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超过举证的最后期限提供证据和拒绝参加证据交换的法律后果等。
法院在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后，根据当事人的协议或由法院根据案情需要确定并告知当事人的最后举证期限。同时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的最后期限截止于庭前证据交换结束之前。
（五）证据较多的案件和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应当由法院组织进行庭前证据交换[10]。
（六）证据交换的时间确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至开庭审理前。证据交换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由立案庭在送达过程中确定，并告知当事人。
（七）证据交换由审判员一人主持，由书记员将证据交换的过程记录在卷。
（八）证据交换时，由当事人或经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委托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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