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以“江歌案”为例

作者：索 菲，邹振宇

来源：《科技传播》 2018年第15期

摘 要 后真相时代下，由于新闻事实的缺位和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断受到冲击。自媒体助推引爆舆论热点，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2017 年底，“江歌案”再度引发舆论热潮，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纷纷发声，争议不断，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关系引人深思，如何进行基于真相的理性正确的舆论引导成为后真相时代下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后真相；舆论引导；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16-0035-03

2016 年，牛津大学对“后真相”一词做出解释，指相对于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民意更容易受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事实本身退居到第二位，而人们对事件本身所持的态度、带有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事实本身不再是简单的虚构或扭曲，不再是被关注的重点对象，其重要性不断下降，公众更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情感经验和自身观点看法对事件做出主观评判。

2017 年12 月，自“局面”栏目推出“江歌案”的系列报道后，媒体、公众关于“江歌案”的关注和讨论搅动了安静许久的舆论场，一度引发对于案件相关人物刘鑫的“网络暴力”。汹涌的情绪和激烈的争吵充斥在新媒体环境中，以“咪蒙”为代表的自媒体首先挑起了对于刘鑫的网络攻击，其后传统媒体《新京报》的新媒体矩阵连连发文，将矛头转向了对网络暴力、网民非理性情绪的批判，形成了舆论风向的偏转。

1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及成因

1.1 舆论特点

1.1.1 事实缺位，观点僭越

后真相时代，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当出现一个热点事件，公众在事情真相尚未完全显露，面临事实缺位的问题时，个人的主观看法占据第一位，“在情感诉求中形成舆论共同体，然后，又在新的事实出现后发生转向。”[2]事情真相的挖掘不再受到关注，公众在仅有的事件的原始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地演绎、生产观点，甚至主观式“脑补”事情真相，形成了个人观点超越事情真相的现象，导致出现“反转新闻”“舆论转向”[3]。

1.1.2 理性缺位，戏谑狂欢

在网络空间里，以戏谑狂欢为主的情绪化表达越来越成为大多数网民的话语方式，而这种非严肃的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非理性情绪的宣泄。随着理性缺位带来的网民的肆意言语为舆论发酵不断推波助澜，促使舆论事件的转化升级，同时，媒体对于事件真相的忽略和对情感冲突的放大，使得真相让位于公众的“狂欢”，后真相时代，“戏谑狂欢”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常态化表现。

1.2 成因

1.2.1 事件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变化性

每一个事件本质的揭露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历复杂的认知过程，而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真相挖掘的不足和内容把关的弱化，缺乏对事件的真相核查和深度报道。

1.2.2 社会化媒体重构了传播环境

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信息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模式，“去中心化”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多元化，使得传播环境更具突发性和动态性，同时社群化的信息传播很可能放大各种观点甚至偏见，加剧“后真相”的形成[4] ；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也造成了事实还原的困难，人们难以接触到完整性、全面性、多角度的事情报道，片面、短时的信息接收使得隐匿在事件背后的真相难以被挖掘、传播、感知。另外，随着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涌现的众多线索，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开始产生怀疑，加上媒体报道的框架不同、焦点不同，时常出现情节上的反转。

1.2.3 受众媒介修养不足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受众尚未获得与这个庞杂的信息环境相适应的生存能力。媒介环境的复杂化，需要受众不断提高相对应的媒介判断力，提升媒介修养。然而社会中始终缺乏使受众配备相应媒介素养的教育机制，受众本身媒介素养不足，缺乏对于事件理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信息的辨析和批判认识的能力也有待提升。

1.2.4 非理性的舆论引导

自媒体时代下争议性话题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信息使得受众难以在碎片化传播过程中辨别事实，认清真相。尤其当一些热点事件触发到受众的敏感神经，与受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情感刺激则会进一步引发个人看法、观点的情绪化传播。在重大舆论事件发生后，某些自媒体也为了制造噱头、吸引注意、赚取流量，利用公众情感的泛滥和受众媒介修养的不足放大事件冲突，淹没事情真相。

2 “ 江歌案”相关新闻报道内容分析

2.1 自媒体

在“江歌案”曝光网络之后，不论是情感、民生还是文化、体娱类型的微信公众号，各大自媒体都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内容的推文，并取得了极高的阅读量和点赞量，掀起了关于江歌事件的讨论热潮。

以“咪蒙”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始展开对于刘鑫的讨伐。《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谁来制裁人性？》《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 天，她买了新包包染了新头发》《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这一系列的推文大都选择极具情感煽动力的标题，运用极具挑逗性的话语和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挖掘案件次要人物刘鑫的各种素材进行演绎，其中还不乏虚假、伪造的信息。然而与杀人凶手陈世峰相关的内容基本没有。大多数自媒体避开了关于事情真相的寻找，从自身的主观态度出发进行个人观点的输出。这种“咪蒙体”式的煽动在网络上引发了受众对于刘鑫的讨伐，形成了“暴民”式的非理性情感宣泄狂潮，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走向，引发了第一个舆论爆点。

2.2 传统媒体

“局面”的视频引发汹涌民意之后，《新京报》的新媒体矩阵“新京报”“新京报评

论”“沸腾”连发数文，将矛头转向了对网络暴力、网民非理性情绪的批判，对“反道德绑架”和“网络键盘侠”进行口诛笔伐，引发了第二个舆论爆点。众多精英阶层、理性派人士顺势而起，对于发起网络暴力的“暴民”进行批判和谴责，认为“暴民”们对刘鑫的批判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道德审判”。

刘鑫作为案件的关键人物也是法院主要调查的对象，新京报《江歌被害刘鑫无罪，人们为什么没有耐心听刘鑫的自辩》的报道从标题上打出了“刘鑫无罪”的字眼，在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时单方做出“刘鑫无罪”的判定，有失新闻报道的严谨性和专业性；而新京报评论《江歌案，朴素正义感莫被情绪带偏》在一定程度上将老百姓的“人之长情”与恶意的推波助澜相混淆，把正常的情绪表达和键盘侠的网络暴力混杂起来。它提出了对道德的审视不能代替法律审判，但未深入思考事情的本质和现象产生的原因。

同期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则是客观、全面看待此次舆论事件的少数，相对公允地将江歌案定义为法律事件与道德事件，在全文中开放式地列举了关于此案的相对理智、冷静的评论和观点。在舆论、媒体双重失焦的局面下，深入思考道德评判与“道德审判的界限”“舆论介入和舆论审判的平衡点”以及“我们共同追求的正义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舆论的多种声音，“质朴的正义感有意义有价值，但也有局限”“法律与道德，都是对出格行为的纠偏”等，没有刻意突出冲突、激化矛盾，也没有以一言以蔽之，将矛盾点聚焦到一处进行猛烈攻击。相反，人民日报评论站在案件和舆论的全局，全方位剖析事件本身，追求事件真相和公平正义。

3 后真相时代专业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坚持和责任

3.1 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3.1.1 坚持媒体的基本职能——展示事实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主要职业规范，是西方的舶来品，但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中国的媒体从业者也具有很大的适用性[5]。无论在什么适用范围内，新闻专业主义都逃不开“真相”这一关键词，它代表了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新媒体时代，虽然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遇到了重重挑战和危机，但传统媒体仍是挖掘真相的主导者，新闻专业主义更是传统媒体在这个时代要坚持的。传统媒体需要严谨的态度去报道事件，查验事情的来由，还原事情的真相，新闻报道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帮助受众在众说纷纭的舆论场突破表象的迷惑和情感的蒙蔽，对事件做出准确的解读。

3.1.2 依托优质资源，拓展专业深度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被非理性宣泄的情感和大肆传播的观点淹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媒体在报道事实方面存在缺漏以及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式微。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快餐式、碎片式的阅读使人们难以通过深入的思考来分辨信息的真伪，同时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报道也使人们迷失在感性的世界中而丧失理智的判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传统媒体应该更加意识到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性，依托传统的资源优势，拾起原有的专业新闻生产模式，在新媒体时代拓展专业深度，并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变革创新，提升传统媒体的权威和用户对于新闻专业化的诉求和认可，提升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公信力。

3.2 正确引导舆论

3.2.1 正确处理舆论引导与公众参与的矛盾

对于涉及重大公共民生的议题，大众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从认知简化到情感主导的过程，因此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当充分把握受众心理的变化，理解受众的诉求以及占舆论大多数的受众的共识和情感倾向，作为影响舆论走向的关键者，应该正确调试职业控制和公众参与的关系，正确处理舆论引导与公众自由表达的矛盾。传统媒体应通过事实查验挖掘真相、击破谎言，更多地发挥专业媒体的新闻专业素养，以真相为基础，正确引导舆论。同时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不能被沉浸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所支配，应该基于事实，引导舆论向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3.2.2 尊重基本事实，弘扬价值理性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让位与缺失成为了重大舆论事件的助推器，在复杂的舆论环境里，传统媒体应该肩负起时代和公众赋予的历史使命，尊重基本事实，弘扬价值理性，不能片面追求传播效果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传统媒体的具体新闻实践中要创新思路，变革内容，需要跨越表层现象，深挖文化价值，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如果只有理性的态度没有理性的思考，或者说思考的水平停留在对别人进行口号式教育的层面上，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将事倍功半，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损伤媒体的公信力。

4 后真相时代自媒体话语权的合理表达

4.1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合理使用话语权

新媒体环境下，在互联网内容创业的媒介生态中，自媒体人通过内容生产聚集了多样化的粉丝群落，作为忠实粉丝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自媒体人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极强的影响力，他们生产的内容会裹挟其想传达的观念渗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中。此时受众不仅仅是自媒体内容的参与者，更是一场“暴民狂欢”的建构者。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化的信息总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就要求自媒体人提升自我的专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让话语权得到合理的表达。

4.2 理性表达话语权，构建良性的公共舆论场域

在流量、关注度、商业变现等利益的驱使下，不少自媒体人无视道德操守，将拥有的强大的话语权随意使用，有些还在网络的匿名性下走向极端。虽然自媒体拥有相对自由的内容创作机制和表达传播机制，但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行的，在充分享有话语权的同时，要坚持作为公民的道德底线，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坚持基本的道德原则，摒弃制造冲突、激化矛盾、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态度，让话语权的表达真正得以实现，充分净化舆论环境，构建良性的公共舆论场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5 结论

后真相时代下，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对于舆论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网络话语权打破了媒体传统舆论格局的垄断状态，结束了普通民众没有主动的舆论话语权工具的现实，一方面拓宽了受众了解事件的途径。然而随着新媒介形态的不断升级，片面吸引眼球而造成的网络霸权和网络暴力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多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传统媒体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事件查验和事实挖掘方面严肃对待，自媒体要合理使用享有的话语权，为公众提供宽容、有序、健康的话语空间。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7.

[ 2 ] 望清秋. 后真相时代： 情感太多， 事实已经不够用了[ N / O L ] . 搜狐网. 2 0 1 7 - 0 1 - 0 6 . h t t p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a/123560183_563954.

[3]李羽佳.传播学视域下“反转新闻”现象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7.

[4]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61，147-148.

[5]陈丽珠.缺失与坚守——反思市场新闻业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J].新闻研究导刊，2014（6）：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