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1. 略说
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极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2. 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
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 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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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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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
② 百度百科“尼采哲学http://baike.baidu.com/view/150521.htm”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对西方哲学里的某些传统观念进行了“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认为语言表达的主要形式是陈述性修辞，只有陈述（如科学语言）才能传达真理。受此影响，诗学传统也认为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区别就是陈述的真伪。但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源泉不在语言的陈述性，而在语言所要陈述的事物本身，因为在语言开始陈述之前，事物本身就已经被假设为先在。使用语言进行陈述只是揭示事物的手段之一，对形而上的事物，另一些话语手段比陈述还要有效，如行为、沉默以及文学描写。陈述性语言叙述业已存在的事物，而文学作品则创造想象的事物，所以它的揭示更加初始、直接，不能用一般的陈述标准来衡量。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2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解构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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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了反对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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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
4.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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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哲学家、文论家。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近郊的一个犹太裔家庭，据说孩提时代最早的回忆，便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他19岁获得学士学位后赴法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哲学史。70年代起定期赴美讲学，影响日益扩大。他的主要著作有《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这三部1967年发表的著作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影响已经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他的著作还有《播撒》（1972）、《白色的神话》（1974）、《真理供应商》（1975）、《有限的内涵》（1977）、《著名活动的语境》（1977）、《继续生存》（1979）、《联系的补充》（1979）、《类型的法则》（1980）等十余部。
5. 从“结构”到“解构”
Deconstruction是德里达新造的一个词，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用的destruktion（意为分解、翻掘和揭示），以便使消解的东西可以在被怀疑和超越中得到把握。正如阿布拉姆斯所说，解构主义“要推翻这样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即：作品有充分的理由在所使用的语言范畴内确立自己的结构、整体性和含义”。解构主义便是对结构的拆解，以证明语言的多义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赵宪章2002：208-210）
德里达指出，结构概念和西方哲学、科学、认知一样古老，其基本形式就是结构总需要一个中心的在场（presence），以限制结构内部由索绪尔所说的差异活动造成的不稳定（德里达称之为“自由游戏”），保证结构的平稳延续，但是这个“中心”虽然属于结构，却必须凌驾于结构内一切其他因素之上，不受结构运转规则的限制，否则就无法“统领”所有其他的结构因素。既然结构中心同时处于结构的内部和外部，其本身就不稳定，很快会因脱离结构因素而枯竭，造成结构的瓦解。有人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宇宙观做了如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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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
无绝对权威中心 崇尚神或逻各斯
无预定设计，不停变化 永恒不变，皆神与理性的预定设计
无序，轨迹运动 有序，真善美的运转
宇宙不可全知，无绝对真理 神全能全知，赐理性，人可用来掌控世界
歧异丛生，相互补充相互转换 二元对立
无等级的多元世界 一元主导下的等级多元世界
（朱刚2006：302）
解构主义虽然力图打破西方传统中的“天”的结构（破先验玄学里的“永在主题”）和“人”的结构（破人的自我核心，“核心”只是人把自我感觉理性化而已）。然而德里达并不是“彻底地反传统”，他批判形而上传统，但并不愿意以“一元消灭另一元”，重新进入二元对立模式。他所主张的其实是一种多元主义，是结构成为一切因素的游戏场所，矛盾因素互补而非对抗。①（朱刚2006：303）
5.1 举例：消解结构的解构策略
例如，“树”与“植物”作为两个不同的能指，可以指向同一所指；同样，一个能指（“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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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植物”），可以指向多种所指。这是因为，语言的意思是由“不同”或“差异”产生的。“树”不同于“菽”，也不同于“澍”等等，任何词的意思都是在与其他词的联系与差异中产生的；同理，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树”的意思就可以用“植物”来表示。这就是语言的歧义性。例如，“今夜月光真好”如果出自正在湖畔漫步的恋人之口，它象征这对恋人美妙的心境；如果出自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未免使人毛骨悚然。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夜月光真好”这句话的所指在此就变成了能指，而这一能指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有意义。② 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第208-209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5.1 举例：德里达解读列维-斯特劳斯
德里达首先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一最基本最古老的命题入手，解构了列维-斯特劳斯在亲缘关系上的悖论。德里达说：“对乱伦的禁止是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它是自然的。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禁止，是一种规范和限制的体系；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可以说它是文化的。”③由此可见，二元对立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德里达进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整套二元对立的系统如上帝/人、理智/情感、意义/形式等加以解构。德里达说：“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④（德里达：《立场》，巴黎，1972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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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2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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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第208-209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德里达认为，所有二元对立中的等级关系都是不稳定的，在自然和文化这对二元对立中，自然并不能自足，它需要文化，而且总是寓居在文化之中。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就是文化对自然补充的历史，到头来文化甚至反客为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这些二元对立中的关系可以被颠倒，二者皆可居为本原或中心，也就不再有固定本原和中心。而鉴于二元对立丧失了它的等级地位和优先权，中心即被消解。①（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6-17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由此可知，语言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存在多种因素的交叉，不仅与文本内部的因素交叉，而且也与文本之外的因素交叉。因此，没有任何文本时真正独立自足的，作品的意义总要超出文本的范围，并不断游移，就想一顶“毡帽”，戴在游击队员的头上与戴在阿Q的头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的结构决定语言的意义，为了寻找这种意义而竭力描述文本的结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语言远不像经典的结构主义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稳定不变的。它不是一个包括一组组对称的能指词与所指词的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结构。现在看来，它酷似一个漫无头绪的蜘蛛网，各种因素在这张网里不断地相互作用、变化、任何一种因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任何一种因素都受另一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
这实际上是否认文本的内在结构及其终极意义的存在，就像巴特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就像一颗葱头，“是由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在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尽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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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并不是否认作品有意义，而是否认有惟一不变的、终极的意义；也并不是否认作品作为结构的存在这一现实，而是否认结构概念的简单化、模式化；并不是否认结构分析的科学性，而是否认结构分析的有限性、静态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是结构的解放、语言的解放、文本的解放。
总之，德里达通过吸收借鉴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差异系统，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和契约性的特点，又进一步提出，“所指”也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与其他所指的差异才能被人们所了解，没有固定的永恒和所指。正是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开始了他颠覆西方传统哲学的解构之途，展开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更为猛烈的冲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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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6-17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第208-210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6. 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
解构主义的理论艰涩难懂，人们常常望而生畏，以致有人认为，任何试图客观地描述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努力都将陷入窘境。（大卫-诺维兹：《隐喻、德里达与戴文森》，（美）《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1985年，冬季号，第103页）。的确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著称的解构主义不得不采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其表述的晦涩是可想而知的。纵观解构主义的诸种著作，从解构主义云谲波诡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解构主义的批评精神——否认超验所指，颠覆“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这些构成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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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逻各斯的起源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生于以弗所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文章只留下片段，爱用隐喻、悖论，致使后世的解释纷纭。（维基百科）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也是如此，这个始基就是物质性的“火”。他所谓的“火”是指燃烧时的火焰，也就是“活火”，这个“火”没有一刻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燃烧——熄灭”周而复始的过程。世界万物并不是由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而是由火产生，又复归于火，而火的活动是有一定的“分寸”，也就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火与万物的转换也不是任意的，火在一定“分寸”上换成了万物，而万物也在这一定的“分寸”上换成了火。这就是说火的变化与运动、火与万物的相互转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赫拉克利特就名之为“逻各斯”。他指出，这个逻各斯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人们对它毫无所知，它仍然存在着。①
6.2 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一个“超验所指”，并相信这个“超验所指”能够提供最终的意义。这个最终的意义就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在希腊哲学中主要指万物生灭变化背后的一种规律。德里达所指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它特定的涵义，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相信有某个终极的所指，如存在、本质、本原、真理、实在等等，可以作为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逻各斯即终极真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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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增嘏主编： 《西方哲学史》，第43-44页，上海：上海出版社
②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6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柏拉图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代名词。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虽出现过几次大的突破和转折，但形而上的传统一直未变，无论是理念、上帝还是人的理性，都试图为世界建立一种秩序。
“逻各斯中心主义”又可称为“语音中心主义”。这追溯到柏拉图的思想。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logos），即真理的声音，或上帝之言。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连。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但这偏偏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求语言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语言（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象”。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隐藏了一种排斥文字的逻辑。言语被赋予优先位置，文字成为言语的表征，是言语的派生物。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说的话是内心经验的表征，书写的话是口说的话的表征。”（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解构这这种言语/文字的关系，成为解构理论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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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文字和言语的关系时，解构主义不是要颠倒二者的等级和地位，而是提出一种新的“文字”概念，一种以差异为其本质特征的虚拟框架。这种文字概念是传统的文字概念和言语概念的原型所在，故又称“原型文字”。 “原型文字”是包括文字和言语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的先决条件，是德里达进而颠覆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类意识产生语言的观点。他提出只有通过原型文字，我们才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没有原型文字，便没有人类的意识。因此，这种“原型文字”是语言的基础而不是后来添上去的附属物，是建构意义的生产模式，而不是已有意义的载体。德里达正是通过对原型文字的界说，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他所说的文字已不再是“狭义”的文字的同义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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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61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②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6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德里达提出“原型文字”的概念是基于他对东方语言的研究。他对东方语言的景慕主要表现在他对汉字文化的向往上。他在不同语境中多次论及汉字，比较集中的是在《论文字学》中对汉字文化的介绍和分析。由于汉字不必亦步亦趋来摹写语音，德里达认为汉字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从而摆脱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德里达说这就像中国前些年的考古发现（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年），发掘出的古代文字对今人几乎没有什么障碍，横亘在中间的漫长岁月涣然冰释。这对西方语文来说是很难想象的。西方哲学直接呈现“在场”的梦想，也许竟在中国的语文中得到了实现。
德里达发现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同样也能发音。所不同的是，在这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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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言语/文字这个二元对立被颠倒了过来。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汉语、日语这样的非表音文字，虽然很早就有了表音的因素，但在结构上表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发展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之外的伟大发明。①
7. 解构理论的几个概念
延异（différance）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符号是由概念和声音两部分构成的。现实中的可感事物（referent）在人的头脑中得到反映和体现（concept/signified），然后由具体的语言符号（signifier，即能指）加以表现。这就产生了结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二元对立：能指/所指。不难看出，在这个二元对立中，能指起的是主动与支配作用。
传统语言学认为，所指（signified）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在语言学中的表达则是言语（speech）。能指不仅包括言语，还包括文字。但是，文字作为能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表达言语。这体现出传统哲学重言语、轻文字的观念。对此，美国批评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在《解构主义批评》中作出准确解释：
符号的能指对应指向概念的所指。也就是说，声音代表着一个完整概念。它们都被人们所意识。举例来说，[ tʃeə]这个发音所指的就是“椅子”这个反映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而现实中的椅子实物，并没有在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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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22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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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② 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6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所以说，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an absent presence）。我们无需呈现椅子实物，只需使用声音或chair文字即可，这样就推迟了或延后了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迟”（to defer），对此，德里达解释说：
符号作为实物的替代，具有从属性和临时性。从属性是因为符号从原始的在场派生而来，并且作为一种不在场的替补而存在。在指向最终的、缺少在场的运动过程中，符号仅仅是一个中途调解驿站。
由此推演下去，德里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语言符号无非是一系列不断推迟的差异游戏。除了延迟，延异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差异。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理据，纯属任意。不仅如此，无论能指还是所指，都是“一系列由声音差异和概念差异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关于这一问题，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介绍》中解释说：“语言中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差异。例如cat是cat，因为它不同于cap和bat得差异而构成的。语言中的所指和能指并没有内在的一一对立关系。”
不仅如此，在能指和所指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明显区别。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词的意义，“字典会告诉我们更多的词语来解释它，而这更多的词语的意义又使我们继续不断地查阅下去。所以意义实际是一系列无终止的象征符号的差异。”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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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并不存在于某一个符号之内，它零星散布于一系列的无终止符号链条内，不会轻易被捕捉、定位于某一个具体符号上。意义总是被暂缓地、不断地被延迟下去：一个符号指向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符号又指向其他符号，层出不穷，无踪无止。
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观念，有力地支持了德里达的论点。符号的任意性打破了语言符号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换句话说，真理的起源不过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象征游戏。所以德里达在《文字学》中得出结论说：任意性让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排除象征符号键的等级秩序和天然隶属关系，“随着符号的出现，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遇上纯粹的事实了”。德里达说，延异既非一个概念，亦非一个单词，它本身就是一个杜撰之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关于延异，德里达有个生动比喻，说它就像一把扎束的花，其中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花枝和不同的词意，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散漫开去。与此同时，每一枝花又与其他的花枝或意义紧密联系，形成一种交错结构”(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6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需要说明，作为延异特征之一的散漫，除了时间上的延迟、空间上的差异这两层含义外，还含有一种“播撒”之意。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没有人能够约束文字的差异区别。在德里达这里，语言被看成延迟与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意义也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①
“延异”为什么不是一个概念？德里达说，这是因为延异是无以表现的。凡是可以表现的东西，都是某一个点上的“在场”，从而如其本然表现自身。但是延异同这类表现模式格格不入。它的在场就是缺场，它就是无，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延异没有存在的形式，也没有本质可言。延异是差异的本源、差异的产生、差异的游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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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异没有本质可言，它渗入每一种实在和每一个概念之中，构成差异系统的游戏。在其表现特征上，延异展示的是差异的踪迹，并表现出强烈的非中心特征。“从某种角度上说，延异无疑就是‘存在’或本体差异的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展开。延异中的a变标志着这个展开的运动。”③
播撒（dissemination）
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散，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德里达认为，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永远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与重复。（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播撒指的是文字的非中心特征。鉴于绝对意义的终结，符号的意义在环环延宕的同时，也向四面八方展开。文字的意义像种子一样到处散开、没有中心的现象就是播撒。
文字中无穷播撒的性质在文学中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由于没有了中心，文本不再是一个超验所指即在场所给定的结构，而指向了一个广阔复杂的解构世界。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似曾相识的新经验，然而永无达到本真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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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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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30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③ 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1982年版，第22页
7.1 替补（supplement）
德里达一旦完成他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解构之后，就走上了一条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补”之路。他所谓的替补，主要来源于卢梭有关“补充”的说法。在这方面，卢梭在其《忏悔录》里曾有过一系列著名论述。譬如他说过：“语言是讲述的，文字仅是言语的补充。”他还认为，教育是对天赋的补充。
在《文字学》中，德里达援引卢梭有关补充的说法，对它进行深入的批评改造，这便有了他自己的替补说。他提出，言语需要文字的补充，这说明言语的本身并不完整。而他所说的替补，实质上就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
“替补”可视为使某物成为完全的附加，而这种附加又是该物先在的、发乎其内的需要。替补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被补充的本体本身即不完全或不完善。不过，“替补”在性质上与它所进入的实体是相异的，并且“替补”和“延异”、“踪迹”的概念一样，它“既不是一种在场，也不是一种缺场”（德里达：《论文字学》，巴尔的摩与伦敦，1974年版，第224页），它存在于万物的结构之中，无所不在并无孔不入。
“替补”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极具有解构特征，它意味着二元对立之间明确区分的逻辑的摧毁。德里达认为，在所有的二元对立之中，替补都在起作用。在卢梭的“文本”中，“教育”被认为是“天赋”的补充，它完成并增添了“天赋”。但是这个“教育”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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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揭露了“天赋”——一个所谓“原生”的或“自足”的存在——其中的缺乏或空虚，因此它才会需要“增补”。又如真理与谎言这对二元对立，谎言作为真理的一种补充经常包含在真理之中，纯粹的真理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或创造出来的一种神话罢了。所以“替补”这一概念可用来指涉二元对立之间的等级转换和消弭的可能性，它同时代表了“完成”和“不圆满”，“存在”与“非在”两种对立的状态。（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2 删除下书写（ecrire sous rature）
上述已提到，德里认为，替补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被补充的本体原本就不完全或者说不完善。这就像卢梭返归自然的浪漫主义理式，把自然视为未经沾染的本体，把文化视为后到的并且破坏了自然的纯正形态的补充。但是德里达说，那一类原生原发、浑朴天成、未经任何“补充”的自然，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一个神话。事实是并非文化补充自然，而是自然本身总是一种先已被补充过了的存在。文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早在那个黄金时代里就埋下了种子。(朱立元1997：311)
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在德里达看来，“自然”已先为“文化”所蛰居，那么，“自然”这个概念的确凿意义究竟指什么呢？或者说，怎样才能把这个概念表达出来，同时又避免传统思维对它的误解呢？他仿照海德格尔在《论存在的问题》一书中给存在一词加上删除号×的方式，即用“在删除号下写作”的办法，来解决难题。德里达说，这个删除号并不仅仅是否定的符号，它是一个时代的最后的文字，在它之下，语词的传统含义一方面是被删除了，一方面依然留下了清楚的痕迹。这样，“自然”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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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一个被加上删除号的语词，读者如何知晓这个词还剩下多少涵义可以领会？如上文“
”的例子，虽然保留了原来的词形，但词形背后的所指却一笔勾销了，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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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盯住纸面上的符号，却不去考虑这符号背后的所指，这有可能吗？鉴于以上疑问，德里达尝试借用“痕迹”的概念来解决问题。(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31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3 痕迹（trace）
痕迹不是发明的新词，而是“旧词新用法”。德里达认为，通过给特定的语词加上删除号，虽然是消抹了这个词，但是同时也留下了形迹，赋予语词以即兴式的转瞬即逝的意义、这就是“痕迹”的含义。于是，传统的概念和范畴痕迹犹在， 但是从内涵到外延却无不是云谲波诡，不断变动，与先时大不相同了。
痕迹也就是延异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意义永无被确证的可能，读者所见到的只能是意义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痕迹”。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31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传统的痕迹概念，是本原的一种在场，而德里达恰恰是要用“痕迹”去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看来，痕迹不是一种在场，而是在场分解自身、移置自身，复指涉自身的一种幻相，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因为现时不可能留驻在一个点上，它是过去的继续，是未来的预设。“一切都是差异，都是痕迹的痕迹。”（德里达：《立场》，巴黎，1972年版，第38页）。痕迹故而具有无从确切感知的神秘特征。纯粹的痕迹是不存在的。
痕迹岁自身极难捉摸，但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异己力量，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它是激发文字做差异游戏的内部机制，在痕迹的作用下，文字成为一个其中只看见痕迹、向着无穷延伸的延异的结构。痕迹在自我中的运动也是如此，自我在现时态的在场中掺入了过去和将来的因素，并同自身形成差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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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一、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二、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
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解构主义认为，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推迟和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客观世界也被文本化了。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归纳为一个文本。德里达还认为，阅读与写作还无孔不入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此前提下，德里达提出了他的互文观念：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型的，而且千差万别。任何一个新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语言、代码互文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不仅如此，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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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更是无声地潜伏于语言体系中。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它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毋须其他的自我了，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解构主义者米勒就此曾谈到，“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这样，互文性批评最终就必须要在文本和文本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追寻的痕迹，从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群的整体认识。（百度百科）
解构批评的这些概念是互相联系、难解难分的，用德里达的话说，它们都是非同义的同义语，都具有“非本原的本原”的特点，都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化之中。在解构理论的探照下，我们看到，知识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万物无一不在自我解构中变化、延续，并且这些概念向人们昭示，人类对于所有的关于生命、自我、知识的解释都是可能的和可行的。8. 耶鲁解构学派代表人物
解构主义兴起，主要得力于美国学界对它的着迷。如果说法国解构主义高深玄奥，那么，美国的解构主义则更加注重它在实际文本中的操作运用。随着德里达著作英译本的陆续出现，以耶鲁大学为中心，一批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崭露头角，成为批评理论界的“明星”。随着米勒和德·曼七十年代进入耶鲁大学，其英文系一下云集了数位解构主义大家（另外两位是布鲁姆和哈特曼），人称耶鲁“四人帮”。
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生前是耶鲁大学老资格的文学教授。他是美国最早、最完整地接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维并成功地应用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盲视与洞见》（1971）、《被毁损了形象的雪莱》（1979）、《阅读的寓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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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德·曼最富创造性的见解，是他继承并发扬了尼采的修辞理论，使之成为重要的解构策略。他接受了尼采视修辞性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本质的观点，认为语言的典型结构不像传统语言学所说的那样是表现或指称表达意义的结构，而是一种修辞结构；一切语言都有修辞（隐喻、象征等）的特性，因而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不确定性；语言的修辞性将逻辑悬置起来，因为语言的指称或意义变得变化莫测、难以确定。他还认为文学文本比哲学文本修辞性更为突出，其意义更难确切地把握，因此文学阅读中完全可能存在着两种或多种无法调和、甚至相互消解的阅读。所以说，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寻找明白确定的意义，他将永远面对无中心、无定义的文本，而修辞反复在其中造成“多重模糊不确定意义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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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8-17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3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③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3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第3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 ），是耶鲁批评派的另一员主将。米勒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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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柏林学院就读，后转到哈佛大学学习。他先后在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8）、《神的隐没：五位19世界作家》（1963）、《现实的诗人：六位20世纪作家》(1965)、《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长篇小说》（1982）、《语言的时刻：从华兹华斯到史蒂文斯》（1985）、《阅读伦理学》（1987）等。
米勒主要度德里达的“差异论”感兴趣，尤其注重差异在语言中的表现。他吸收德·曼的“修辞”理论，把语言符号作为修辞手法（如隐喻）。米勒的解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具体的小说的阅读分析中。他认为“所有的语词都是隐喻。它们不断延迟、差异并区别于其他词语每一个词语都指向相互替换的词语链条中另一个词语，无源无根。”而词语的修辞本质又使得词语多意多变，当其中一个意义被选中时，其他的潜在意义也同时闪烁其词，致使选定意义不能稳定，总是滑向其他意义。而我们对于文本的阅读，就是要追根溯源，找到词源，观察其迷宫般的语义分歧和置换。在米勒看来，这种语义扩散的结果揭示了文本层出不穷的解释可能。米勒的解构主义策略，就是仔细挑选某些重复出现的关键修辞、概念或文章主旨，分析它们在不同情况下重复时所释放出来的破坏性力量，从而瓦解文本所依赖的等级秩序与权威经典，暴露它对边缘思想和“非法”传统的压抑。他在《作为寄生的批评家》中揭示：每一部作品都寄生在前人作品之上，它既是对以前作品的引用、模仿、吸收与借鉴，同时也让前人作品寄生于新作品之中。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不断地改编，以适应新文本的精神。而新作品的语境，又使前人作品获得了新的阐释。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７月11日出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六十年代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对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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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九十年代以后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他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他的代表作有《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想象的群体》(1961)、《叶芝》(1970)、《塔里敲钟人：浪漫派传统研究》(1971)、《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误读之图》(1975)、《诗歌与压制》(1976)、《竞争：一种修正主义理论》(1982)、《影响的诗学》(1988)、《西方正典》(1994)、《莎士比亚：人的创造》(1998)、《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2002)。
布鲁姆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大胆提出对前人作品的“误读”概念。面对前人的历史文本，当代作家只有通过误读才能产生对历史的叛逆和超越，树立起自己“强者”的诗人形象。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延异而不断产生与消失的，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布鲁姆不仅把文学影响归结为创造性误读，而且把一部文学影响史归结为不断对文学前辈对后辈的传授、统治、左右、支配，以及后辈对前辈的单纯吸收、学习、模仿、继承，显然完全不同，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传统影响论的叛逆和颠覆。①
9. 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
解构主义是通过对一系列文学和文学批评概念，尤其是对文学自身的概念的解构而进入文学批评的。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在哲学/文学这对二元对立中，哲学是对世界的清楚深刻的认识，文学则是对世界的虚构和隐喻。哲学位于优先位置，文学处于边缘。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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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就是要打破以往确立的哲学/文学德等级关系。德里达认为，这两门学科本质上都属于符号系统，都是隐喻和修辞的产物。一切文本包括哲学都可以当作“文学“来阅读。但德里达同样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完全是“文学的”，一切语言和解释行为都依赖于哲学范畴和哲学的设想，由此，哲学和文学的对立被消解。美国学者德·曼进一步认为，哲学、政治、法律等一切其他文本在本质上与文学没有区别，它们都是由语言构成的，都具有修辞的特征，因而都是虚幻的和任意的。在解构主义看来，文学是最具有全面态势的话语模式。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各种文体可以无所不纳，几乎没有什么与文学格格不入。它不断地超越自身，超越对它的任何描述，并能兼容与它针锋相对的事物，这种文学就是总体化的文学概念，它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它变化无常，不可界定。在这种总体化的文学概念中，哲学和文学都是它的分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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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②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81-18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由于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解构主义对这两种文本的解读中已经消失，因此人们不妨在阅读方式上作一交换。解构理论认为，由于这两门学科都属于符号系统，作为解构阅读的一种策略，对哲学著作的最为忠实的阅读就是将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找出其虚构、修辞的结构，发掘其隐喻。与此相对，对文学作品最相宜的阅读则是用哲学的姿态阅读，梳理其与内在的作为根基的哲学诸对立命题之间的关系。
解构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影响了人们对批评活动的性质和目标的看法。米勒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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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构批评的阐释性质：“‘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批评只能是阐释、阐释、再阐释。而在阐释活动中，解构主义从不打算建构权威的建议，也不希翼获得最后的结论。解构主义反对一切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作详尽解释的批评模式，其中既包括只关注内容的批评，即主题批评，也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德里达指出：“一种只关注内容的批评，即主题批评，不论它是哲学的，社会学的，或精神分析式的，都是把或隐或现、或充实或空洞的主题，当作文本的实质、 目的和所阐明的真理。”传统的文学批评总是对文本的意义孜孜以求，而意义的确立将不可避免地会扼杀文本的其他种种可能性。自新批评以来，许多批评家开始致力于开掘作品语言意义的多重性，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反讽或歧义等修辞手法来揭示作品内在意义的丰富和结构的有机统一，但最终仍囿于一个封闭的意义结构之中。而解构主义所主张的文本在阐释中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又不同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坚持“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解构主义的阐释是以文本为轴心的永无止境的阅读，并在每一次阐释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
解构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的模式，它的阐释性质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语言的游移无定，将文本视为人言言殊的世界。在阐释活动中，解构批评将仔细地揭示作品中潜在的组合和分裂，小心翼翼地从文本内部的意指结构中抽取出冲突力量来，并表现出这一过程的无限开放性。在解构批评的阐释活动中，任何文本都不具有确定的意义；一个文本的各种阐释可能互不相容，甚至毫无共同之处，但都是同样合理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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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②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79-18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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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解构批评实践
解构批评家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往往各显神通，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显示出解构批评的恣意。但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模式，它毕竟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批评轨迹。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一文中，谈到了两种阅读方式和阐释方式。一种是力求破译文本，希望找到真实或本源，即致力于文本的客观的阐释、复述；第二种则不再追寻本源，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文本。解构理论重视的是第二种阅读。第一种阅读被纳入解构批评，只是作为被解构的对象。只有第二种阅读才能发现传统文本中还有许多有待发掘的东西。这就是德里达的“双重阅读”的策略，其具体做法是：在把握以往阅读的基础上，再与这些阅读背道而驰，其目的是消解关于这部作品的先前阅读的立场和结论，以揭示文本中业已存在的异质性。
美国批评家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通过研究批评家们对柏拉图、康德、卢梭、奥斯丁、索绪尔、弗洛伊德等人的阅读，总结出五种解构策略，现分述如下：
一、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价值上的等级秩序。在解构阅读中，起点经常是先找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接下来对这个二元对立加以质疑。但这种颠覆并不是简单地以被压抑的后者替代前者的本源地位，而是阐明作为对前项的否定、边缘和补充的第二项是第一项可能存在的先决条件。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著作中自自然与文明的解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印第安人部落里的自然状态中其实早就有了文化的因素。
二、注意搜索那些凝聚不同价值和意义的关键词，从而找出解构文本的契机。例如德里达对柏拉图《斐德诺篇》中的“药”（pharmakon）一词的分析。柏拉图称文字为一剂药，德里达抓住这个词大加阐发。他说，希腊文中的“药”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另一个则恰恰相反，是置于人死地的“毒药”。这种含义同时都包括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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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中，以致思维缜密的批评家深感选择的困难。而扩展开来，“药”只是文字的一种喻体，我们所运用的文字就是这样一种既记录传承言语又威胁言语自然呈现的东西，择其一义而不及其余，将会肢解概念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语言预示了它自身的误解。
三、注视文本中存在的与某种权威解释相异的成分和形式。因为“无论用什么主题、论点，或模式来界定某一部特定作品的性质，仍存在着作品异于被如是界定之自身的种种方式，它们或是系统地，或是转弯抹角地界说中的论断提出疑义”（库勒：《论解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文本将不断地提供颠覆先入之见的形象和论点，由此使对文本的阐释永无止境。（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81-18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四、以文本内部的冲突，展示对该文本的不同阅读方式的分歧。对一个文本的批评论争，常常是文本内部冲突的再现。因为批评阅读将文本内部的差异变为不同批评立场之间差异。而解构阅读要证明的是，将一个充满内在差异的文本作或此或彼的阐释，其基础是大可质疑的。
五、从边缘入手，迂回进攻，以期拆散文本的“结构”，证明其破绽百出。在传统的阅读中，为了叙述的需要和主题的统一，常常会压抑一些成分或含义，把它们排斥到比喻或次要的位置。这些边缘成分既是被排斥对象，又是等级形成的基础。解构阅读就是要抓住文本中那些似乎无足轻重或者居于“边缘地带”的片段，将这些边缘构成抗衡以往阅读和摧毁等级的开端，进而说明文本没有恒定结构和确定的意义。这种阅读为文本造就了通过自身的边缘成分颠覆自身的本性。
11. 解构批评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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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说“‘解构’ 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是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它使人联想起一个比喻，即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根本无法重新安装。解构论者并非寄生者，而是弑亲者。他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机器拆毁，使其没有修复的希望，是个不肖之子”（ 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的确，解构批评是一种极具破坏力和革命性的批评思潮。它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坚持反传统和反权威，旨在摧毁西方的形而上学机器。解构批评推崇变化，它不是走向虚无主义，而是要揭示万物在自我解构中的延续和变换，是万物在变化中共存而不是泯灭。解构批评也不是完全否定结构，而是否定一个具有中心的僵化结构。解构批评旨在通过破坏其文本中心，将其变成一个无固定轨迹的游戏场所，文本结构将在游戏的变化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解构批评的革命性还表现在批评中的多元和平等思想。它对二元对立的解构就极富启发性。它认为二元的真正关系式互补中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你我又是有差异的。因此在价值观上每一方都是平等的。（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82-18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同时，解构批评所标举的语言的自由嬉戏和意义的不可终结性不仅为重新理解以往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而且为当今的后现代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一些后现代作品展示给读者的是变幻不定的叙述游戏和扑朔迷离的图像，是中心意义的匮乏和“类”的消失，而解构批评主张的文学文本异质共生的断言以及它们所采取的较之其他批评更灵活、更开放的方式，在批评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这些作品以积极的支持。这也许就是解构批评在文学批评界风行不衰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构批评是一种以激进方式维护文学之独特地位的批评模式。
然而，我们也看到，解构批评表现出了明显的偏执之处。解构批评强调语言的虚拟性和差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语言表达思想和进行交际的功能。特别是解构主义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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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解构一切的姿态使解构批评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使它不得不成为传统的一个部分。（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182-18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 结语
总而言之，20世纪文论的向度，较之与以前的传统的文学理论向度，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后者（传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的人文理性文学理论，它是意识形态的、科技理性的、人道主义的和艺术的。前者，尤其是解构主义，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是反传统的理论。何以见得？关于德里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92年5月9日，欧美19位学者联名上书伦敦《时报》，表示强烈反对剑桥大学将要投票表决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理由是，德里达的哲学不符合清晰严谨的传统哲学已被接受的标准，“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类似于达达主义着或具体派诗人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附录），因此不能使人确信他是荣誉学位的恰当候选人。但是结果却令学者们尴尬，德里达仍然荣获剑桥大学荣誉学位——这一件事件当然不能说明学者们无理取闹，也不能证明德里达多么了不起，但是无疑表明可那些学者们代表的传统哲学、文化与德里达所代表的现代哲学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德里达及其哲学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对传统哲学、文化、艺术的反叛精神，是一种不无意义的理论，而不在于其中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真理。
促成德里达所代表的理论这一现代向度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现代文化内部的矛盾。现代文化的两个重要“结构”因素——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形态和制约人的生产行为的科学技术，前者日趋僵化、凝定和腐败，使一元中心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制度化，并形成文化霸权，日益严重地束缚人的社会和思想行为，并在极端情况下产生集体的盲目行动，如德国的法西斯行为，苏联的红色暴政。随着历史恶果的出现，这就会产生一种逆反，一种远离中心、消解以虚假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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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理性的膨胀，使人工具化、非人化，并使文学艺术符号化、商品化。这是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科学都退居“边缘”，使文学艺术的传统功能——对“中心”意义、价值、真理的追求和肯定也产生质疑和逆反，于是出现开放、宽容的“写作”。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种放纵和狂欢。
现代文学理论向语言——结构——解构的进军，固然是一种不无启发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伴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一并出现的，但是，就文学自身而言，许多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19世纪60-70年代以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语言正在深刻的危机中苦苦挣扎。在一个话语堕落成为仅仅是科学、商业、广告和官僚政治的工具的社会中，一个人应该怎样写作？假如读者大众都被一种“大众的”、追逐利润的、纸醉金迷的文化所浸染，一个人应当为怎样的大众读者写作？文学作品可以同时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吗？如果没有应该与读者共同的集体信仰框架，写作如何可能？
总而言之，文学的语言之与结构，能指之与所指，文本之于客观现实，之于真理和价值意义等问题，在今天乃至明天，仍然是个问题。
也许，已经过去的历史，经历了正、反两个阶段。如果黑格尔的辩证法还管用的话，那么将要出现的可能是应该和合的阶段，即对古往今来的、林林总总理论方法——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考据学的、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等等，加以综合。如今是多元化时代，正是各种思想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因而，文学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张德厚：《西方文论精解》，第271-27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主要参考书目
■1、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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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版；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4、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6、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海：上海出版社，1985；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一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10、张德厚：《西方文论精解》，第271-27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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