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卷第第7l期Jo吉安坏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eol17No199611996年3月~aJofji’anTaeerhesCollegeI(P枯咖phyand段ial豁enees)Mar论新一入写实小说.彭礼贤【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阐述和作品分析中指出八十年代后半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与历史转型特定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转型休现了文学中的平民意识,,,,,“”。从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上看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双重反拨和双重吸收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艺术经验。“平民文学也应有精英意识”“”,才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平民意识[关键词11987“新写实小说,历文转型文学转型年前后起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转型期的到来文学上出现了以一批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标志的文学转型,,、、,、批以新写实相标榜的小说颇为引人注目某种深化“。在以后的四五年内一直较为波澜壮阔且有(钟山)在”“”。一扫图解政治,1989。年3一6期还推出新写实小说代表,、、。以至瞒和骗的文学印迹以深沉的悲剧性和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震撼和鼓舞人心文学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人物为一批相当年青的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李晓李锐杨争光等,、、,走进了千家万户。但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代表这、特别是在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无论解放思想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不是可以登高一呼一魔而就的,,。一流派创作实绩的有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不能不既正视传统中的,正面以外的负面又吸收世界新潮做艰苦细《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等短中长篇小说、,、、。致的工作“。于是1985年前后的文学又有第”,有些还被改编、二次转型这就是以一批青年作家为主力。一地鸡毛)成电影((伏羲伏羲))电视剧(《注。军的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取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们致力于封建(不谈爱情))引起了更为广泛和热情的关文化传统中的劣根的解剖和世界新潮的吸但相当一部分寻,一出现原因与基本特征、根文学蛮荒古远有余切入现实明显不足;相当一批新潮文学对西方新潮生硬搬用有余,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也并非天外来物用一句话概括它是与历史转型期的特定阶段,吸收融化明显不足,,。由于一些作品在远古和,新潮中凌空蹈虚内容上脱离现实的执著关注艺术上脱离群众的欣赏习惯群众自然也就疏远了文学。相适应的文学的转型“”。新时期以来与历史转型期特定阶段相j古户的文学的转型经有过两次。1987年前后新写实小说的“”。“”,在新写实小说之前已,出现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三次转型:,一次是从1979年前后开始随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心态是思想着思想解放运动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收稿日期解放运动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诚然是一世1995一12一乃14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之壮举和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但现实地看既不能靠登高一呼一减而就也不能靠凌空,是有益的“。但事情也有另一面这就是创作,,指导思想上一地鸡毛”在取材上一味世俗化离不开在人的生存态度上提倡既不绝主张,,蹈虚达到目标,,。商品大潮之下和精神躁动,;,之中人们面对的是生存的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面临一种更具体也更纠缠不清的日常望也不希望,“不谈爱情,”、“活着就好”(尽管并非苟活)一味顺应也有其可能产生生活。芸芸众生在平庸的年代有一种更个人,,,的负面显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不足或现实主义的弱化“。的出发在生存之道中处理好社会和家庭的种种现实关系倒不失为一种务实之举社会和家庭的安定也是实现民族宏伟目标的必备好在这种情形在转向历史题材。的小说中有了突破有精英意识、它说明平民文学也应“””。条件。正是这批新写实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凡人小事和世俗生活,描写其中种种喜怒哀乐和矛盾纠葛,寻求一种务实的生存之道,体现出一种文学的“转型”。有几篇小说的标题如(一地鸡毛)、(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颇具象征意义: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是平凡的,务实的,说不清,理还乱的,如“一地鸡毛”;不要侈“谈”那种凌空蹈虚的“爱情”,小夫妻之间最要紧的是相互好好过日子;无论“气温”的冷热活着自己踏实又至少无损于人“就好”。既可以说新写实小说顺应了历史的某一阶段,也可以说历史的某一阶段选择了新写实小说。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特征,有种种说法,归纳过它的种种特征。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与上述“转型”相一致的,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上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双重反拨和双重吸收。它明确反对某些现代主义作品的一味自我表现和艺术上的凌空蹈虚,却又借鉴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和粕神;它明确反对某些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刻板生硬、图解政治以及对典型定义的绝对化理解,却又吸收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关心现实的艺术精神。于是,与现代主义相对,它的立足点仍是“写实主义`’;但在写实主义中,既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也不同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写实主义”,故名“新写实主义”,简称“新写实”。作为一种文学“转型”,它的两大功绩一是回到故事二是唤起温情。回到故事,顺应了群众的审美欣赏习惯;唤起温情给了芸芸众生以抚慰和启迪。这两者都有利于文学与平民百,姓的沟通可以称之为文学中的`平民意识”。新写实小说的“平民意识”是可贵的,也二奠墓之作方方的(风景)方方(1955一)的中篇小说(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5期),不仅是方方本人的代表作,而且是新写实的奠基之作。它描写的并非赏心悦目的自然“风景”,而是一幅并不赏心悦目的底层劳动人民穷困生活的场景。小说讲述的是五、六十年代汉口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的生活故事,但却是一种“重新讲述”。所谓重新讲述就是说它与过去(特别是“十七年”中)讲述这种生活故事的某些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不同,没有先入为主的先验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没有粉饰生活的企图,也没有光明的尾巴。也就是说,它摆脱了某些传统现实主义图解政治概念的案臼。假如按照某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定理解,五、六十年代的典型画面只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少年一代长在红旗下,泡在蜜糖罐里。作品中写的武汉市河南棚子区的一个码头工人的家庭,却是“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九个子女长年住在一间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每七分钟一趟从屋枪边擦过;子女们只能睡地下以至床下,全家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块成了子女们幼年时代的主要功课和深刻记忆。一家人就在这种贫困的生活中挣扎,兄弟姐妹之间男孩子彼此斗殴,两个女孩子则一肚子坏且幸灾乐祸。假如按照某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经了新旧两个社会且是血统工人的“父亲”,既然在旧社会苦大仇深,一定在那时就向往,说不定还挺身参加“二七”罢工,在新命不停步。可是在(风景)里,“父水历革命社会继续革第”期,1彭礼贤论新写实小说亲作为一个苦大仇深的码头工人在旧社会除苦作苦熬外竟十分卖力地为洪帮头子打码头”,,住在某街某巷某号的某家与小说中的描写惊人相似。,“但作者并不认识这一家“”,。说明它成为一个勇猛的打手生活却并未因,同样是一种本质的真实同样有其认识意此改善。在新社会他也始终是个粗鲁的搬运工人,他的特长是骂老婆、打孩子,没钱也要酗酒。再就是具有一种苟活者的坚韧,如此穷困艰苦的生活条件,他竟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一气让老婆生下八男二女共十个子女,除“/、弟”出生半月夭折外,一批子女竟也在缺衣少食和缺少起码的生存空间的情形下,活下来了。又如按照某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个码头工人的下一代,既长在红旗下,又是具体生活在一个血统工人的家庭,一定是在红旗下茁壮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优秀接班人。(风景)中的描写也与此大相径庭。“三哥”是家中的“二霸王”(“父亲”是“大霸王”)手下有一批小唆罗,又成为附近几条街的小霸王。“大哥”长时间娶不起老婆,凭着一身举肉,被邻居一个女人看中,成了那个女人的拼夫。“四哥”出生后缺少起码的照料,生病而后天聋哑,后来娶了一个盲女为妻。“五哥”、“六哥”娶不上老婆,先后“嫁”到汉正街,做了倒插门女婿。“七哥”在插队中,偶然又偶然的机遇和原因(因患夜游症成为山村闹鬼的原因),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北大,但也只不过在汉口一个不起眼的中学任教员;为了从“鬼”变成“人”,出人头地,利欲戴心中竟不择手段,主动出击,完成了一段各取所需的等价交换的婚姻。“大姐”、“二姐”做姑娘时都已跟几个男人混过,多次打胎,有的在结婚后’还被自己的男人拐到河南卖了。这个家庭中唯一有文明教养的是“二哥”,用“父亲”的话说:“他不象我的儿子。”但门第的世俗眼光,终于使他陷入了一场铭心刻骨却绝望的爱情,切断动脉自杀了。以上的生活故事,的确与某些传统现实主义的描写原则大相径庭。按照某种传统现实主义的眼光,非给它扣一顶歪曲现实的帽子不可。当然这也并非说只能有此写法,而只是说也可以有此写法,尽管按某种固定的理解匪夷所思。这篇小说发表后,当地(武汉市)的读者感到它十分真实,有的还指出现在义和反思价值。小说在视点上采用一个出生半月就死去的“死魂灵”,即埋在窗口地底下的“八弟”的所见所闻,来讲述他的父母和九个兄姐的事情。以这种荒诞视角的手法,讲述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既增添其凄清,也可以看出在观念和手法上新写实小说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吸取。(风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提纯的虚假的“理想”的失落,恢复“存在决定意识”的原本含义,而描写生活事实、生活的“原生态”,体现出一种“刻骨的真实”。在描写对象上也转向凡人琐事、芸芸众生、社会的普通细胞,并且也同样不乏作家的一腔赤诚。标志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精英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型。三、实力展示:池莉的“烦恼三部曲”池莉(1957一)的三个中篇小说(不谈爱情)((上海文学))1988年1期)、(太阳出世)((钟山)1990年4期)和(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8期),虽然主人公各异却被人合称为“烦恼三部曲”,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正好分别写了恋爱结婚、女儿出世、带幼小的儿子上下班这人生道路上的三个站口,青年主人公们都经历了一番世俗生活中的烦恼,也都经历了从烦恼中的解脱,而且都有一种本质相通的解脱之方。作为一个“准系列”中篇,进一步展示了新写实小说的实力。(不谈爱情》中的青年夫妇,男主人公外科医生庄健非出身于父母均为大学教授的书,女主人公书店营业员吉玲出身世居花楼街(旧社会的妓女街)小市民家,他们是冲破了男方家庭的阻力恋爱结婚。按说这应该是有爱情基础的吧,事实并此。小说着重描写的就是为了一件小事(妻子认为丈夫为收看尤伯杯羽毛球赛而忽香门第家庭于庭的非如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996年略了她)引发一场小家庭夫妻争吵,进而引发起大社会的“一场混战”,使庄健非处于焦头烂额的困境中:他去丈母娘家找出走的妻子,被刁钻的丈母娘骂得狗血淋头,还提出一定要庄家父母上门道歉才能解决问题的苛刻条件;他与某同事谈夫妻不和的苦恼,却成为全院众所周知的新闻,还成为排挤他出国观摩学习的依据;吉玲的密友热心过头的工会干部章大姐策划吉玲提出离婚,庄健非过去的情妇老练的梅莹敦促他与妻子和好;他硬着头皮去求父母,为使儿子不至失去这次出国学习的难得机会,庄家父母委屈自己匆匆去吉家为儿子道歉,小夫妻俩又算破镜重圆。小说的潜台词是: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高于一切,还是不要侈谈虚幻的爱情的奥林匹斯山,而维持世俗的然而实实在在的婚姻,好好过日子吧。所以小说的结尾处写道:“庄健非终于圆满解决了一切向题。他相信,往后他就有经验了。”尽管这是一种教人哭笑不得的“经验”。《太阳出世》以小女儿出世为中心,写了另一对年青夫妇从结婚到女儿周岁的家庭生活和人生烦恼。如果说外科医生庄健非的烦恼在于夫妻失和及由此引起的大社会压力,主要属于精神方面的,那么工人赵胜天的烦恼在于经济拮据引起的小家庭的烦恼,以至夫妻反目为仇,倒主要由于物质方面引起的。小说着力描写了在家庭裂缝加大的情形下,妻子并不征求丈夫的意见进医院准备人工流产,然后离婚,以及流产未成妊娠反应期间的折磨,产期临近时的紧张心态。但小女儿的出生,在这对年青夫妇眼里就如太阳出世。从此他们的生活中有了一颗小太阳,化解了他们之间的裂缝。他们节衣缩食,尽其所有,按(育儿大全)所说的最好标准哺育“小太阳”,并给小女儿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周岁生日。在经历了以上的世俗生活的甜酸苦辣后,他们尽管尝尽了人生的烦恼,但终于挺过来了,一对原来调皮轻浮无知浪孟的年青夫妇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在共同哺育后代中,认识了对方,改变了自己。小说的潜台词是:苦也好,酸也好,挺过来就好,“小太阳”可以偿还一切,弥补一切。赞扬这种现实的务实的人生态度。《烦恼人生》是写世俗生活中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烦恼,在三部曲中无疑艺术容量更大一些。小说写了一个现代化轧钢厂优秀操作工、34岁的印加厚,从半夜零点时四岁的儿子掉下床,带儿子上下班,直至深夜n时36分疲惫地上床,辛苦忙碌而穷于应付的一夭,成为这一类平民百姓的一年以至一生的缩影。儿子掉下床,并招来妻子的重复千百次的数落,原因是居住条件太差,全家就这么一间小房。而且这栋楼马上要拆掉,连这么一个整脚的小窝也将失去。早上起床后全楼十户人家排队洗漱和上厕所,其中的你争我夺、顾此失彼、使尽心计、讽刺挖苦,都突出了居住环境的窘迫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带着四岁的儿子去工厂上班,挤公共汽车时裤子缝都挤开了才好不容易上了车,车上人挤为了护住儿子又无端遭身后一位姑娘臭骂,以至儿子与那姑娘开打。突出了城市交通的超负荷运行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好不容易在挤公共汽车和过渡轮之后赶到了工厂,按说印加厚爱厂如家,他到了厂也应该如回到一个可爱的家,可以少一些烦恼了吧。却并非如此,他的一等的月奖(30元),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三等(5元);连这5元的末奖也被厂里发起的各种“苛捐杂税”全部卷走“”、—老大难结婚2元非州救灾1元、抢救大熊猫2元;满怀信心报考电大,却被厂领导的土政策不准报考;在厂食堂午餐不但买不到经济实惠的小菜,还从无滋无味的白菜里吃出半条青虫,食堂管理员满不在乎。都突出企业管理制度上的非科学化、非现代化、非民主化所带给包括主人公的烦恼。以上的种种烦恼可归之于一类:家庭以外的外界种种原因给主人公带来的烦恼,属于生存条件方面,其特点是面广,几乎无处不在。另一类烦恼是家庭内的婚姻与爱情不能两全,属于感情生活方面。夫妻之间,面并不广,但却另有其深刻性。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如果说家庭是一架平衡木,这种情形下他和老婆是摇摇晃晃地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人也活得太累了。因此他有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插队时,与知青伙伴聂玲的刻骨铭心的初恋,魂牵第期1彭礼贤论新写实小说71梦绕。而在眼下的现实生活里,他的徒弟、年轻漂亮善解人意的女工雅丽,对他的无爱的婚姻深表不平,不但时时流露出爱恋的暗示,而且有勇敢的表白。他内心里也承认,自己留在厂里加班与雅丽的存在不无关系。对于印加厚这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喜新厌旧,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它是我们社会里比较普遍存在的缺少情爱又苦于生活重压无法改变的那些家庭所必然遇到的感情危机,也是人生的一种深刻烦恼。作品提出的以上这些向题是尖锐的,但解决方法又是十分理智和现实的:发乎情而止乎理。小说的结尾印加厚在熟睡中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自己在空中对躺在床上的另一个自己说: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烦恼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等你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比现在美好。小说的潜台词是:尽管人生是常有烦恼的,包括家庭外和家庭内的烦恼,但“明天”一切都会更美好,面包会有的,住房会有的,爱情也会有的,关键在于克制和忍耐。池莉曾经说过:这些平凡的主人公面对种种人生烦恼,都执行一种“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生活信条。并认为这种对待人生烦恼的生活信条,“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4期)。我们看到,正是这种生活信条,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摆脱了种种人生烦恼,当好了家庭主角,并努力当好社会主角成为好丈夫、好医生、好工人。应该讲,作品中的这种描写和处理是有生活依据的,真实可信的,而且是符合我们的某种民族性格和现时国情的,因而也是有意义的。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即这种民族性格同时也潜藏着负面。对此,作家与她所认可的主人公们不应站在同一层次的思想水准,而应站得更高些:对这种民族性格既要扬长又要避短。因为无论“过日子”的情爱观还是“不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生存观,诚然体现出一种务实精神一种质朴的人生态度,不会有非非之想有利于稳定;但强调过头,也会成为一种随遇而安以至苟安苟活,同样影响现代化的进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爱情和生存上既不虚悬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奥林匹斯山,但应有“登山”的切实的一步步的追求与努力。四、可喜突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从1991年以来,新写实小说有了明显的突破,既表现为在题旨方面,逐渐由当代人的生存境况的较为表层的写实转向历史、人生、人性的深层,也表现在作家干预生活的主体意识的加强。刘震云(1958一)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钟山》1919年1一2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克服了前此的新写实小说在深度上的不足。全书分成“村长的谋杀”(民国初年)、“鬼子来T”(1940年)、“翻身”(1949年)、“文化”(1966一1968年)四个部分,写了从民国初年一抗日战争一土地改革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一个叫马村的地方发生的故事,马村在多半个世纪中的政治风云的演化和历史生活的变迁。就环境的真切性、故事的实在性、人物的具体性,以及作家直面人生和历史的优患意识等方面看,它跟传统现实主义保持了一种精神上的密切联系,但不图解某种政治观念。而就生活的琐屑性(只写凡俗的日常生活,并不企图反映这些历史时代的生活“全貌”或“史诗”)、人物的凡俗性(没有一个象样的“英雄”),以及表现上的随机性(“情节因素”与“非情节因素”都采用)等方面看,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要求又存在很大的距离,仍是一种“新写实”。就《故乡天下黄花》所描写的大半个世纪的四个历史阶段的种种社会矛盾而言,“村长的谋杀”中表现为家族矛盾,“鬼子来了”中表为民族矛盾,“翻身”中表现为阶级矛盾,文化”中表现为更为广泛的社会矛盾,党内心。但作家特定的创,使他无意于在这种种社会矛盾的具展示和纵深推进,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思观察点,发掘出马村的一批形形色色头面物以至一般群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种同的封建传统文化心态官本位文化心,成为民族心理中的劣根—,民族性格中的可现“的路线斗争矛盾是其核作意图体想人共态吉安师专学报哲字社会科学(年)怕的负面并影响至今日。例如“村长的谋杀”中,孙老元家与李老喜家两个地主家族连绵不己的仇杀,以至买枪手进行谋杀为的是争一村之长的位置。而一村之长就意味着“吃夜草”,意味着权势、地位、好处,意味着成为该村的土皇帝。“鬼子来了”中,孙、李两个家族的后代中,李小武投奔中央军,孙屎根投奔八路军,孙毛旦投奔日伪军。看来三人选择的道路和结局各不相同,但在一个根本点上又惊人地相似:都认为自己投奔的该方可“得夭下`,,自己将来可以博得一个当官坐夭下的锦绣前程。连三人当时就迫不及待的显示“衣锦还乡”的虚荣追求,也惊人的相似。在这种权势地位薰心的官本位文化心态支配下,他们之中有的人能不投奔日伪军吗?即使是投奔中央军以至八路军的,又能指望他们有什么个人气节、民族利益、事业理想、国家存亡的精神吗?“翻身”中已当上了村贫农团正副团长的赵刺猾、赖和尚一朝权在手,就迫不及待地在“官位”上胡作非为(利用所掌握的生杀予夺权二人奸淫和轮奸地主和土匪头目家属),使一场严肃的土改运动变成一场闹剧,不仅在土匪头目的报复中使五个无辜者血肉横飞地坐了“飞机”,而且还断送了土改工作队员老范和他妻子的性命。这两个人却在土改后接着当了村支书和村长,公社化运动中又分别当了生产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继续为非作歹。“翻身”中的描写提醒人们尽管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但某些农村干部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心态,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削弱以至葬送革命的成果,其中的认识意义更为深刻。“文化”中所描写的文化大革命阶段更是在党的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更为广泛的社会矛盾的爆发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心态在马村得到更为充分的全方位表演。原先就是地痞无赖起家的赵刺稠和祯和尚起先是为保手中的权狼狈为奸,组成一个“愕未残战斗队”,自任正、副队长,垄断了马村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又为各自膨胀的权欲反目为仇,誓不两立赖和尚另立“偏向虎山行战斗队”。两人从用心计、使阴谋,一直到操纵村里群众打起派仗。全村几百口人“除了不会爬的孩子,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打了一整天,结果是“重伤八十五人,轻伤三百二十一人,死八人”。以这么多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垫起他们的权力宝座。而且随着人们权力欲的膨胀,乘“左”倾路线之风各显神通,凯叙在马村权力宝座上分一杯羹的还大有人在。如卖香油的李葫芦凭着一张油嘴和好记性,成段成段的语录背得流利,成了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跃上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头目的宝座。贩牲口、喂牲口的黄瓜嘴凭着一张嘴在诉苦会上大出风头,以此为资本,也着实风光了一阵。只是由于利欲薰心,后来风头出错了地方(首创养“忠”字牲口,在所有牲口屁股上烙上“忠”字),被抓起来判了十五年。本名狗旦、王八的两个回乡中学生,改名卫东、卫彪,那点知识和权谋也成了资本,成为争夺权力的风云人物,由各任一个造反队副队长,到一个任生产大队支书,一个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卫彪后来还任支书兼主任。整个村子为权力而疯狂起来。而且即使是与掌权无缘的马村普通百姓、芸芸众生,也同样浸染着浓重的官本位文化心理,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不是凯叙着自己占有权力,而是一种深层的权力崇拜。所以在上述那场“夺权”武斗中,会如此群情昂奋,全村出动,流血陈尸,在所不惜。这不是简单的仅仅“受蒙蔽”,而是一种权力拜物教的奴化心理。所以武斗过后,上边来逮捕走他们中打死人的人犯时,他们由衷地申辩说:“这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个,都是为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刺猾和和尚。”这恰恰是他们意识深处对“文化大革命”、以至对“刺渭和和尚”的权力拜物教的官本位文化心理的深刻写照,成为官本位文化的广泛而浓厚的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深层土壤比几个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更令人担忧。也许是有感于此,所以作品还在“翻身”那一章,细致地描写了全村群众对土改工作队员老贾(五年前村上地主的长工)的前据而后恭的态度,令人想起(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对老杨同志的前恭而后据的态度异曲同工,是一种普泛和长久的官本位崇拜的文化心理。正是这样,作品把多半个世纪历史的几第1期彭礼贤论新写实小说个重要阶段串连起来,作了一种整体的审视,强化了历史上形成和流衍的某一负面特征,活生生地表现出官本位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灵魂,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劣根,并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在人们似乎已经“写尽了”的历史题材上写出了新意,给人启示,促人警醒。具体来说,它警示人们:尽管这多半个世纪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本质不同的时代,四场斗争中也不乏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不同的区别,各色人等也有不同的阶级的根本区分,这些区分我们当然不能忽略。但不能以为有了这些区分就够了,更不能躺在这些区分上认为就万事大吉。因为他们有一点是逃避不了的,那就是都是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一员,无法根本摆脱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负面所打下的印记,如官本位文化心理的烙痕。而且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与“金钱万能”而伴生的“金钱崇拜”成为一种社会通病,远未成为过去;那么在有过如此漫长的封建时期的社会里,与“权力万能”而伴生的“权力崇拜”所形成的社会通病,也远未成为过去(当然,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又是可以相通的)。正因其巨大危害也远未成为过去,决不能掉以轻心。这正是作家的焦虑所在,用意所在,赤子之心所在。这种深入到历史、人生、人性的深层的有远见卓识的描述,与混淆时代和阶级界限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回事。小说题名(故乡天下黄花),也是颇含深意的。它既告诉我们,它所描写和叙述的是“故乡黄花”,即马村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出现过的一些人,以史为鉴。还告诉我们,它所描写的“故乡”是“天下”即中国的缩影,其认识意义决非止于“故乡”,而且并没有成为过去。新写实小说的鼎盛期是1987一1992年,这之后又有被称为“新状态文学”的创作倾向等陆续出现。但正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潮文学的鼎盛期相继过去,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消失一样,也并不意味着新写实小说的消失。它已有的成就不可能“消失”,还有人在这条道路上探索也不会“消失”,它以自身的鲜明特色对各种文学创作“润物细无声”的有益影响更不会“消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对于超稳定结构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来说也许如此;“江山时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对于急速变革的今天来说也是常规,甚至未尝不也是一个优势。因为“变”就意味着争奇斗妍,意味着不断有新的探索和积累,意味着有规律性的不断开拓,意味着当今中国文学积“变”而“通”。,“新写实小说—变则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伤痕文学”等等文学一样,也是一个不会穷尽的话题。主要参考文献: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②池莉《两种反抗)、(中国不需要矫情)载(预谋杀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彭礼肾吉安师专中文系4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