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记念刘和珍君》

我读《记念刘和珍君》

孙绍振,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初中实验教材主编。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幽默逻辑探秘》《你会幽默吗?》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等。

收入鲁迅的杂文集的散文,犀利的讽刺占大多数,抒情之作,在比例上是比较低的。当然,收入《朝花夕拾》的文章,有相当多的温暖的抒情,表现鲁迅对童年时代周围小人物的宽容甚至热爱,这样的温情,除了在怀旧文章往往出现,在杂文中,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温情是很少的,然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在鲁迅散文中无疑是抒情的双璧,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解读文章,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钱理群先生指出其原因,就是过份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先生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相关,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在此类解读文章中,抒情就是抒情,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其实,真正要把鲁迅这篇文章的好处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它抒情文章之处,就在于,这里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抒情,顾名思义,也就是把感情抒发出来。如果是在诗歌里,当时的诗坛,是崇尚“强烈的感情自然流泻的(这是英国浪漫派华滋华斯的主张,原文是: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故五四诗人常把感情强化,极化)。但是,在鲁迅的文章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的收敛。

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记念刘和珍,思绪滔滔。但是,不同于《朝花夕拾》,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是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成为带着诙谐的亲切回忆。本文是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战斗性就不能不渗透在抒情性之中。但是,作为杂文,鲁迅一方面追求的是深邃、犀利,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又不能尽情直遂,一览无余,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他明显避免直接流泻自己的感情,不是把自己一腔悲愤倾泻出来,而是尽量抑制。鲁迅不屑于浪漫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当有人建议“写一点东西”记念死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正合我意,而是感觉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死者并无在天之灵,并不能因而得多少安慰,写了也“于死者毫不相干”。对死者无补,对生者该有价值了罢,然而,鲁迅说,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于事无补,似乎很消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或者说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尽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文章开头这一段只是情思的序曲,极尽欲扬先抑之能事。

其一,感情本来是十分深厚的,但是,鲁迅却不惜用类似无情的字眼来形容:一是“无话可说”,二是“沉默”。“无话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黑暗,太凶残,难以相信,无从表达;又因为,心情的郁闷,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

其二,鲁迅反复强调痛苦不单纯,而是很复杂的,首先,对于反动军阀政府,难以置信的凶

残,其次是,对反动文人谣言的卑劣,再次是,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

其三,期待着“忘却的救主”。这是鲁迅式的反语。不正面写回忆清醒的痛苦,而写忘却的轻松。“忘却”而成为“救主”,说明不忘却如何之痛楚。这里的“忘却”,后来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又成为立意的关键,从反面显示了回忆之痛,不堪承受其沉重。内在的悲愤越是感到深沉,表层的知觉越是追求解脱。

其四,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丰富,以极其矛盾为特点,先是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忘却是最轻松的了,可是又很惭愧,然而惭愧又很沉重,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沉默。然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哀痛为文是庄重的,而作为献祭却是“菲薄”的。在忘却的救主到来之时,为文记念也就成为想忘却又不能忘却的理由。这样的悲愤,就不但矛盾,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这样丰富曲折的感情,如果用直接流泻的办法来表现,只能单纯地强化,只能把情感简单化。

如果孤立地看鲁迅这篇文章,其情感特点,还不够清晰的话,不妨把与周作人同样纪念“三一八”的文章拿来比较一下。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在立场上,和鲁迅并没有太大的分岐。在情感的抒写上,也相当节制。同样哀悼自己学生的周作人,比之鲁迅更加回避激情,也是在散文中追求情感的节制和凝重。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要理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感到,哀悼是“无用”的,甚至说,这些烈士是“白死”。“切责段棋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当代读者可能感到周作人这里的“白死”太无情了。但是,一来,他和鲁迅一样,是反对学生游行的,都认为游行的风险甚至牺牲的代价太大。二来,所谓“白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和军阀政府的谈判的绝望。正面写死者入殓,也只是看见死者的面容“很安闲而庄严地沉

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当时的周作人,还没有堕落为汉奸。他的散文以苦涩为特点,甜蜜的抒情,与他的风格是绝对不相容的。一般的情感,他都要抑制的,何况是激情。两个散文大师,似乎在抑制激情方面有一种默契。

但是,周作人的节制情感,有矛盾,不及鲁迅的深沉,历来论者多以周作人的文风“苦涩”,属于五四散文的另类风格,与鲁迅并列,不分轩轾,但是,后世的读者,更多欣赏鲁迅,对周作人的文风相当隔膜,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他的情绪不及鲁迅丰富、矛盾和曲折。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可是,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优于周作人,除了在于情感曲折深沉方面,还须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直面淋漓的鲜血”。周作人的文风苦涩,并不是偶然地回避淋漓的鲜血,而鲁迅的正视,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鲁迅并不赞成游行的方式,连许广平去游行,他都并不是很支持的,但,血案发生后,他的感情,一再抑制。他并没有身临其境,却以描绘的现场感,把节制的情感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