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文学价值。他的小说创作从本质上是对人性的书写，发现了民间与历史边缘处存在的“人”，书写他们庸碌的生活与苦痛温情，这样就呈现出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苏童对历史的独特想象，他的“恶”的审美化表达，拓展了文学审美的空间，展现了他的才华“灵气”，他所构建的“枫杨树乡村”引领人们回归精神故乡，对“成长”主题的书写也引发人们重新深度思考历史。
关键词：苏童；新历史主义；人性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思潮，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当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逐渐走向低谷时，作家们开始关注历史，从历史中挖掘资源，由此新历史主义小说兴起。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开端，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刘震云等杰出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其中，苏童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代表，小说《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三盏灯》、《十九间房》、《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等都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征。本文通过探讨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人性”书写的种种可能，分析他在审美意蕴上的独特呈现，从而能够对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民间与历史边缘的“人”的存在
中国的历史小说的书写，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往往关注历史中的大人物，英雄人物的成长，采用的多是宏大历史叙事。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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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投向民间，投向历史的边缘处，从民间与历史的边缘处寻找人的存在，这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人性书写与以往历史小说的本质区别。
“民间”理论最初是由陈思和提出的，他在《民间的浮沉》与《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论述“民间”这一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民间”，它的驳杂性，“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产生于国家权力控制薄弱的领域①。同样，“历史的边缘”就是与正史相对的、游离于中心与主流之外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家对民间的关注，在历史的边缘处书写人性，这是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和颠覆，是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体察和悲悯，所以“藏污纳垢”的民间最能体现人性的“普遍性”内涵，这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书写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所在。
苏童并不回避“大历史”的书写，但是他多是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写普通人的情感纠葛、普遍的人性，如长篇《我的帝王生涯》，写了皇帝端白由国王沦为民间杂耍艺人的故事，但是并不以历史上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为中心，小说虚构了一个历史朝代燮国，又以“我”的视角来看朝代更迭中的各种权力争斗，但是人性之恶却表现得那么真实令人触目惊心。《罂粟之家》虽写了最后一代地主刘老侠一家的陨落，但是也对革命的宏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消解。革命者陈茂根本不懂“革命”的意义，革命的过程中竟然强暴了地主的女儿刘素子。《十九间房》写抗日战争期间，十九间房这个地方的春麦一家生活的艰辛，为了生计六娥出卖身体，春麦给土匪端屎尿盆，可当土匪要和自己的妻子睡觉时，春麦举起了刀却砍向了六娥，这把人性的懦弱与卑琐展现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一家人逃亡时，春麦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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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载《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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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活命而投湖身亡，又体现了他人性中的善良，由此具有复杂人性的春麦形象深入人心。《三盏灯》写在雀庄发生的战争，以傻子养鸭人扁金的视角看战争中的人性。因为战争，小碗和她生病的母亲到处寻找当兵的父亲，但是最终母女死于战火，父亲身负重伤看到了自己的家人，但却绝望而死。三盏灯给战争中的人们以温暖，但最终的灯在人亡却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而普通士兵的情感以及普通人情感的真挚性在这民间和历史的边缘处得到了真正的诠释。历史中的人性不再是呈现出单线条的特征，而是无限丰富化了。当然，苏童也经常写历史中的日常情景，他被称为“女性的知音和洞察者”，就是因为他写了《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苏童对女性心理的捕捉细致入微令人称奇，这些小说中都是女性的争风吃醋，为了男人明争暗斗，沦为可怜的男性的附庸，表现出人性本质的庸俗阴暗。
二、“恶”的审美化表达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审美上一个重大的特征就是“恶”的书写的普泛化。它突
破传统审美的误区，而不再只将表面看上去美或善的事物纳入审美范畴。所谓“恶”的审美化表达，就是小说有意识地将人们普遍认为是丑陋的、恶的、甚至是残缺的存在,列为人性书写的范畴，以此加深人性书写的深度。
苏童的很多作品都着重书写人性的阴暗面，他的小说多书写小人物，苏童曾坦言：“我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但如果他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样的人物就算我认识，我的创作欲也不会怎么强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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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谈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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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童笔下的小人物人性是那样的狭隘、卑劣、丑陋、肮脏，人心是那样的险恶、狡黠、阴暗、叵测，这样就把人性的书写极致化了。
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写人性恶最透彻的就是长篇小说《米》了。苏童把强烈的敌意与仇恨安排在亲人之间，这把人们所有对美好爱情、亲情的想象通通打破，并挑战了世俗的道德底线。五龙逃荒到了城里，因为饥饿差点饿死，对米店的收留非但没有感恩，反而恩将仇报，他对待织云像对待破烂一样恶毒而残忍，后来又因为金钱利益而强娶她的妹妹绮云，经常对绮云实施性虐待，后来征服了城市之后就是疯狂的报复。织云绮云两姐妹之间没有任何的亲情可言，有的只是相互的怨恨嘲讽。苏童曾谈到写这部小说就是持一种挑战的心态，向人们的道德基础提出挑战，向人的审美趣味提出挑战，其实他自己对这样的人性恶的呈现也是胆颤心惊，“很多时候我写着写着自己都害怕，特别是我写到五龙的儿子米生将妹妹小碗弄在米堆里闷死那一部分时，我头皮发麻„„”①但是苏童在处理五龙这个人物时，他的内心抱有同情，“在把他塑造成恶棍的同时，我觉得他是一个被玷污的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悲伤的恶棍，他所有的言行我都按照这个基调来处理”②。由此，为了让读者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苏童的同情悲悯也让作家自身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另外，苏童也书写了人性之善，同样也是极致化的呈现，如2006年的长篇《碧奴》通过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个神话的重述，追溯人类文明源头的母性文化，女主人公碧奴奇特夸张的哭法，为了给丈夫送冬衣御寒的坚忍的意志，虽经历种种艰辛依然不改远赴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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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谈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谈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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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念，这都将人性中的朴素善良挥洒到了极致。
三、历史的人性化想象
新历史主义研究者们认为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客观地呈现出来，所谓的“历史”也是被书写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所以新历史主义反对以前的机械照搬历史、还原历史的做法，主张历史的编纂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能动性，更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强调文学的文学性、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个人化想象。这样，历史的文学书写就更多的带有人性的温情，而不再是冷冰冰的大历史与英雄集体宏大叙事。
人性化想象，是作家创作个性化想象的过程。新历史主义的作家颠覆了以往历史小说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在历史王国中自由想象，恣意驰骋。呈现在文本中，空间维度意义上的“故乡”想象与时间维度意义上的“成长”想象就有了别具一格的文学样貌。对于苏童来说，更是如此。
“枫杨树乡村”是苏童构建的文学故乡，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苏童则说：“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漂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一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小说是我一次精神的‘还乡’”①。也就是说苏童的“故乡”也只是文学想象中一个虚无飘渺的影子，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故乡”文学世界更多地来自作家人性化的想象。这和传统的对故乡进行真实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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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世界两侧》序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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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作家精神的故乡。尽管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乡村的人们在历史灾难和历史大运动面前显得无能和颓靡，他们一次次的逃亡，奔向城市，可是他们最终又一次次的精神返乡。《米》中的五龙在城市中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恶棍，可是他始终处于精神的“无根”漂浮状态，只有在回想故乡时才表现出难得的可爱。此外，苏童对“成长”主题的书写也很引人深思。葛红兵曾说过：“比之于启蒙主义者那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进化论信念，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苏童是一个历史退化论者。”①苏童笔下的人物，个体的生命的确是从出生不断成长走向成熟圆满，但是他们只是个体，与社会历史的进化并没多大联系。《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几乎有着相同的身世背景，但是颂莲非但没有走上林道静的“革命”道路，也没有像五四先驱所描写的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反而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嫁给有钱人家做妾的路子，英雄人物的成长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步终究在有些个体上被推翻，所以这是苏童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念作用的结果，张清华认为，“这是当代历史与社会变迁的结果，作家重新拥有了认同民间价值与古老逻辑自由权利。时间恢复了历史的固有逻辑„„”②。同样，《红粉》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初期，作家以独特的妓女视角来呈现那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妓女的改造并非那么容易，秋仪在通往改造的途中逃走，小萼的改造以失败告终，还是投向了男人的怀抱，这就写出了女性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对男性的依附，女性的独立道路是如此漫长艰辛。这种对人性深度的呈现，正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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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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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从本质上是对人性的书写，他发现了民间与历史边缘处存在的“人”，不再把目光聚焦于大历史与英雄人物，而是关注历史中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庸碌的生活与苦痛温情，这样就呈现出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苏童对历史的独特想象，他的“恶”的审美化表达，拓展了文学审美的空间，展现了他的才华“灵气”，正如张清华在《天堂的哀歌——苏童论》中所说，“似乎越是进入了渺远的时空，他才越能够轻巧自如地展开他的想象，越是能够像切身经历那样写得传神逼真、淋漓尽致”。他所构建的“枫杨树乡村”引领人们回归精神故乡，对“成长”主题的书写也引发人们重新深度思考历史，这是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是苏童全部文学创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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