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玉器

古代玉器

作者：张永昌

来源：《中国美术》201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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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距今八千年前后，中国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在长期辛勤劳动中创造了无可计数的玉雕工艺品。玉雕艺术源远流长，自出生后就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活动有着相互依附的密切关系，有着一段时代特定的辉煌历史。所有这些，茫茫数千年，沧海桑田，迭经变革，很多玉器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史实已被历史潮流所淹没，它们的出现年代、用途和功能等情况一直没有使后人获得足够的认识，致使古玉器研究一度陷于缓滞状态，走了不少弯路。

在当前，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社会在改革，科学在发展，考古事业也在突飞猛进。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发掘出大量古代玉器，到目前为止证明内蒙古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和浙江馀姚河姆渡文化的玉器最早。前者距今八千年，后者距今七千多年，已被公认为揭开玉器史序幕的先驱。辽西和内蒙古相邻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尚未正式命名的古文化遗址及太湖地区沿海一带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广东岭南石峡文化等出土玉器各有特色，蔚为大观，已经凝成一个庞大的玉文化体系，是研究史前文化、社会经济、生活活动和玉器渊源的重要资料。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书的出版，正是本着这一主要精神而面向读者的。本书提供庋藏几十年未曾与世见面的古玉艺术品，分十一大类，共三百余件，都是具有高度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每类有一个概述、每件文物附有一幅图片，约请富有鉴定经验的专业工作者撰写赏析文章，内容着重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其他古文化系列作为肇始起点，直至流光溢彩的明清玉器，都是精巧奇绝、充满幻想神思的佳作，形成一股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玉文化”纽带，以资读者们鉴赏。

对新石器时代许多文化遗存中所发现的玉器进行剖析，能达到玉质优良、体形匀称、作细、数量众多刻有特殊标识等高要求的工艺标准的，当首推江浙两省境内（包括上海郊外地区）所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而其中硕大无朋的玉器，可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良渚玉璧是良渚文化众多玉器中的品类之一。但这一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进程中逐步发展到最后，已是濒临解体阶段的原始社会。根据地层关进行科学勘测所获结果，发现良渚文化是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相继发展而来的另一种文化遗存，最早被发现于浙江馀杭西南的良渚乡（在太湖水系周围的平原早已形成的同时，良渚一地仍属太湖水系支流的成陆地带）。嗣后又陆续发现这一文化系列纽带很长、分布极广，沿着太湖周围的江苏内陆和浙江（包括上海郊外）等地区屡有发现内容相同的遗存。其中出现玉礼器的璧、琮、钺，附有套管的长形锥状器、山形冠饰等品类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都较前期文化普遍增多。玉品造型之奇特、刻纹之精细、其工艺水平之高，在当时已达到极限的程度；尤以神人骑兽的图腾徽号和那象形雕刻的图记，更是前所未见的特殊标识，正展示出良渚文化内容与其他文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意味着良渚人在农业生产、文化宣教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已达到深化和先进程度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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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神灵崇拜与礼仪用玉》一文，也正以良渚玉器为介绍的重点，作者对它们评价甚高，确持公允之见。良渚大型玉璧更受世界考古学界和学者们所关注。上面刻有图象标识的更有研究价值，至目前为止，世界上仅藏有5件（其中包括中国1件），可以想见，它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的身价之高也就不同于一般了。因此良渚玉璧的出现，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仅过去曾被认作是西周器物的论断已获修正，而且肇始年限也相应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同时，玉璧原始用途之一的“殓”仪式竟然长期绵延至汉代犹未泯灭，这也是提供历史研究增补史实内容的一个确证，其中虽有习俗沿袭的共性，但也存在着不同意义的内在因素。后来统治阶级把玉璧作为“礼制”重器记之于史册，必然有其一定的深邃意义。《典瑞》中有“疏璧、琮以殓”的记叙，正与实物出土时的现状相吻合，这就可以理解为我国出现文字前后，中原文化与原始社会诸文化的特权阶层在交往之间未能免俗的文化沟通，而玉璧恰是通过这一渠道最早为中原文化所凝聚和融和，成为中原文化玉器中的佼佼者是有其一定的涵义所在。

根据历代出土实物与诸多文献史料相对照，从而也证明了玉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多元化的使用范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结构需求下，玉璧的用途和使用范围在客观上也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现实意义。玉璧既可用于祭祀、朝觐聘享及仪仗；又是特权阶层执掌的信物、权标和财富；还可当作贡品、馈赠品及殓等用途。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左传》《史记》等文献中载有很多与玉璧有关的史料，也是在社会生活各个上层领域中所起到巨大作用的真实写照。

中国古代先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生活中，除石器和陶器外，玉琢工艺品的产生，当属中国古代物质文明长期发展的另一种独特成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玉器，无论品件大小，都曲折地反映出古代先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中，积淀了许多斗争经验，构划出斗争生活中的理想、感情和愿望。做为民族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特别是和上天神灵、地下谷物息息相关，氏族中的首领及巫师，他们既是神的化身，也是同自然作斗争、从事劳动生产的强者，是半人半神，人性多于神性的偶像。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人兽合体形象、神鸟形象、兽面形象等，正是这些神话传说的具体体现和反映。 二

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对夏文化面貌的探索做出了很大努力，经过长期的田野工作，发现了不少精玉器。但由于夏代的地望和出土的时代归属等问题因众说纷纭而未能完全取得统一，至今仍在研究中。夏文化实物史料的出现，既填补了以往仅有文献记载而无实物为佐证的空白，又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社会形态及其政治面貌的实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值得引起关注。本书所列奴隶制社会所生产的玉工艺品，夏代器物仅收录一件，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功。其他均以商代所琢为主。

商代玉文化面貌真正显现盛况的时期是在“盘庚徙殷”起至“武丁复兴”期间开始的，尔后一直绵延至帝辛。根据文献甲骨文和其他实物史料证明，这一时期手工业分工很细，玉琢工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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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部门，因而发展出更高的琢玉水平。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又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大量新颖玉品种，工匠们可以在器物上琢磨出各种前所未见的精美纹饰；纹饰有简有繁：繁者，别具匠心；简者，另有生趣，都是较为精细的作品。这时的礼制用品，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图案设计更加精益求精，在饰纹局方面又出现了双线列的阴刻线条，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线呈现在两条阴线之间，以使阴阳两线同时发挥挺拔作用，于是既消除了一线刻划的单调感，又增强了美化图案的实觉感。这是商代技工的首创，后为西周所汲取而把变化得更加曲尽其妙，富于旋律美感。

周代与商代一样，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期。过去，有不少古玉器研究的热爱者，在20世纪30年代时，还沉溺于朦胧状态（其中也包括本人在内），竟在玉石不分、商周不分的术语影响下，迷糊了几十年。但从7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发掘的显著成绩，突破这一关口，于是，将商周时期玉器严格地区分开来。毕竟两者之间的造型、纹饰局和刻划线条所使用的技法还有很多差别。周代玉器的造型暂时搁置一边。目前，需要将纹饰搞清再逐渐深入。周代纹饰变化的要求：即以柔和娴熟的技法使玉器线条更加形成玄奥精微境界。双线列法已有新的发展，运用一线粗一线细的列法可以使中间阳线显现得更加精彩，这时线条角度也已变成弧线多于直线，使线条尽量发挥出粗线矫健、细线袅娜，有深有浅，有粗有细。均在两线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周代线条技法的独创。这在整体立凤的纹饰中是最见功效的绝技之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经济实力的加强，使原有的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这时，玉制品由于使用铁器工具又有改善，产品也进一步得到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玉器的用途也日益广泛起来。当时国与国之间交往频繁，赍礼也逐渐增多，通常以玉璧、玉饰伴同金银、车马为馈送的主要礼物。因此玉器物也克求精进，品种日益增多，独立品和器物配件的东西样样俱全，在作过程中力求精工细琢；图案新颖，线条流畅，艺术化的形象更加突出。半浮雕和透雕的技法非常灵巧。阴阳两线变化无穷，迂曲折难寻始末，技法水平大大超过前代。这时成对玉器出现了，尤其是玉璧一类非常精细，在阴线和阳线交织配合下，增强了技法使用范围；在线条使用上，有的粗犷有力，有的细如毫；在打磨抛光的细工序上可谓无微不至，光泽度十分强烈。部份玉璧边棱见锋、犹如刀切。这些高难度的技法成就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是由多种风格面貌所构成的。这时用的玉材有青玉和青黄玉；白玉虽有，但亦稀少，白中微黄的玉色仍属主流。同时已出现了料璧和其他烧料器物。 三

古代玉工艺，自两汉以后，逐渐落入低潮阶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石刻艺术的发达，玉雕工艺因此不被重视，墓葬中常见的器物仅玉一种，有的竟全以滑石代替。玉琢工简单，是一种象形性的器物，但在粗野的刀法中，还能看到汉代运刀矫健的遗风。这时玉兽类很少，形象略同于汉代。粗眉、大眼、高鼻、阔口、挺胸凸肚，形象十分猛。但其中也有刻画十分细腻之器。大多使用柔绵浅刻技法，所以图案清晰，十分秀丽。佩用的玉兽小件，使用煤晶雕刻的时有出现，且精品较多，其工艺价值之高，洵非一般玉庸品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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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器物，虽然目前发现不多，但如将见到的作为参考，可以想象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卓越超绝的。我在1978年至1991年间曾鉴定到多件，都属精品。

这一时期的兽形玉，十分重视外形：兽相，体形矫健厚实，头部的威猛之态，有令人见之生畏的感觉。而温文易驯与鹿形相类的器物，则又描绘得驯服可亲。魏晋南北朝肖生玉的琢风格和特点，就是以内在特性为主，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年代的优点。

在唐代，佛教非常盛行，除了石雕佛像之外，泥塑木雕的艺术更是有着卓越的成就。陶瓷方面，越和三彩器的出现，说明了唐代在各方面都反映出不断革新的新气象。各种手工业的改进也带动了玉器艺术在品种上的革新，如配备玉带上的（俗称“带饰板”）和尾（又称“獭尾”），梳背等，都是当时的新品种，玉器图案大量吸收花卉、花、鸟兽、虫鱼、人物为主要题材，既广且繁，不可胜计。玉中的人物形象，多数为西域少数民族手持乐器的纹饰，刻出毛毯为铺垫，这是唐代的创新，也是唐代在玉琢艺术品种中独特的时代风格。这时用的玉材，以青、白为主，将黄玉视做名贵素材，而白中近本色的玉材很多，另有白色烧料代替白玉饰板也时有发现。本书《装饰玉》一文，文笔简洁，已概括全面，本人不再多叙，以免重复。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阶段，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更为活跃，玉雕工艺在这社会环境中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宋高宗在这时编有《古玉图谱》百卷，详细地勾绘了他所藏的古代玉器和当时仿品的纹样，从而引起社会仿制历代古器风行。上行下效，有很多仿制玉器流传在民间。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文献记载，因此曾在几十年前，有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唐代或者是元明之间的玉器特别如带饰板、剑饰、佩饰、炉顶等都误认是“宋琢”，甚至误认了很长时间，但按现在出土的唐代和元明之间的器物与之相比，大相径庭，两者作技巧和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就反映出过去对宋代玉器识别还是不足，迄至目前，这个问题还未全部搞清，需要进一步研究。

宋代玉器中的花鸟一类，没有唐代醇厚，但因受当时工笔画风格的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形态，因此在玉雕中出现一种口含草、展翅飞翔的鸟，尤其是凤类很受人喜爱。

跳跃着的鱼类是宋代的新品种，雕琢得仿佛将要出水一般，特别在点眼方法上别具匠心，自有巧思，用小点眼和小圈眼法等工艺手段竟把鱼儿的眼神都点活了。

过去几十年中，元代玉器一向不为人们所重视，那时，有很多作品都被看做是明代的器物，又或被错误的上推到宋代。因而引起有些人曾对这一时期的玉器琢的概念产生模糊看法，并提出“元代玉器既少又粗，没有多大工艺价值”等等的言论。其实不然，根据近几年来地下出土物情况，北京元大都的发掘，无锡元墓的陆续被发现，苏州元代张士诚母曹氏墓的清理，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的出土玉器和其他各地元代玉器的出土，以及民间的大量保存，都说明了元代琢的数量是不少的。从出土的玉质观摩，元代的玉器材料大致有白玉、青玉和杂色玉等多种，这时青玉和杂色玉用量很大，使用白玉的比例似乎要比青玉少得多。玉器雕工有粗有细，粗琢的器物确实粗犷，但刀法浑厚，颇有古风；细的器物，其细腻之处都蕴藏於粗犷之中，只是难于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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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深、凸雕的细工碾磨技法，是元代玉雕的主要特点。在技巧上已开始利用棕黄色玉皮加工为俏色器物，这是当时为了增加美观有意识地设计而成的新品种，鹿纹、虎纹、螭纹、鹤纹、龟纹、龙纹、鸟纹、花卉、松树等在元代玉雕中是常见纹饰，特别是螭、鹿、雁等形象的技法表现非常突出；凸雕细磨的龙纹是元代最成功的技法之一。

这时联珠纹边饰已经出现，联珠粗大，十分厚实。联珠中心挖成圆凹槽的边饰，是晚期以后甚至延续到明代还在使用的技法，绝非元代早中期所有。元代仿古品种也很多，其中以璧最多，各种古代纹样都加以使用，如混在唐、宋、明的器物里，是最难识别的品种。这时雕刻的大件器物，琢磨程度稍欠工夫，看来似觉粗糙，但那力度的刚强气势是其它年代的技法所不见。

明代玉雕工艺在新疆大量玉材运往关内的有利条件下，得到很大发展。当时的北京、扬州、苏州是玉雕最兴盛的地区，而苏州的玉雕工艺则被推为全国之首。到了明代中晚期，苏州的玉雕事业发展非常快速，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上，又利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玉雕技法在不断提高，因此作坊林立，人才辈出。这时把玉雕中的一切技巧都集中于大量发展和使用三层透雕法上，尤其是带饰板的纹饰局，表现得淋漓尽致，很费工夫，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是明代艺人综合利用前人之长又结合自己的成法而创造了有明一代的独特风格。那时对玉材的选择不严格，白玉和青灰色玉最多，白玉的应用量少于青玉。

明代晚期，道教盛行。玉雕工艺在这影响下，又琢出很多云鹤、松鹤卜卦一类属于道教标的图案器物；壶、碗、佩片和饰板上面也增添了“福”、“禄”、“寿”、“喜”等吉祥寓意字样；做为笔架用的玉山子也出现了；方形、圆形一面琢花另一面正中钻有象鼻眼的小件（北方称为“别子”）多得不知其数；西番（痕多斯坦）做的碗、盘、壶、杯及上面镶嵌着红、蓝宝石的器物在宫廷中已经使用。如此看来，明代玉器在全国各地大量地被发现，也正是这一时代的玉雕工艺在发展道路上趋向繁盛阶段的真实反映。但是，在技法使用上尽管有的独到之处，而在最后第二道工序的碾磨细工上还存在着求形不求工的大缺陷。

清代的玉琢工艺到了乾隆年间有了更新的发展。那时，对玉材选料、出坯、加工、打磨抛光等工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无论大小玉件，都雕琢得细巧玲珑，引人喜爱。全国皆知的夏禹治水玉件，是一件天然形的大山子；全身周围雕琢着各种事物。除雕有山水、虬松、花鸟、走兽外，人物的动作形象都各不相同：有的挖泥开渠，有的肩荷重担，有的小径行车，有的引水入源，都雕刻得栩栩如生，非常生动。其中人物之多，在所有的玉琢中则可首推第一。此器重达五千三百多公斤，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件大玉雕（现藏故宫）。而最小的玉件，仅有豆瓣大小，琢工非常精巧。所有的中型件品单就国家藏品而论，其数额已很惊人，而至今留存在民间的更是难以计数。由此可见，玉琢工艺在清代乾隆年间是一个繁荣兴旺的全盛时期。那时选用玉材相当严格，但要符合要求的玉材无论白玉、碧玉、墨玉、翠玉、黄玉等都被用，其中以洁白光润的白玉最多。

乾隆以前特别在乾隆年间，玉雕水平达到了高峰。精工细琢的程度超过了元代和明代。效法元代的玉皮巧琢法雕琢得更加巧妙；那时的工艺技法是以镂孔、实地阳纹和浮雕为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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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阳纹器物所比重最大。可能是这一时代的主要雕法。立体器形大量出现，且应有尽有，浩浩然蔚为大观。咸丰以后，玉雕工艺时起时落，已处於苟延残喘状态，所琢之器，一无所奇，极其平凡，姑从略。

本文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们推荐此书，力求把书中列出的实物图片和介绍文章融为一体，故用铺面程式，尽量将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的玉艺术品有系统地一一铺开，以表明这一程式所能代表的一些历史文化现象的反映。为弘扬全国各族人民传统文化，大力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文化修养作出应有努力，是本书出版的主要精神和衷心愿望，也是本文之所以将玉文化纽带涵盖的大量内容全面铺开程式概括地作出介绍的主要出发点。

（注：本文系《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书中的“总论”，由于篇幅所限，本刊选登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