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介绍

道德的光芒比阳光还要灿烂

——《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介绍

一、Master Comment Adam Smith,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economics, held the view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at if the fruits of a socie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be shared by all, it is morally unsound and risky, as it is bound to jeopardize social stability. The loss of morality is an underlying cause for the current crisis. Some people have sacrificed principle and sought profits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interests. They have crossed the moral baseline. We should call on all enterprises to take up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body of every businessman should flow the blood of morality.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全文》，2009年2月2日 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美]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英]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马蒂亚·森 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斯密自己比起重视《国富论》来似乎也更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贯穿始终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思录》译者 何怀宏

二、Life Profile Of Adam Smith

Adam Smith was born in Kirkcaldy Scotland in 1723. When he was 17 years old he went to Oxford and in 1951 he became a professor of Logic at Glasgow. The next year he took the Chair of Moral Philosophy. In 1759, he published hi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t 1776 he published his masterpiece: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fter living in both France and London Adam Smith returned to Scotland in 1778 when he was appointed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for Edinburgh. Adam Smith died on July 17th, 1790 in Edinburgh. He was buried in the Canongate churchyard.

Adam Smith (16 June 1723 NS (5 June 1723 OS) – 17 July 1790) was a Scottish moral philosopher, pioneer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a key figur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2]

Smith is best known for two classic work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an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The latter, usually

abbreviated 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is considered his magnum opus and the first modern work of economics. Smith is cited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economics and is still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oday.[3]

Smith studied social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at Balliol College, Oxford, where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students to benefit from scholarships set up by fellow Scot, John Snell. After graduating, he delivered a successful series of public lectures at Edinburgh, leading him to collaborate with David Hume during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mith obtained a professorship at Glasgow teaching moral philosophy, and during this time he wrote and published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his later life, he took a tutoring position that allowed him to travel throughout Europe, where he met other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his day.

Smith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classical fre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a precursor to the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In this and other works, he expounded upon how rational self-interest and competition can lead to economic prosperity. Smith was controversial in his own day and his general approach and writing style were often satirised by Tory writers in the moralising tradition of William Hogarth and Jonathan Swift. In 2005,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named among the 100 Best Scottish Books of all time.[4] It is said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carried a copy of the book in her handbag.[5]

三、Main idea of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Sympathy：同情心理论是亚当·斯密伦理学体系的基础。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是以同情心为讨论的主线的。在书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

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这里,亚当·斯密承认人是自私的同时,又强调人是关心他人的,强调人性是利他的,并进一步指出利他心或者说同情心是人类的普遍本性。

2.Passions：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第一卷第三编(第六版的第一卷第二编)中的标题为“论各种不同的适宜激情程度”。他在第三编中把激情分为五类：起源于肉体的激情、起源于想象力的激情、非社会的激情、社会的激情、利己的激情。在这一篇中，斯密就什么样的激情应该被抑制这类问题进行了论述。

如果考虑人性中所有的各种激情，我们将发现人们把各种激情看作是合宜或不合宜的完全是同他们意欲对这些激情表示或多或少的同情成比例的。

3.Justice：正义论在斯密伦理学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不少斯密研究者都断言，斯密伦理学的本质在于他的正义论。

在人的能力存在天然的强弱差异的前提下，一种缺乏了强制性正义法则的社会，是难以避免彼此伤害的。斯密明确指出，基于愤恨和惩罚的正义法则，其基本的功能在于抑制强暴、保护弱者和惩罚罪犯。也正是因为斯密认识到了社会上个人之间存在着力量上的差异，他才把保护生命和人身安全作为一切神圣的正义法则中的首要层次，而财产权的保护则是次要的层次。

4. Conscience：斯密的良心的概念是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观念，他根据合宜性法则对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判，而且这种评判的影响和权威是巨大的，它促使人们追求行为和品质的合宜性，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从而成为配享美德的人。“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的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

5. Deontology：斯密看到，一个人一般总是在两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省察，一是在准备行为之前，二是在行为结束之后。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会努力地以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来对自己将要采取得行动进行评判。但是，恰好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评判最容易出现问题。当我们准备行动时，那种热切的激情和强烈的欲望是很难容许自己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的公正态度去思考将要做的这件事。尽管我们会努力地运用他人之镜，尽量地控制这种行动之前的激情，然而强大的个人的激情仍然难免使得我们无法最终对这件事情的合宜性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感情会使得我们总是自然地回到自己的立场上，替自己的计划说话，总之我们常常难以彻底摆脱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所引起的热切的感情和渴望，更不用说像一个公正的法官那样铁面无私地裁决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的合宜性了。“这种自我欺骗，这种人类的致命的弱点，是人类生活发生混乱的一半原因。”因此，需要人们对于已经形成的一般行为规范或者准则的尊重和遵守，被斯密称之为“义务感”。

6. Utility：斯密把美的源泉和审美判断的依据的讨论作为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一个可以参照的系统。他承认效用是美的主要源泉之一，一件物品给予人们以使用上的实际便利和给人于想象上的便利，这是人们给予赞美的一个主要原因。 “任何人工产品的那种合理性、那种巧妙的设计常常比它被期望达到的目的更受重视，为了求得某种便利或实现某种愿望而进行的手段的恰当调节常常比这便利或实现某种愿望本身更受关注，而这便利或愿望的实现似乎正是那些手段的全部价值之所在”。

7. Practical morality：斯密认为谨慎、仁慈的人是品德高尚的人。

斯密指出，谨慎的人，他们的谈吐未必总是非常活泼有趣，但是不会令人讨厌。谨慎之人性格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勤劳、节俭，不爱冒险、不干涉他人、非宗派性。 仁慈的感情是从各人“对自己的考虑(his

own care) ”开始，沿着家庭一家族一工作单位的同事和邻居、恩人等的序列扩大他爱的序列，并且随着这个序列的扩大而逐渐地发生强度上的自然减弱的’。

四、Puzzle:the relationship of《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关系

（一）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及其整个研究、写作计划来看，决不能否认斯密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1759 年 4 月，《道德情操论》首次出版，是在其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完成的，到 1774 年共出版了四版，在这个不断修订的过程中，他又在 1763 年在其道德哲学讲稿的第四部分基础上酝酿创作《国富论》，并于 1776 年出版。此后，《国富论》在修订过程中，斯密并未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直至 1790 年他停止思想之前，最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因此，这二部巨著应该是斯密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二个有机组成部分。斯密本人也是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二部巨著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二）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 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所假设的‘经济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从这种‘经济人'活动的利己主义出发，探讨了人类沉缅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他实际上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的，在二部著作中，他论述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只是二者在论述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论述的着重点不同，《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

（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有机联系，还集中表现在斯密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 “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短语，在二部著作中都出现过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下追求狭小私人目的同时，却始料未及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是受一只看不见的和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这里的这只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从这种简要的逻辑中可以看出，这二部著作中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是一只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法规。它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均衡、政治均衡。

Conclusion：《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关系可以比作儿子和母亲的关系。正如现实的生活中，人们认识了优秀的儿子，却往往忽视了孕育他的更为贤德的母亲。殊不知，正是因为有了贤德的母亲才会孕育出优秀的儿子。人们乍一看，前者强调“利己”而后者强调“利他”，好像是对立的，其实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互相统一的，前者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后者解决了社会和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们更富裕幸福，为了社会更和谐稳定。

Enlightment：亚当·斯密已经把市场经济定性了。他心目中的市场经济是有道德底线的，是有品质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都是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质，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我们的经济规模不可谓不大，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但其效益和质量却不高，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上，而且社会风气也不是很正，究其原因，正是忽视了市场经济道德底线，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