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的微观机制浅析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的微观机制浅析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由单一的理性“经济人”过渡到多目标价值取向的“社会人”。自由全面发展永远是相对选择的权利和空间来说的，当然也包括选择目标所实现的程度。也就是说，个人偏好被定义在社会状态的空间上，自由和发展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是随着偏好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这里所说的偏好不是外在给定的，而事实上这些偏好是可变的。 大量的证据表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偏好并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个人利益，肯尼思·阿罗（1951）将个人偏好排序宽泛地定义为“个人的价值观而不是他们的兴趣”。这说明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基于狭隘的只反映个人私利的偏好之上，而是与基于总体的价值观的选择相对应。每个人所偏好的排序可能是局部的、不完备的，并且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要将所有个体的选择进行权衡，试图建立“综合指数”规范体系，从而得出社会选择的最优结果，就必须依靠在社会选择环境中某些大家公认的共同基础，扩展偏好选择的信息基础。

有研究表明，偏好产生于社会互动（参见elster and hylland，1986）。相关学科对社会选择中的个人偏好和选择行为的生成过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政治辩论和对话（参见habermas，1994）、社会互动与沟通所衍生出的社会精神行为（如coleman，1986）或基于各自自由全面发展利益的“妥协”与“交易”，其中

包括政治行为上的互投赞成票（参见buchanan，1954；buchanan and tullock，1962）。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必须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为突破口。企业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进而也是人们参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起点和依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伴随着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起提升和扩展的，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互通有无，相互交换，这是人之本性，也是由人的需求所决定的。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类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如果思想仍然停留在单一的人类经济需求上，而没有上升到“多需”人的层次；如果还一味地强调“本代”人的需求，而忽视“多代”人之所需；如果一味地强调和追求人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人发展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那么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困难重重。这不仅有悖于人类发展的本质目的，而且将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自始至终，我们都应该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配置资源的标准和尺度，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科学的总结过去，而且有利于我们明确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端正资源配置的主体、方式和检验标准。不管在具体配置过程中，是政府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这两个标准都可以统一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衡量标准上来。 以人的自由与发展反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总结成功的经验，也可以更加明晰地总结改革的不足。从1978年安徽省凤阳

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将集体耕地“包产到户”，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人民作为追求自由与发展的主体，首次与旧的限制性体制和束缚性机制作斗争的历史片段。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虽然饱受封建社会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但是人们对独立、自由和发展的追求永远是人的本能所必然追求的。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曾经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奴隶制社会奴隶生活的环境和状况。研究结论显示，奴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工人要好，但是他们感受到的奴役和痛苦却是最大的。这正是因为奴隶没有自由，生命和人身都依附于奴隶主，可以任凭宰割和剥削，所以他们要奋起反抗，追求人性的自由和独立。

在农民的带动下，城市工商企业探索“放权让利”和“扩权”之路首先在四川试点进行。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2年十四大的成功召开，从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说明人的自由和发展权力的扩展和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中共十五大，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取得重大的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分配和社保体制创建等有了明显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变化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塑造，从而使人自身也发生变革。但是从理念上“我们还没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因此，“下一步要从促进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体制创新问题”。

（作者单位：武警警种学院基础部经济管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