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00）
摘思路。要：通过对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的成果的概括，分析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领域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薄弱环节，以便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关键词：运河；山东；学术研究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847（2008）10-057-06【作者简介】向福贞（1970-），女，山东聊城人，历史学硕士，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史。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自江淮北上，由峄县台儿庄入山东，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由德州入直隶，全长近千里。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是数百万石漕粮转输的必经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山东运河的浚治与管理，历来是封建王朝的要政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山东运河及其相关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
一、山东运河的疏浚沿革
在早期的京杭运河史研究中，中国运河的地理沿革是最受关注的领域，20世纪40年代以前有不少学者撰文进行探讨①，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某一时期或某段运河为范围的，偶有涉及全面情况者，也失之于简略笼统。
分水口，同时沿河设闸以控制水位，保证漕船航行，由此形成了山东运河段的“闸漕的特色”；为避黄河冲灌侵扰，明朝两次将山东运河南段东移；清朝运河因明之旧，治运难点在于如何处置黄河、淮水与运河交汇关系，虽尽历代河臣之功，但终因咸丰五年（1855）的黄河改道北流，在张秋附近腰斩运河而致河运走向衰落④。《中国的运河》一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国运河沿革史的专著，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贡献在于为以后的运河史研究建立起了一个科学的框架。与史著出版的同时，另一位史学家全汉昇撰著出版了《唐宋帝国与运河》⑤，该书指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不得不依赖人工河将二者联系起来，隋炀帝开运河后运河就成了封建国家的输血动脉，决定着国家的盛衰隆替。书中系统考察了唐宋帝国与运河的关系，结论是运河的通塞对唐宋帝国的兴衰存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隋唐时期山东不是运河的主要流经区，故全著中涉及山东运河的内容较少，但书中概括的运河在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地位，对历史时期的各段运河都具有典型意义。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以其《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⑥，将学术界对山东运河的研究引向了深入。该文指出：京杭大运河的各段中以山东运河段因自然条件的限制，人工设施最多，航运困难最大，河道及运河沿岸的地理面貌也几经沧桑。探求并理清山东运河从疏浚到淤废的复杂过程及兴衰原因，对国家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的实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作者分析利用了明清河臣撰写的一批极有价值的有关运河开挖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顾颉刚的鼓励和帮助下，流寓
四川的青年学者史念海开始对中国运河的地理沿革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1944年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
②
。该书开创性地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论述了
中国历史上人工运河的沿革，其中，关于京杭运河的开凿、修治、管理着墨最多。由于该书写作时正值抗日战争，作者寓居重庆，无法对已为日军占领的京杭运河区域进行实地考察，故而作者每感缺憾，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多次到运河流经地区考察，山东运河是作者考察的重点③。在更广泛地搜集资料和更深入的思考的基础上全面修订此书，于20世纪80年代再版，其中，有关山东运河的章节，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元明清三代山东运河的沿革。作者指出，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朝廷疏浚整治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在南旺水脊之处设
2008.10FUJIANTRIBUNE57理论探索整治的专书，特别是有关山东运河的《山东运河备览》、《居济一得》、《泉河史》等珍贵的史料，结合正史及方志记载，对元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的开凿与河道变迁、水源控制及闸坝、水柜设置，运河沿线的地貌变化等作了十分详尽精当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有：（1）山东运河的根本问题是水源问题。沿线秋涝春旱的气候条件决定运河水源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历史上曾采取过多种人工设施，如引汶会泗，引泉济运，南北分水，水柜和闸门设置等等，企图解决水源问题，但始终不能改变山东运河水源缺乏、年内分配很不平均的特点。相反，这种人工设施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导致沿运地理环境的恶化。（2）黄河泛决是影响山东运河变迁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开黄河的干扰，山东运河河道一再东徙，但黄河的水沙还是不断流淤到运河河床，使山东运段艰涩难行，最终还是由于黄河的改道北徙，腰斩运河，而使得运河走向衰败。（3）山东运河的兴建严重影响了鲁西南地区沥水的宣泄，堵塞了入海通道，使鲁西南地区成为洪涝碱不断的常灾区。邹逸麟先生的这篇长文，第一次把山东运河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元明清三代开凿山东段运河的地理条件、河道变迁及沿岸各种确保水源和水位的人工设施。更为难得的是，文章总结了元明清三代整治山东运河的经验教训，认为繁多人工设施的存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持运河畅通的目的，但这些人工工程破坏了原有的水系平衡，致使陆湖移位，良田碱化，运河沿岸的地理环境日益恶化。这样的观点，正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来立论，在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思想上、学术上的禁锢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陆续出版了十几部研究京杭大运河的著作，主要有常征、于德源的《中国运河史》⑦、岳国芳的《中国大运河》⑧、邹宝山《京杭运河的治理现开发》⑨、姚汉源《京杭运河史》⑩、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11，这些著作均是通论中国古代的京杭运河，其中都列有专章探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的修治管理与沿革。与此同时，山东的一批史学工作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考述了山东运河开挖的关键人物、枢纽工程及河道变迁与影响等等
12。水利工程史专家姚汉源先
生的《京杭运河史》对山东运河的研究最为精深。在这部
120万字的巨著中，作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京杭运河兴
建、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史料丰富、考证详实，于治河技术方面用力颇多，兼述运河工程和漕运管理机
582008.10FUJIANTRIBUNE制，治河人物及历史文献。特别是对山东运河，书中每编都列专章进行讨论，厘清了山东运河沿革史的几个关键问题：（1）从元代开始，政府开挖了沟通泗水到汶水的济州河、汶水到卫河的会通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河道首次南北开通，从而实现了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此后明清两朝疏浚修治的山东运河均以此为基础，但在明代改称会通河或东河。（2）山东运河地势是中间高两头低、落差很大，且水源不足，为保证通航，历代治运专家殚精竭虑发明创造了种种弥补工程，如南旺水脊分水坝、堽城坝、戴村坝、金口堰以及沿河水柜、闸门设置等，其中许多工程的设计，处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3）山东运河的南段在明代曾有过两次东移，其原因在于明代治运思想从“借黄济运”到“避黄保运”的转变，黄河的冲决和淤浅一直是山东段运河面临的最大威胁。（4）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利和清代河政的腐败，山东运河的命运一直艰难竭蹶，最终在黄河北徙的裹胁下，水源枯竭逐段断航，直至清末为海运所取代。
二、山东运河的漕运与漕政
历代政府开挖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把漕运粮赋，漕运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的经济手段，被历代政府视为“国家大计”，文献记述史不绝书，因而对漕运和漕政的研究长期受到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者的重视，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论著，举凡漕运政策、漕粮征收、漕运机构、漕仓设置、漕运功能等，都纳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13、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14、李文治与江太新的《清代漕运》和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等15。
彭云鹤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对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论及山东运河时，作者重点阐述了明清两代对“闸漕”的精心整治与管理：设置了临清、德州两大水次仓以交兑河南山东有漕州县的漕粮；开设了临清造船厂以修造山东、河南的漕船；明朝在安平镇（今山东张秋）置管河郎中，分理济宁到临清运道，清代在济宁设“东河总督”专管山东、河南两省运道；另外，又在济宁设管闸工部主事、宁阳设管泉工部主事等职，以确保山东漕道的畅通；山东运河水源短缺，为保漕运，与农田争水，将山东的诸泉统统导入运河，致使农田干涸，耕播失时，漕运与生产的矛盾十分尖锐。
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和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均缘于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的建议和指导，这两部著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漕运史的研究突破
了以往侧重于宏观描述和外部关系探讨的框架，将研究引向纵深。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收录了作者的11篇论文，均是通论明代全国漕粮问题，但从中也可以加深读者对山东运河沿岸漕粮征收过程的认识：明代时，山东为全国六个有漕省份之一，每年漕粮额为23万余石，约占全国总漕粮400万石的9.39%16；为保证山东漕粮顺利运兑，明朝政府在山东设把总一名，统领全省万余名运军，分五个卫，两个所，承担护漕、挽漕、修漕船、挖浅淤等诸项任务17；南方漕粮在长途转输京师的过程中，遭遇漂没，所亏漕额除责令运军补纳外，还规定由山东运河北段的临清、德州两大水次仓储粮调补京师，故德临二仓的地位十分重要18。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利用中国社科院所藏的丰富的清代档案资料，精心考证，史论结合，对清代漕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论及清代治漕保漕的各项措施时，多以山东为例，因而书中对山东运河漕运诸问题阐述十分精详，举凡河、漕官吏机构设置、山东运军及漕帮佥编，漕船修造及运漕总额，有漕州县分布及运兑水次，运道挑浚所需银两，以及清后期河政败坏、地理条件恶化导致淤决等等，都以详实的材料为支撑，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述。
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是近年来中青年学者深入研究漕运的一部新作，其创新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避开以往研究者多从断代着眼的路子，力求从宏观上把握漕运及其社会意义。二是研究视角新颖，作者从社会学、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漕运研究，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在“漕运与社会制衡”中，指出漕运是封建王朝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社会制衡功能主要表现在赈济灾荒、平粜市价、稳定京师等。在“漕运与社会文化”中，作者认为，漕运在频繁地运输物资的同时，不断地传递着各种思想文化、技术信息；漕运对于民风民俗、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也存在一定影响，漕运本身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除上述几部系统研究漕运的著作外，还有一批相关论文，也对中国古代的漕运研究作出了贡献：高炎培的《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19和戴鞍钢的《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20，就分别就明清两代对山东段运河的疏浚管理，运河畅通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作用，以及漕运对南北物资交流、山东沿运城镇的商品活动的影响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三、山东运河商业城镇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作为贯通南北的唯
理论探索一航道，实际上成为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这种交流，带动了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城镇的兴起。
许檀对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进行了比较宏观的考察21，总结出运河商品流通主要依靠商船往来带货、漕船夹带土宜和回空揽载货物三种方式进行，她以淮安关、浒墅关、临清关的关税为例，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明清时期运河商品流通量之巨大。作者的结论是，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它对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景琳的《大运河的畅通与明代东昌社会经济的发展》22，指出由于运河的畅通，明代东昌（今山东聊城）一带社会经济发展一度走进了全国的前列，这与清代晚期以后鲁西北地区迟滞闭塞的状况大不相同。陈冬生的《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以棉花、烟草、果木为例》23，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烟草、果木的种植，出现了专业化的色彩，从而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24，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研究运河城市的专著。作者阅查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运河沿岸的通州、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从历史时期运河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环境、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城市文化等几个方面，讨论了运河沿岸重要城市的发展历史。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南北大运河沿岸是当时全国三大经济区之一，而且是全国三大经济区中范围最广大的一个经济区。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城市多数分布在大运河沿岸，城市与运河相互促进，密切相关，没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就没有了动力；反之，没有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运河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25。傅崇兰的研究使人们对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体系有了比较总体的认识，从而引导了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特殊的城镇带。杨正泰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撰作发表了《明清长江以北运河城镇的特点与变迁》26一文，就长江以北运河城镇的类型、特点、变迁及兴衰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认为运河城镇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职能和变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主要是交通环境）是城镇兴衰的重要原因，地理环境决定着城镇的兴衰程度和城镇个性。
2008.1059FUJIANTRIBUNE理论探索许檀则选取了山东运河沿岸的工商业城镇进行了经济史研究，她在《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27一书中，将临清、济宁、张秋、聊城、德州等山东沿运城镇置于明清时期山东乃至全国市场网络中进行考察，精详地论述了这些城镇的区域地位、城区布局、商业状况、市场功能、城镇人口及城市特点，指出：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临清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明代它是全国性的流通枢纽，清代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流通中心；济宁是鲁西南兖州、曹州二府的流通枢纽，与江苏、安徽联系最为密切；聊城是鲁西北的流通中心，与山陕、辽东联系较密。山东的运河城镇与沿海、内陆城镇一起构成了山东商品流通网络的整体，通过这一网络，山东各州县可与全国大多数省区进行经济交流28。
王守中《山东运河城市兴衰鉴》29也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对山东运河城市的兴衰进行研究和思考。他认为明清时期由于运河的畅通及生产力的发展，山东运河城市临清、济宁、东昌、德州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工商业飞速发展。清末河道阻塞，这些城市则黯然失色，经济文化发展迟缓，成为闭塞落后地区。此类城因河而兴，因商而兴，但由于没有形成自已的支柱产业，也由于山东人受儒家“重农轻商”的影响深重，各城市商业多为客商统领。因此，一旦河道淤废，侨商撤离，这些城市便立刻失去了活力，走向衰落。这是山东运河城市提示的历史镜鉴。
还有不少学者对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杨正泰从地理条件的变化探讨了明清时期临清的盛衰30，勾勒了临清赖运河而兴，因海运而衰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地理环境条件对山东运河城市的重要作用。许檀则对临清进行了特写式的研究31，认为临清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建城算起，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决口淤塞运河为止，兴盛400余年，藉运河之利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她考察分析了临清繁盛时期的商业状况，市场上主要商品及其流向，临清的客籍商人和服务于商业的土著，以及商品流通对临清和相关地区的影响，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明清时期临清的重要商业地位。张秋是鲁西运河边的一个小镇，因在明代为东阿、阳谷、寿张三县共辖，大清河又在此与运河交汇，遂成水道要途，其商业迅速繁荣，成为山东运河区域的知名城镇，官美堞的《明清时期的张秋镇》32、张万知、王定岩的《运河名镇张秋》33，钩沉史料，叙
602008.10FUJIANTRIBUNE说张秋镇的兴衰历史，描绘了这个随运河而兴起的城镇当年的繁荣景象。汪孔田、冯刚等对山东运河南端的重要城市———济宁进行了研究34，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济宁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四、山东运河文化
运河不仅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随着运河经济带的形成和繁盛，运河区域也形成了独具内涵的文化景观。学术界对运河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1995年，学者王沂首先以中国古代戏曲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的关联35，分析了运河交通对戏曲传播发展的作用，认为运河文化具有交融性、开放性、内在性、超前性等特征。1997年5月在山东运河之畔的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召开了山东运河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运河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会后结集出版了《山东运河文化文集》。其中的《运河文化论纲》一文36，第一次比较宏观全面地概括了运河文化的内容，指出：从先秦以来，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分布着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大运河恰似一条丝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呈现出中华文化的精髓。运河文化有着广深的内容，主要应包括漕运文化、商业文化、都市文化、风情民俗文化等等。
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37是近年来研究中国运河文化的通史之作。此书上起东周，下迄民国，举凡大运河开凿疏浚治理、运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学术文化交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研究，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运河文化发展的全貌和轨迹。
李泉、王云撰著的《山东运河文化研究》38是系统研究山东运河文化的专著。对山东运河的河道变迁、漕运与漕运文化、运河城镇文化、商业文化、民间宗教信仰、城乡风俗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全景式的钩沉和论述。该书挖掘使用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民间资料，有力地诠释了山东运河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
五、山东运河社会
聊城大学王云教授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一书，以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综
合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运河区域在明清500多年间的兴衰轨迹和社会变迁作了深入的考察，探讨京杭运河对鲁西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商品经济、城镇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是交通环境改善、漕运政策和对其他区域多种文化的吸纳融合，指出运河沿岸城镇与运河腹地社会发展的不平横性，并总结出该地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表现的大起大落类似马鞍型的发展趋势及经验教训39。《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肌理内部，在厘清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揭示其特色与趋势方面作出了贡献，从而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推进了山东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厘清了山东运河的开挖修治及河道变迁的原因、过程、基本趋势，考证了明清山东运河河道沿线的各项工程的重要作用。（二）阐释了山东运河区域在国家漕运中的地位与影响。（三）对山东沿运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城镇兴起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诠释。（四）对山东运河区域的文化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有：第一，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有待深入，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维系中国南北一统局面的纽带，它促进了运河流域经济带隆起。目前研究运河区域经济的文章，大都是描述经济繁荣的现象，而对于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的畅通造就了一个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引起区域间的交流融汇（物质、文化和信息方面的交流融会），造就了广泛的社会流动，这些都是造成社会经济兴盛的原因，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还十分薄弱，有些甚至还是空白。
第二，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体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现象的描述，二是区域文化的理论说明。山东运河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基因，也有外来的、新生的文化因素。就物质文化而言，山东运河区域属于以农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黄河下游文化区，在运河交通最发达的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外来物质文明的不断渗透，在运河区域出现了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交融的格局，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就精神
理论探索文化而言，山东运河区域以齐鲁文化为母体，随着运河交通的发达，西北的秦晋文化、燕赵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传入山东，使山东运河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从而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其母体文化又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殊的文化环境。我们应当揭示这些文化现象的形成、演变过程，探究各种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山东运河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说明运河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
第三，有关山东运河沿河城镇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细化。对于这些城镇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结构、城镇群体之间的关系、城镇功能的变化、城镇对乡村的辐射与带动等也都值得探究。这些城镇在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地位也需要进一步审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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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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