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 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

简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 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

薛 磊

【内容提要】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时也经历了发展战略和主张不断变化的阶段。首先，二战后大量的前殖民地独立建国，为突破现存的经济秩序提供了行动的主体和动力，而由于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经济主权，即对本国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以及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其次，在实现了所谓的自决权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重要的抉择，即是否应当参与到已经存在的国际分工中，如何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第三，随着两次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召开，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问题又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以新的思维模式看待发展问题。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室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以美国经济主导辅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其首要任务是使受到严重战争创伤的世界得以恢复，这一体系以一些多边组织为基础，包括针对成员国国际收支均衡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战后重建的世界银行（IBRD）以及其后协调各国贸易关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然而，在体系设计之时，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正如金德尔伯格所指出的，国际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理论中的霸权国家，它的作用就是制定有效的国际机制，保证国际经济的持续和健康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的经济混乱。①而二战后最初的努力主要在于重建这样一种霸权稳定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 ①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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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后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因而发展问题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新问题。从1974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联大获得通过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一种代表全球贸易、生产模式转变的概念，同时由于推动这一新秩序建立的主导力量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它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促进发展，特别是能够使得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同发达国家的民众一样享有充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时也经历了发展战略和主张不断变化的阶段。首先，二战后大量的前殖民地独立建国，为突破现存的经济秩序提供了行动的主体和动力，而由于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经济主权，即对本国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以及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其次，在实现了所谓的自决权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重要的抉择，即是否应当参与到已经存在的国际分工中，如何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第三，随着两次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召开，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问题又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以新的思维模式看待发展问题。

一、非殖民化过程中对于经济主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强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并不存在足够的对抗现存秩序的国家实体，所以首要的任务是非殖民化，“只有建立国际新秩序才能实现非殖民化，而只有实现非殖民化才能建立国际新秩序。”①非殖民化首先是一个政治进程，在很多时候甚至需要以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形式来完成。当殖民地实现了独立的目标，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后，就面临着如何发展本国经济的问题。由于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中，统治者只是将殖民地作为原料的来源地，并没有积极促进当地工业化的进程，从而形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片面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初级产品领域，没有成规模的工业，并且一些重要的资源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归根到底，所有问题都汇集到一点，即新生的国家是否对其经济发展有控制能力。 ① 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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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是通过人民自决权的概念加以解决的。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其中宣称，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1962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宣布了各民族及各国族行使其对天然财富与资源之永久主权，必须为其国家之发展着想，并以关系国人民之福利为依归。也许在有的人看来，重申对于本国境内自然资源的主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国际法上的国家对于其境内的资源当然具有所有权。然而，对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而言，这一宣言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的。它体现在其中特别提到的“应以公认之公共利益、安全及国家利益为理由”实施“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即正式主张各国可以为了国家公共利益将以前的殖民国家的跨国垄断集团所掌握的本国资源重新收归国有。此后，在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包括了有关自决权的共同第一条，其前二款的内容涉及到了新诞生的原殖民地国家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第一款重申了“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第二款则对经济主权更进一步加以阐述，“所有民族得为本身之目的，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及资源，……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由于这两个公约经过缔约国正式签署并批准，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人民自决权（包括国家、民族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成为国际法律规则、原则和制度中的一部分。

1974年的三个文件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直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它们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在这些文件中，重申了各国寻求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权利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同时呼吁各国在主权平等以及公正、公平的原则下开展各种经贸交流，在宪章第十三条中还确认了发展中国家的一项权利，即它们曾被剥夺了科学和技术进步所赋予的有利条件，而它们有权从这些进步中获益以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然而，这三个文件更多的只是宣传了一种信念，重申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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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国际分工的争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

和地区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

1、发达国家关于国际分工的主张

按照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观点，市场和价格是调整产品生产的最重要的方式，同样在国际贸易中也应以各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为依据，实行各国之间的不同分工。也即在国际贸易中输出要素禀赋占优势的产品，而输入要素禀赋占劣势的产品。照这样说，由于发达国家资本非常充裕，那么自然适合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是非熟练劳动力，因而要集中在初级产品这种对技术要求较低但需要劳动力较多的产业，其能够出口的唯一产品就是初级产品，以此来换取外汇，以购回本国需要的用于扩大生产的资本品。通过这种国际贸易的形式，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渐“外溢”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实现贫穷国家的转变。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为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列出了三点好处，即（1）改进对现有要素的利用，通过贸易实现对一些闲置要素的充分利用；（2）扩大天赋要素，初级产品潜在市场的扩展可以导致扩大外国投资、国内储蓄、劳动力和熟练劳力的供给，以补充原有的生产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3）连锁影响，出口需求增长会引致对其投入物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国内投入物生产者的发展。①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以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最为引人注目。他主张目前的发达经济体在进入成熟消费经济阶段之前都曾经经历过经济起飞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要实现经济起飞，就有机会赶上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经济起飞，然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实现工业化。照他的看法，随着世界经济规律的作用，有关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其落后状况；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自行建立。②还有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收入分配将是极不均衡的，也即将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这种情况会趋于好转。这就是库兹涅茨所描 ① [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37－540页。 ② 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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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倒U型曲线。刘易斯也主张开始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是可以忍受的。

2、发展中国家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意见

在发展中国家中，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对于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举措，有的学者提出了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相对下降的问题，也即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以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将面临需求增长呆滞的状况，而且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价格而言将会下降，也即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危险。由此再深入探讨就涉及到所谓的“中心－外围”或“依附”论，这两个理论都认为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或附庸地位，只是作为发达国家原料的供应商以及其吸收其廉价消费品的市场，同时由于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经济上的分工，来自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利益在分配上是不均匀的。要摆脱这一关系，发展中国家就需要建立自身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这一理论为进口替代工业化铺平了道路，通过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一是可以减少进口外国产品所耗费的外汇，可以阻止盈余资金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体系，通过工业化的进展来实现国内就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上升。进口替代的核心是两种政策工具，即保护性关税和进口配额，以此来增加国外产品的成本，从而阻止其进入本国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战略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事实证明单纯地且长期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能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国内工业，反而由于一贯的保护政策而造就了一批永远长不大的“幼稚产业”。同时由于进口替代的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所以在增加国内就业方面它也贡献甚微。此外，由于实现进口替代所需的机器设备大都要从国外进口，因而所花费的外汇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大量向外举债，结果造成了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只有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债务的重新安排来解决。总之，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腾飞，80年代反而成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称的“失去的十年”。

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情况似乎比其它地方要好的多。因为这里的国家、地区推行了一套不同于进口替代的战略，它们是以出口导向来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出口导向政策也被称为“出口替代”，指用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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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成品出口取代劳动密集的农产品出口。其特点是谋求输出该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彻底运用了反映世界市场商品价格和国内生产要素短缺的价格政策。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两方面的特点，首先，它在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提供未经扭曲的市场变化的信息方面遵循了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干预的作用，这又是新古典学派所反对的。在世界银行出版的探讨东亚发展模式的《东亚的奇迹》一书中，对于东亚各经济体或者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发展道路和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方面，即政府在为企业寻找市场、提供资金来源、干预企业经营方向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范例。

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人们又看到了这一发展模式的缺陷所在，即过度依赖政府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无法经受大规模游资的冲击，并且由于政府的保护政策，银行体系的信贷过程中广泛存在着“道德风险”，信贷资产质量难以保证，在经济、金融形势恶化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此外，亚洲各国的大企业同政府及银行的密切联系也加剧了危机的破坏力，因为这种密切联系往往包含了很多不透明的东西，在危机爆发时也被触发。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探讨，以前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方面，而忽视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和安全性，亚洲金融风暴使得这一点完全凸现出来。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也需要使得金融体系更具创新性和竞争性，通过金融深化的过程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施加影响。

三、以可持续发展核心的新发展道路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已经日益深化，对于发展的思考也不能再简单局限于经济增长或者一国范围内，这其中环境因素越来越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不能再延续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对环境的高消耗道路，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其内容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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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主张应将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放在优先

地位加以考虑，同时还要考虑到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992年的《里约宣言》中就对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述，它指出环境问题阻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又会加剧环境问题。必须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和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在可持续发展的组成因素中，“代内公平”的概念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最为密切。代内公平指的是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享有平等的权利。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其原则5要求“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1992年《里约宣言》的原则3规定了“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实现代内公平是实现代际公平这一可持续发展重要构成要素的前提条件。代内公平就是发展问题，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这需要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特殊的机会。1964年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决定为1949年的关贸总协定添加第四部分，题目是“贸易与发展”，内容是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行特殊照顾，这也被称为“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由这一变化产生了一项新的制度，即普惠制。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单方面给予的优惠措施，允许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享受低关税待遇。但是发达国家在实施这一制度时施加了很多限制，使其作用受到影响。为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世界贸易体系时面临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在其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特别添加了多哈发展议程（DDA），使得发展成为这一轮的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虽然迄今为止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甚微，但是近来已经显现出某些积极的迹象。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最近指出的：“这一轮谈判并不仅仅是针对贸易。多哈回合也不仅仅是一轮谈判，而是一次检验。是对于WTO的可信度以及它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承诺能力的检验。……也是关于我们是否能够建设一个真正惠及所有国家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检验。”② ① 王曦：《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② “Lmay Calls for ‘Full Speed’ Negotiations”, 12 March 2007, WTO News: Speeches-DG Pascal Lamy, at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56_e.htm/, visiting on 20 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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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为寻求代内公平所做的努力在另一项新制度中体现得更加明显。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其名为“区域”的第11部分里，详尽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及其资源开发、管理制度。其中指出：1、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应对“区域”任何部分及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任何国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不得将“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任何国家对该区域任何部分占为己有的主张和行为，均应不予承认。2、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根据公约设立的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这一权利。①上述规定提出了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新概念，而摒弃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所谓“公有物”或“无主物”的观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代表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形成，它为发展中国家平等享有各种资源提供了依据，使得其不再因为资金、技术的欠缺而无法分享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益处。这一法律制度已延伸适用至外层空间的利用和开发问题上。在应对全球大气层变化的过程中，一个相似的概念被提出，即作为“人类共同关切事项”的气候变化问题。由此可见，这一制度及其衍生物将会在日后国际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自然资源的主权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在生物基因领域，生物基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医药工业每年利用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药用植物的价值高达320亿美元。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其维护本国生物基因资源主权的强烈要求。该公约第15条第12项规定：“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的主权权利，因而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公约中还规定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国有权与获得该遗传资源的缔约国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该遗传资源的成果和利用该资源所获之利益。②与此有些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治疗艾滋病（HIV）等疾病的药品的价格和专利许可的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最近作出的《关于TRIPs和公共健康关系的宣言》中，各国达成一致，认为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享有健康的生活，而由于治疗一些疾病的药品的专利费用过高，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无法使用该药品，所以宣言中声称：“我们同意TRIPs 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三十七条。 ② 王曦：《国际环境法》，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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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没有也不应当禁止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相应的，在重申我们针对TRIPs的承诺的同时，我们也确认该协议能够也应当以一种支持WTO成员国保护公共健康特别是增进所有人获得药品的权利的方式被解释和实施。由此，我们重申WTO成员有权利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为上述目的提供灵活性的条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发展中国家仿造并以较低成本生产这些药品的权利，从而为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享有健康权利作出了贡献。

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来看，事实上存在着不断学习和适应的阶段，同时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也受到了当时国际格局的影响和左右，其立场也从最初的强调独立性逐渐转化为融入和利用国际经济体系、机制。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相互依存的加深，发展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从而国际经济体系的构成和制度设计也要更多地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纳入考虑中，这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