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利：生性腼腆的传播思想家

库利：生性腼腆的传播思想家

作者：殷晓蓉

来源：《今传媒》2008年第01期

学者们选择什么样的领域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这除了受制于社会历史因素以外，还与学者自身的需求和境遇有关。有时候，同样的需求与境遇又会导致不同的学术道路。

20世纪初，5岁的威尔伯·施拉姆因为一次不很成功的手术，而患上了口吃的毛病——他无法流利地表达思想，以至于他的父亲放弃了将之培养成为一名律师和政治家的梦想。然而，也正是言语表达方面的不顺畅，给了施拉姆动力和努力的方向。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外面的世界，逐渐地克服了自身存在的缺陷，成为美国伊利诺伊、斯坦福等数所大学的知名教授，并将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的香港与北京。他终身以人类传播研究为追求，被誉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同样与传播学有关，更早些时候，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小镇，也有一个不善表达的思想家，他有着类似于施拉姆曾经有过的语言障碍，而且生性腼腆，敏感，体弱多病；他一生很少离开其出生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隐居者”。然而，这一切不妨碍他采用“内省”“反求诸己”的方式，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思考人类传播的普遍和现实问题。

他就是查尔斯·霍顿·库利，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也是将传播整体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首次做出综合性思考的学者。 一

库利出生于1864年，父亲是密歇根州高等法院的法官，曾任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与父亲的自信、顽强、富于竞争与冒险精神不同，小库利温和、内向，口吃和过分羞涩的双重影响，使他更喜欢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寻求庇护。

库利成年后曾经写到：“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我的抱负与我的实际生活状况间始终存在着差异，这是巨大的、经常的痛苦……我的认真生活总是梦幻生活。我做得少，读得多，无穷无尽的幻想。我的早年不是在紧张中就是在冷漠中度过，极少快乐。”他甚至弄不清楚：究竟是身体的缺陷导致了独特的内心体验，还是内心生活的曲折路径进一步加剧了身体的磨难。 日记成为库利宣泄情感的主要方式，是他沉思和幻想的果实之一。他不间断地通过日记来把握和控制自己的生命，也通过日记来扩展与检验他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日记对于某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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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畏惧交往、躲进心灵庇护所之后的自我开放，而库利也将整个社会看做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系统，将社会学看做是自成体系的自传，或曰社会本身的“日记”。

库利以柔弱之躯，用了超出常人的时间完成本科教育。他追随父亲，做过从事州际商业委员会统计员等其他职业的尝试，但最后回到书斋，自觉地感到更系统、更深刻的思考习惯是更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30岁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库利一直留在安宁却又笼罩着新教自由气氛的安阿伯小城镇，信奉着“哥德所说的愉快就在你自己的心中”的原则。平静如他，甚至觉得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对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交流、沟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现代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满怀乐观。库利将“传播”作为其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并围绕着它，做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传播是社会的组织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的关系得以存在与发展。前面提到的施拉姆在其著名的《传播学概论》中，阐述过库利独特的雄辩思想和著名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持它们的手段。”

自此以后，在几乎所有关于传播学基本问题的著作中，在人们所列举的形形色色的“传播”定义——据说总数达到百余个——中，总能看见库利的这个典型定义。它作为传播“关系说”的代表，与传播“共享说”、传播“信息说”和传播“影响说”等类别的定义相并列，在延续至今的传播学发展中，得到了反复的阐述和论证。

库利对“传播”的关注，经历了从“物的传播”向“精神的传播”的转换，而其背景是新的传播媒介对于传统的时空观念、思想风气社会化进程的影响。换言之，现代传播这个机制是双重的：精神传播和物质传播。其中，精神传播是社会事务的真正施动者，与此相关的是符号和一切保留与运载符号的装置。这样，传播领域就既包括面貌、态度、姿势、音调、词语、文字，也包括印刷、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后来的广播、电视等。 现代传播世界导致了心智的根本变化，使精神处于运动之中，使“传播”这一古老的问题变得宏大而又哀婉起来。

更确切地说，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电报开始，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都引发起它们对于社会生活意义的思考，引发人们的心理、感知和心智方面的变化。库利赋予“精神的传播”或“心灵的传播”以重要性，由此又反观到现代社会“物的传播”和“精神的传播”之间的吻合之处。他苦思冥想，重视“传播”的两种含义：既是思想上的交往，又是距离的消除。两种含义都能够绕开人的肉体，突出心灵的超常力量。日益增长的、缺失人体在场的交流，并不使他感到可惜；他拥抱生活中的幻象，一任脱离肉体的思想纵横驰骋，这或多或少与他自己的境遇有着一致之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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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利在现实中刻意避开生活琐事和日常人际交往的烦扰，思想上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衡和总体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压抑因素，这就是要求在我的思想和所做的事情中有匀称性和完整性。我不能在零散的事物上保持兴趣，即使很重大的事情。我必须把它们和整体联系起来。要么我就干脆不理会它们。一种分裂的感觉会让我长久不得安宁，十分不适。”

库利1892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任教，1907年获得教授职位。他一生中写过三部主要著作，目的都在于将部分与整体有机结合起来，而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或核心部分。《人性和社会秩序》（1902）是其中的第一本，讨论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库利研究社会问题，走的不是对社会做深入调查的路子，而是在书斋里思考、反省，与其他思想家进行精神交流，或蜗居在家中观察他的三个孩子的行为举止，看他们如何学会使用“我”的主格、宾格、所有格和物主代词。他提出了著名的“镜中自我”的思想：自我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不断交往才能形成，想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由他人对我们的想象形成的；我们在想象中得知别人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这些想象的影响。反之亦然。他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 “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

库利的第二部主要著作是《社会组织》（1909年）。在这本著作中，他论证了大众传媒对于连结社会的作用；也是在这一著作中，与其悲观性格相反的乌托邦式的传播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传播被赋予社会革命、社会民主的期望，或者传播发挥着类似于新教中的“新千年主义”的作用，成为实现人类社会新的融合和新的共同体的工具。另一方面，业已开始的“个性研究”在这里通过“首属群体”概念的阐述而得以继续，如果说“镜中自我”是描述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概念，那么“首属群体”作为其逻辑延伸，则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或小群体传播的开始。

库利的核心思想是相信人类社会的持久进步，相信传播是这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过程始于家庭、朋友、学校等“首属群体”， 经过新的传播工具的不断推进和改善，最后“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制度的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

库利的第三部主要著作是《社会过程》（1918），前述关于“传播”的著名定义的基本思想就见之于此。这里继续展开着整体与部分、社会与个人“互动”的思想，即：个人如何存在于群体之中，群体又如何存在于个体之中？因此，重要的不是无休止地争论个人与社会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强调对立面的有机连接，而作为构成社会关系的机制，进而作为维系社会的重要工具，传播之于个人，是获得人性的土壤，也是学习的唯一方式。

在总的方面，库利虽然深居简出，但却密切关注19世纪的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运动对于社会的影响。在这个时候，传播越来越使地理因素变得无关紧要，为跨越种种障碍提供了无限可能。库利从将传播看做是社会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进而走到将传播看做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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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甚至赋予传播一种赎罪功能，认为它在整体上能够成为恢复普遍道义和政治民主的工具。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新的传播宛若朝阳，普照世界，唤醒我们，启蒙我们，放大我们，使我们充满期盼。” 三

库利抛却现实社会的烦恼，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个更大、更快乐的整体的一部分。性格和身体的缺陷没有使之丧失对传播的信心，现代传播技术运用方面的张力和矛盾，也没有改变他的乐观主义态度。

某种程度上，库利更喜欢谈论传播的演变和理想，谈论传播的“应然”状态和道德力量。他在思想的王国里喜欢沉湎于想象，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传播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或总是试图绕回到他对于社会进步的固有信念上。192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新事物就是表现肤浅思想和感情的手段通过便宜的印刷、电影和广播等大量增长，（也许）肤浅的生活比起以往更加显眼，它也更多样化，而且不那么混乱……我们的精神生活比起我们的祖先更富有活力，更丰富多彩，也更广泛统一，但也可能缺乏更深刻的沟通，也缺乏安宁。但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缺乏应付生活中更大问题的能力。”

在传播思想史中，库利往往被看做是唯我论的代表，因为他把社会互动最终归结个人之间的想象，也因为在他那里，思想能够完全脱离肉体而畅游，而达至顶峰。库利喜欢使用“距离”“活生生的有机体”“接触”等语词，但在他那里，就像“物的传播”之于“思想的传播”一样，身体本身作为载体却不一定具有优越性。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感性的存在并非必然具有首要的地位”，他甚至责备庸俗唯物主义把人变成“一堆肉”，即对人的认识仅只停留于“饮食男女”的层次。

他珍爱他自己的沉思，也特别关注“人们的相互想象”，后者甚而上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有些场合下，比如在“书信、文学和想象”中，一个人的思想可能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因为身体的不在场并没有妨碍思想的传播与交流。一个朋友的面孔和其他符号没有区别，但“它启动了一连串的思绪，把亲密经验中的帘子拉开。他的在场并不是他压在身边椅子里的肉体，而是围绕着他的符号的一连串思绪。”

现存的传播系统决定着环境的范围；社会变革的进程以人类的模仿、想象、同情等“心灵沟通”要素为基础；传播媒介通过改变人的心智而改变社会、文化和人的行为，如此等等，库利是第一个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的人。这也使得人们能够不那么计较他远离身体、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传播媒介发展矛盾的事实，而赞叹他“坐在书斋的安乐椅上推进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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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科学方法测量、检验传播效果的路径成为传播学中的主流趋势，库利因为在实证研究方面毫无建树而被遗忘，他的思想也受到冷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自我与社会、小群体传播以及关于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又重新成为传播领域的研究对象。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第二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被誉为 “网络社会的理论先行者”的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以其奇妙之笔，描述传播技术给现代人带来的“信息”以外的“信息”——社会、文化、感觉和精神上的渗透与颠覆，由此引发人们再次深究库利在传播思想史上的深刻意义，尽管两人的学术旨趣完全不同。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