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官群体初探

HuazhongNormalUniversityJournalofPostgraduates

2008年10月October2008

民国时期文官群体初探

史新恒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

摘要：文官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

清政府。但局势动荡，政治失序，为了寻求秩序重建，民国政府又把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文官制度移植回来，加以变革，在民国肇造，百废待兴的时期，对民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提出文官群体的概念，并论证何以称其为群体，同时本文认为文官群体在民国时期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维持，对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社会风俗等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民国；文官；选官；政治秩序；人事制度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终于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无可奈何的进入坟墓，退入幕后，清王朝的一切被摧枯拉朽般摧毁，其运行的政治制度，作为矛头中心所向，自然更是难逃此运。然而，民国初创，百废待兴，加之军人政权执政，出现了一种制度真空，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局表面上沸沸扬扬，而其实质却是混乱不堪，政治上处于一种失序状态。但民国领导人也想有所作为，不愿重蹈清王朝的覆辙，这就使得民国的执政者不得不从求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制度的探索，而他们大都认识到用人的成功与否是政府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因素——这个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清末之一，文官制度—被废止的制度，又被从幕后搬到前台来。

文官制度，本来中国古已有之，但在近代却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英国称之为“civilservice”或“civilser-

法规和运作程序的研究，尚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和深入下去的可能，至于民国时期的文官是否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并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论者尚少，还有继续探讨下去的必要。笔者认为，这是文官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把文官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是文官问题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只有提出并引入“文官群体”的概念才能把研究进一步深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架构文官研究的整体性，才能够更好的对文官群体从宏观上把握和解读。基于此因，本文试图对文官群体是否存在进行考证，并对文官群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阐释。

二、文官群体的形成

笔者认为文官群体已经存在的依据是她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特征：1、具备较长的时间跨越性和较好的实践连续性、传承性；2、分部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和结构上的立体性；3、素质普遍较高；4、知识结构的类似、价值取向的趋同；5、都具有忧国忧民意识；6、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本文将逐一进行论证。

vant”，美国名之曰“governmentemployee”其主要特征是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地选官，这就是其肇始的主要初衷，正是基于此，它同时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在各届民国政府文官制度都有所涉及，即使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因其短暂没有来得及真正施行，但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而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都是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系统探索，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是谨行甚从，所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人事制度近代化，影响更为深远。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文官问题的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民国时期的文官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视域，学界虽已开始重视，但仅限于对一些法律

（一）较长的时间跨越性和较好的实践连续性、传承性从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共举行高等和普通文官考试27次，其中文官高等考试13次，文官普通考试14次，应试者共有54114人，其中高等考试应试者31791人，普通考试应试者22323人，及格7676人，其中高考及格人员3409人，普通考试及格人员4267人，若加上其他种类的诸如特种考试，公职候选考试检定考试则人数要多得多，已达到2962687人，人数已初具规模，而且北洋政府时期

作者简介：史新恒（1978－），男，汉族，河南商丘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

治制度史，中华民国史。66

也组织过几次文官考试，其具体人数已不可考，只是对于1916年和1919年的两次文官考试有些许资料，根据

法》对普通考试和高等考试的资格都作了严格规定，参加普通考试的应试者必须符合“公立或立案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且有毕业证或“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经检定考试及格”的条件。参加高等考试的资格则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对应考资格划分了五个种类，分别是：

1915年的修订法规，北洋政府于1916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文官高等考试，共录取了194人[1]；根据《考试法》的规定，三年后，即1919年，北洋政府又举行了第二次文官高等考试，这次依据的是1919年8月新修订的《文官高等考试法》，民国八年（1919年）10月14日，文官高等考试举行甄录试，10日第一试，此次考试共录取480名。

[2]（p67）

1、公立或立案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

袁世凯时期还举行过两届县知事试验，2、教育部承认之国外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

“1914年2月16日到3月6日举行了第一届县知事试验，录取甲等73人，乙等311人，丙等235人”[3](p403)，“第二届县知事试验于1914年4月27日———5月17日举行，在2600人中录取甲等49人，乙等295人，丙等128人”[3]（p504），这已经为文官群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提供了时间和人数保证。

3、有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经检定考试及格者。

4、确有专门学术技能或著作，经审查合格者。5、经普通考试及格四年后，或者曾任委任官或与委任官相当职务三年以上者。

这种规定既扩大了选拔范围又体现了用人的严格，反映了一种力图为国家选拔人才，有所作为的精神。而对“褫夺公权、亏空公款、曾因赃私处罚有案、吸用鸦片或其它代用品”的人则不允许其参加考试。

[5]（p18－19）

（二）分布的空间广泛性和结构立体性空间广泛性是说其文官考试的组织与文官的分发都遍及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结构上的立体性是说其不仅包括诸多行业，而且，有些文官分发的职位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次。“以高等文官考试来说，在抗战以前，一共举行了四次”[4]（p63），“1933年举行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南京和北平两个地方举行”[4]（p63），“1935年举行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别在南京、广州、北平、西安四个地方举行，”[4](p63)“普通文官考试除由考试院直接举行外，还分省举行，因为这是选拔第二类的文官，如机关中的科员、技士、技佐、法院审判员以及其他办事人员。”[4](p63)

文官考试“包括了普通财务、经济、土地、会计、审计、统计、外交官、领事官、教育行政、警察、司法、监狱、律师、会计师、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蚕桑、农业化学、水产、土木、水利、建筑、卫生、机械航空、纺织、电机、化学工程、采矿、冶金、地质、医师、药师、牙医师、等诸多行业。”[5]（p31）

对检定考试也有相应的规定，为保证有效实施，政府制定并由考试院公布了专门的《检定考试规则》（十九年即1930年2月29日第一次公布，二十四年即1935年9月26日修正，三十二年即1943年7月6日考试院修正并第二次公布），该《规则》规定：“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者，得应普通检定考试，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者，得应高等检定考试。”[5]（p28－29）

这种近乎苛刻的资格限定使得非饱学之士不敢近前，况且考试程序与考试纪律，更是严厉的出奇，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戴季陶执掌考试院以后，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之“五权宪法”理论，对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的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为国求贤”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试程序，以真正做到选贤任能，考试院作为国民党政权中央统治机构中文官考试的最高主管机构，由一套简单而可操作性很强的组织机构，“考试院内部组织不若其它院之庞大，下面只有一会一部，会为考选委员会，部为铨叙部。有关文官、法官、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级机关公务人员，专门技术人员之考选事项，都有考选委员会办理，铨叙部职司官吏行政，有类于近日之人事局，与封建朝代的吏部也有些类似，不过在权力上没有吏部那样集中，封建朝代的吏部统辖百官之进退黜陟，只是票及皇帝一人之意旨行事。”[4]（p58）

考选委员会作为考选工作的咨询顾问机关，所聘请的都是国内外比较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朱经农、周亚卫、马寅初、张乃燕、张默君、罗家伦、刘贻征，这些人都曾应聘考试院专门委员。

[4]（p59）

（三）素质普遍比较高素质普遍比较高表现在，他们大多接受了近代教育，相当一部分人学历还相当高，而且一部分人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受近代先进思想的影响比较多，还表现在应考资格的规定性，以及考试程序的严格性。

“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不少国立大学教授转任官吏……参加考试的人员，除了包括国立、私立各大学的毕业生以外，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大、武汉等大学的研究生，自费留学欧美的研究生参加考试的也很多”[4](p83－84),而其它人员尤其在机关担任委任官三年以上的考取的极少。

我们还可以从应考资格的严格规定性来进行考察，依据南京国民政府与1929年8月1日公布，1933年2月23日修订，于1935年7月31日又一次修正的《考试

文官考试由一套极其严格的考试程序，如考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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闱，即考试院在举行文官考试时，先要聘请一些人为典试委员与襄试委员，这些委员在受命之日起立即启程赴任并住进考试院。在考试期间，要断绝一切交际应酬及函电往来，就如同禁闭，一直到考试完毕，出闱以后才恢复自由。入闱期间食宿均在其中。室外、院内警卫森严，委员中如有生病者，特约医师进闱看病，亦有警卫人员监视。[4]（p60）“典试委员、襄试委员住的地方为内闱，扃锁时间至少要在两个月以上……这两个月内等于剥夺了自由……试务处工作人员所住的地方称为外闱，外闱人员在考试开始前两天也要一律入闱，既不能走出考试院大门以外，也要与院内断绝一切联系，闱期亦在一个月以上……警务处的警务人员，都由警察厅、宪兵司令部调来，经过训练，使之熟习警卫任务。装束既不像宪兵，也不像警察，而是武士打扮，身佩宝剑，显示威严；日夜巡逻，执勤之严，犹如防盗。”[4]（p83－84）监试委员会之任务是监督保证考试的公正严密，纠举徇私舞弊。有关场内场外之警卫，内场外场之隔离，内闱外闱之扃锁，监试委员会都要一一加以检查，试卷之弥封，弥封册号之弥封保管，试题之交出发给，试卷之点收及封送，弥封之拆去与对号，应试人总成绩之审查，及格人员之榜示，都要在监试委员监视之下为之。

散的现象。但它毕竟对文官群体建立一种组织，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向社会施加影响进行了一种尝试。任何一种制度或新生事物的存在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考政学会存在的意义绝不能因其遇到的挫折而抹煞，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挑战。

在考政学会的基础上，1947年冬天，常务理事监事陈曼若、杨君励、李飞鹏、曹翼远、王述曾、仲肇湘、吴兴同、沈国瑾、金绍先、胡庆启、何会源等酝酿决定出版《公务员》杂志（月刊）。

[4]（p100）

尽管这本杂志由于经费困难，特

别是文章不合戴季陶等人的脾胃，出版了大约10期便宣告停刊了，但是她毕竟对考铨制度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对当时公务员生活情况有所反映，发表的一些讽刺性的小品文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民主意识也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基于民国时期的文官已经具备这样的特征，所以，可以认为文官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已经形成，那么文官这个特殊的群体究竟对当时社会起到怎样的影响呢？

三、社会影响

一方面，正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文官作为事务官，不参与选举，不同于政务官随着政党的变化而波动很大，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军阀专权的人治社会起到了很大的调节作用，同时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近代性较强，而且学历较高，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较强烈的民主意识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能够心系国家和人民。“凡是经过考试及格任用的人员，业务知识，工作能力，任事态度，都是比较好，比较认真负责的，这些人分配到各个工作部门，一般都是担任着比较重要的繁难的工作。”[4]（p66）“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分发来的，这些人都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又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取得了荐任官的资格，这些人工作能力比较强，沾染官场习气比较浅，办事尚能认真负责，”[4]（p76）南京国民政府对文官考试出身的人颁发任用，也较为重视，他们秉承了孙中山先生早年所提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思想，提出了“政府有能”、“用人唯贤”的口号。他们把考试及格看作“正途出身”，也就是说，能否经过考试是区别“贤”与“不贤”的一个重要标准。考试院长戴季陶在“为国求贤”的口号下，把考试及格列为荐任官、委任官的头一项任用资格，并以法律规定，对考试及格人员“尽先任用，遇缺即补”。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同时又具有以下一般特征：1、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2、在文字上有一定的表达能力；3、头脑比较有条理、反应较快；4年富力强；5、没靠山，没背景，便于使唤。所以，在第二、三届后，高考人员逐渐受到各机关的欢迎，长期不补缺的现象逐渐减少。而在中央各院、部、会的荐任级中高考人数所占比重急速上升。“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党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院全部12名科长，高考出身的占9名，还有三四名简任秘书、参事。20年来的高考人员，分布在中央各部会，全

（四）知识结构的类似，价值取向的趋同参加文官考试的应试者所应考的科目，除了《国父遗教》之外基本上都是近代教育的学科，具有强烈的近代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学术经历的类似，导致了他们对一些事物和现象有极为近似的看法。从而也就形成了他们价值取向的趋同，也就构成他们共同的行为心理倾向，也就为文官群体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五）具有忧国忧民意识，责任心较强由于参加文官考试的应试者受到的教育较好，且受近代化教育的人数较多，“我们这些人一般都是受过大学正规教育，又通过严格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上有一定能力，思想上是倾向于民主，而且有较强烈的民族国家感情，希望国家早日富强，人民早日摆脱天灾人祸的苦难。”[4]（p72）

这就使得这些人具有大体上相近甚至是相同的为国为民的情感和心理追求，也为追寻共同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基础。

（六）有自己的组织和机关刊物随着文官考试的推行，“第一届高考”以后曾组织同年会，“二届高考”以后，大家感到联合组织的必要，组织了“明志学社”，后来戴季陶将其改名为“中国考政学会”，和他早年搞的“孙文主义学会”、“新亚细亚学会”鼎足而三。考政学会会员随着考试及格人数的增多而逐年增加，正式履行入会手续的达5000人以上。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分会。国民党党务人员从政考试及格人员，也曾审请入会[4]（p99）。尽管中国考政学会存在财政拮据，组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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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省市政府，遍及绝大部分的行政机关和绝大部分的专业部门。一般是担任科长、荐任秘书等中级官吏，其中担任县长的有100多人，担任中央及派出机关的高级官吏如简任秘书、参事、司长、处长、局长的约有40人。有的爬到了政务官的地位，在1949年，蒋介石逃出大陆以前，有一名大使，两名监察委员，一名监察使，五名立法委员，一名高等法院院长，五名省政府的厅长和两名行政督查专员，还有一名国立大学的法学院长代理校长。”[4]（p92）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的立体结构，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都不可避免的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改良与观念更新、思想启蒙的作用，对中国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一定的改良和刷新作用。

文官考试所考的科目也有很强的近代教育特色，诸如物理、化学、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公共卫生、生理卫生、畜牧、林业、采矿等，为政府选择了一大批近代化人才，同时也反过来促进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允许女子参加文官考试是文官制度的又一大进步。虽然女子应考的比例很小，及格人数更少。但是，这毕竟承认了女子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力，尤其是以考试和为官的方式体现出来，更显示出其进步意义，开了女子求学上进之风，对今天追求的女子自信、自立、自强之知识女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文官考试所体现的人事独立、考试超然的精神，以及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对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都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文官考试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对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反思也是发人深省的，它让我们明白移植不可盲目，也要适合国情。而选官制度重新走上考试的道路也绝不是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回归，而是一种成熟后的理性反思和顿悟，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这一继承中却又包含着某些理性改造。

文官考试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更不能仅仅依据应考人数和及格人数的统计，便认为南京政府的文官考试只对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产生了影响。“我们还须注意到古代选举、全国科举的宏大场面和某种表演性质，各种仪式的耸动视听对于旁观大众的广泛影响。”[6]（p34－35）民国时期文官考试组织是极为严密的，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多谈，而发榜仪式也是极为隆重壮观的。“黄榜用白绢泥金洒制而成，写榜完毕，有主考官用朱笔在每一名顶上点定，再由试务处长捧榜。主考官率领全体典、襄委员鱼贯出闱，鸣炮奏乐送榜。榜贴定后，主考官又率领全体向榜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词，一表‘为国求贤’之至意。授证典礼完毕，戴季陶率领全体典襄委员及全体考试及格人员谒孙中山陵，环绕陵寝一周，瞻仰中山先生遗体，据戴在祭告辞上说，除‘向先总理致敬’以外，还希望得到‘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呵护’”[4]（p89－90）。

中国考证学会的成立和《考证通讯》、《考证月刊》的创办为研究考选铨叙制度和加强公务员之间的联系也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通过这些机构和期刊也把他们较为先进的思想向社会广为传播，启迪了人们的心智，深化了社会上严谨务实的作风。

边远省区引进文官制度，并给以宽松政策，依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对边远省区的人事结构优化、人事制度近代化以及边远省区的教育事业向近代化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对此，《考试法》规定较为详尽，可操作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强，也是较为务实、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法案，规定受教育人数较少的边远省区，应考人参加高等考试或首都举行的普通考试时，除临时考试定有名额外，原则上从宽录取，并制定了从宽录取的办法，且依据教育部民国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划定了“甘肃、察哈尔、绥远、热河、新疆、西藏、青海、宁夏、蒙古、西康”等10省区为高等教育人数较少的边远省区，依据教育部民国二十九年度全国中等教育统计，划定了“黑龙江、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青海、新疆、宁夏、西康、蒙古、西藏”等11省区为中等教育人数较少的边远省区；边远省区的应考人员参加高等考试或首都普通考试时假如出现实到应考人数在五人以上而无一人及格的情况，可以在总成绩审查时，择优从宽录取一人，而且无论普通考试或高等考试边远省区并不是只可以录取一人。但对边远省区照顾的同时，也有一个分数限制，即无论哪种考试录取分数均须在四十分以上；边远省区的应试者只有拥有“各该省区中小学校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证书、该省区检定考试及格证书、或服务证明文件并由保证人保证其确实”的人才享有从宽录取的待遇。

[5]（p41－42）

《考试法》关于边远省区的有关规定，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考虑到了中国国土面积较大，各省区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根据教育统计资料制定法律也较为科学，以法律的形式对边远省区的发展进行照顾和保护，使得边远省区在用人机制上的倾斜有了法律上的依据，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有利于改善和促进边远省区的发展，推动这些省区稳步的向现代化过渡。

为了避免或减少文官队伍中腐败现象的发生，加强文官队伍建设，民国政府还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使得文官队伍的整顿更为严肃和威仪。该条例规定了国家公务员在以下七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获罪并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克扣军饷；2、建筑军工或购办军需品索取回扣，或有其它舞弊情况；3、盗卖或侵占军用品；4、借事或借端勒征强占或强募财物；5、以军用舟车、航空器、马匹、驮兽装运违禁或漏税物品；6、意图得利而扰乱金融，或违背法令收募捐税公债，或擅提截留公款；7、渎职、要求期约、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又规定了公务员在五中情况下可以被判处死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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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克扣或截留公物；2、盗卖、侵占，或窃取共有财物；3、收募款项，或征用土地民夫财物从中舞弊；4、对于职务上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它不正当利益；5、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或间接渔利。

[5](p135)

深刻社会渊源的腐败现象在短时间内消灭，不仅对新生的民国政权来说很难完成，而且对在处于向现代化转型过程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正如亨廷顿所说：“背景工具、一个配角、一个脚注而已尚未看到有关适用该《条例》判案近现代社会，当一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其中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它时期中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腐化的程度与社会、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通常，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中最激烈的阶段，往往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7]（p54－55）所以说，民国政府为此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总之，从文官制度的推行到文官群体的逐渐形成，对近代中国的人事制度、教育状况、社会风俗、国家法制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向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它成为中国近代人事制度的滥觞，对加快中国人事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

考

文

献

该《条例》虽然自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在列举的这些条款中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判处死刑？什么情况下判处无期？又在什么情况下判处有期？这些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以克扣军饷为例究竟克扣多少判处死刑？克扣多少判处无期？克扣多少判处有期？应该有一个更为细化或者说量化的标准，不然就在操作和执行的时候带来一些麻烦，也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笔者尚未看到有关适用该《条例》的案例资料，笔者会随着对资料的发掘进行另文研究。但我们若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却又会理解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当时的历史现场总体上来说是战乱的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想象出法制推进的艰难，而又颓显了乱世重典的必要，秩序重建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条例》制定的有点弹性在当时背景下也是有些道理的。在当时条件下，法制注定了只能在这场游戏中充当一个工具、一个配角、一个脚注，但法制的推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该《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毕竟为推进文官制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至少为文官规范化运行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蓝本、一个改进的平台。

无可否认，由于民国时期的动荡，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对于官吏的惩戒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存在着只拍“苍蝇”不拍“老虎”之弊，然而欲使千百年来遗留下来、有着复杂社会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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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ASystemandAGroup:AReviewoftheEmergenceandInfluence

ofCivilServiceGroupinthePublicofChina

SHIXin－heng

(InstituteofModernChineseHistory,Huazhong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Thecivilserviceplayanimportantroleinthemaintenanceofsocialstabilization．InancientChina,thecomprehensivecivilservicesystemhadbeenestablishedaround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introducedintothewesterncountriesinearlymodernages．Revolution,sametime．

eventuallypulleddowntheQinggovernment,Inordertoreestablishsocialpeace,

TheRevolutionof1911,

whichwas

alsocalledXinhaiYear＇s

whereasbroughtaboutseriouspoliticaldisturbanceatthe

theRepublicofChina＇scentralgovernmenttransplantedbackthe

modernciviliansystemfromwesterncountries,andthenmadesomerenovationsinthenewsituation．Thisrenewedcivilservantsystemwasdifferentfrom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heformermadeagreatcontributiontothestabilizationofnewsocietyandthereconstructionofnewcountry．

Keywords:theRepublicofChina;civilservice;recruitmentexamination;politicalorder;personne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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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暮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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