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丝绸导游词

　　苏州是丝绸的故乡,太湖流域留存有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园区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实物;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

　　苏州在上古时期属九州中的扬州，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织贝”一类的彩色锦帛。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国观礼时，曾将吴国所产的缟带赠给郑相国子产。据《史记》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说明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吴国都城就在苏州，至今还保存着与丝绸遗址有关的织里、锦帆泾等地名。

　　三国东吴时，丝帛之饶，衣复天下，苏州丝绸已发展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南北朝时，有日本使者求吴织、缝织女工归，《日本书纪》亦有相应的史实记载。

　　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土贡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

　　两宋时期，据《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苏州、杭州、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缂丝名家沈子蕃、吴子润亦出于苏州。《吴门表隐》记载：元丰初(1078年)城内祥符寺巷即建有机圣庙(又名轩辕宫)，还有新罗巷、孙织纱巷(今古市巷装驾桥巷之间及嘉余坊)等生产纱罗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别出土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刺绣、丝织经袱和经卷丝织缥头。

　　元代时，在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织造局于平桥南。当时有名的苏杭五色缎，行销国外。盘门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有大批随葬锦、缎、绸、绫、绢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艺精美的织锦缎被、提花龙凤衣带、绣花鞋、正反缎、云龙纹及各色花纹袍袄裙等丝织品。

　　明代苏州丝织业的兴盛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即在苏州设织染局，局址在天心桥东(今北局人民商场)。明代中央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万历年间，织造太监因一味营利，仗势横行，激起民变。在苏州山塘街五人墓侧，至今有明义士葛贤墓遗迹。在定陵展览馆和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明代丝绸产品，每匹绸缎的段首都有封签，上面印着织造年月、织品名称、尺寸、委官及机织工匠的姓名，大部分来自苏州，还有参加过当时反抗宦官税吏斗争的工匠名字。北京慈因寺发现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织造的四件锦缎等。虎丘新庄王锡爵墓出土有忠靖冠服、织银锦帛、龙纹缂丝等。

　　明代苏州丝织业极为繁盛，据张瀚《松窗梦话》载：“大都东南之利，其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机杼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显然仅有官署的织造是不够的，民间的机户也生机勃勃。由于丝织业的兴盛，新兴了一批市镇，如盛泽、震泽等。乾隆《吴江县志》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到明末，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拥有人口五万。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旧址在阊门内水关桥臭弄口(今阊门饭店河埠)，原址现称为“盛泽码头”，遗迹尚存。

　　清代时在顺治三年(1646)设苏州织造局，分为南北两局：南局名总织局，在葑门内带城桥东(局址在今市十中校址及孔付使巷内);北局名织染局，仍以明织染局址改建。官府织造的产品分为上用和官用两种，除织造各式龙袍、莽袍、补子、缎匹、宫绸等以外，还有各种临时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后万寿贡、端午贡等。与官府织造发展的同时，苏州民间丝织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据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载：苏州“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又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间(1770~1780)，苏州的民办手工业织机已发展到一万数千。如石恒茂英记、李启泰、杭恒富禄记、李宏兴祥记等纱缎铺，都是在乾隆前后开设的。清代苏州丝织产品，除宋锦、缂丝、龙袍等类外，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百子被面等，工艺技术均有较高水平，畅销国内外，外销约占60%，销往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