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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博物馆导游词

2020-03-20 来源:客趣旅游网

  各位游客、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游览!

  就在西安市的三学街,有一座驰名中外的博物馆,它就是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题性艺术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它利用西安文庙扩建而成,苍松翠柏掩映着它,巍巍城墙护卫着它。千百年来,它经历了重重的硝烟战火,跨越了慢慢的岁月长河,3万多平方米的深深庭院中,已有藏品1万多件,碑刻3千多方,更有国家级文物134件,它以萃为经典的东方传统文化和独具魅力的东方石刻艺术,成为我国最大的碑石博物馆和最为丰富的艺术宝库。

  西安文庙

  来到碑林博物馆,你会被这恢宏壮观的文化丛林所感染,更会被一座座精美绝伦的书法名碑所吸引,也许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丰富的碑石和动人的雕刻,是怎样穿过历史的云烟,与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呢?那就让我们从碑林的形成说起吧。

  公元874年,爆发了黄巢起义。战火的硝烟,国力的衰弱,使大唐帝京失去了昔日的繁华。

  战争的灾难也殃及到文化。矗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的《开成石经》濒临战争的毁坏。公元920xx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此时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将长安城区缩小到皇城之内,国子监便处在了城外,《开城石经》等碑石就被遗弃在露天荒野之中。在许多文人学士、政府官员的竭力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鄩在公元920xx年,陆续将《开城石经》等碑石搬移到城内唐尚书省的西隅,位置在今天西大街广场一带。可是这里地势低洼潮湿,经常受到雨水侵蚀,碑石容易陷落倾倒。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精心组织下,又将《开城石经》迁徒到府学的北墉,即西安碑林现址,当然与《开城石经》一同迁入的还有《石台孝经》等一批著名的唐代碑石。所以,当我们说到碑林的形成时,就会想到《开城石经》,它是碑林的基础,因为它才形成西安碑林今天蔚为大观的3000多方碑石。

  了解了碑林这些曲折而艰辛的迁移过程后,我们再看看这里的孔庙旧址。

  孔庙,是封建社会祭祀孔子的专门地方。古人的心中,孔子是圣人,祭孔是天下大事,各地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孔庙。

  西安的孔庙,则是唐代武德二年(619),在国家诏令之下所设立,位置在尚书省西隅的国子监附近。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曾封孔子为文宣王,所以孔庙又称文庙。西安孔庙经历了五代、北宋的几次迁徒,在宋崇宁二年(1103)最终将孔庙和府学迁于现址--西安碑林博物馆所在地,从而使孔庙、府学和碑林融为一体。今天的西安孔庙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保存下来的大多是明清时的建筑,它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群中轴贯穿、左右对称的原则,整体和谐统一,布局严谨大方,庭院重重,古雅深邃。

  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斗拱繁复、高大而不失精巧的"太和元气坊"。太和,是指阴阳会合;元气,指人的精神,生命力的本源。这里既有祈求万福的意思,又是对孔子地位受到人们敬重和尊崇的体现,它是在明万历年间由皇族捐资400多两黄金修建而成。

  牌坊的南面是照壁,也称"塞门"。塞门外有清朝末年陕西著名书画家刘晖题写的"孔庙"二字,字体醒目,结构稳健,运笔舒展。孔庙没有南门,因为南面正对明代城墙,所以只能在东西门两侧开门,西门称礼门,东门称义路,其意是指供君子出入之门。

  牌坊之下则是明净清澈的泮池,它形如半璧,中间以泮桥连接。按照中国古代的礼制,天子之学为辟雍,诸侯之学为泮宫。泮宫是学校的前身,春秋时孔子在鲁国讲学,地点就在泮水之滨,后来在这里建立学校,所以叫泮宫。并且成为后世学府的代称,科举时代称生员入学为入泮。

  与牌坊相对而呼应的是棂星门。棂星为天田星,主稼穑,凡是古代君王祭天,都先祭棂星,有祈年报功之义。宋代开始将棂星门设于文庙中,棂星成为"主管取士"之神,喻意祭孔如同祭天。元代为两门,清代为三门,中门额刻"文庙"二字,东门额刻"德配天地",西门额刻"道冠古今",用以形容孔子才华学识和道德品行与天地齐平,古今永辉。门头两端雕刻的蹲兽叫做麒麟,神圣威严,寓意福瑞吉祥。

  走过棂星门,便可看到处在中轴线上出檐翘角、肃穆庄重的戟门,为典型的歇山顶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因为古代祭孔时门两侧陈列仪仗性的兵器而得名。按照礼仪制度,古时宗庙、陵墓门前设立戟门及列戟的多少是衡量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

  穿过戟门,就是东西两庑和相互对称的六座清代碑亭。两庑过去陈列孔子七十二弟子的塑像。碑亭为八角攒尖顶,是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评定一些边患叛乱的战争记录碑石。

  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是一座最雄伟、最典型的庑殿式建筑,它位于孔庙最后一重庭院中,里面供奉着孔子像。《孟子·万章下》曰:"孔子之谓集大成"。古乐中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成,称为大成。这里的大成就指孔子能够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孔子曾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然而遗憾的是西安孔庙的大成殿已在1959年9月毁于雷火之中,如今这里已成为碑林广场。

  大夏石马

  屹立戟门西北处的是"大夏石马"。大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匈奴人建立的国家,他们拥有陕西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公元420xx年,大夏国的创立者赫连勃勃率军攻占了长安,任命他的长子赫连璝为大将军,镇守在长安,石马就是在长安县查家寨赫连璝的墓旁发现的。

  石马采用圆雕的技法,线条简洁自然,风格粗犷古朴,我们至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前腿刻有"大夏真兴六年"、"大将军"等字样。大夏国仅有20xx年的历史,而这匹石马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大夏纪年的文物。石马体态匀称,四蹄健壮,为承担马身的巨大重量,马的两前足与两后足各组之间均未镂空,显得坚实有力。马的双耳已不在,只留下两个插耳的圆孔。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石马那凝重的神情和矫健的姿态,使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在那金戈铁马的时代,它驰骋疆场的飒飒身影。

  唐景云钟

  与大夏石马相对的是悬挂在戟门东南处的景云钟。它因铸造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而得名,距今有近1320xx年的历史。景云钟原挂在唐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后历经沧桑,数次变迁,明朝时悬挂在全城报时的钟楼上,1953年移入西安碑林中。

  景云钟由26块青铜模板一次浇铸而成,重约6吨。钟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井然有序的排列着龙、凤、鹤,、狮牛、飞天、彩云、蔓草等,32枚突起的乳钉起到强固钟体和协调音律的作用,由于铜锡比例科学合理,所以音质清纯、悠扬。钟身上铸有铭文,18行292字,由唐睿宗李旦亲自撰写,是李旦少有的传世佳作。

  铭文宣扬了道教的玄妙与神奇,即可以报晓时辰,更可以祈福祥瑞。而蹲于铜钟顶端的怪兽称做蒲牢,传说是龙的九子之一,生性活泼,爱鸣嘶吼叫,于是投其所好,设置成钟钮用来装饰。景云钟以优美的声音,精美的纹饰、华美的书法而成为世界名钟。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经过历代不断的整修充实,现有大型碑室7座,集中展出了汉魏至明清的碑石墓志1000多件,这里有享有盛誉的名家精品,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有生动详实的石刻文献,更有精湛娴熟的线刻图案。当你漫步碑林广场,伫立在高大的碑亭之下,你一定会被这绝妙的书法华章所感动,一定会为这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陶醉。

  石台孝经

  《石台孝经》是碑林中保存最早、形制最特别、雕刻最华丽的碑石。它刻于唐天宝四年(745),由于整座碑身立在三层石台之上,碑文是唐玄宗李隆基书写并加以注释的"孝经",故称《石台孝经》。碑石通高6米,由35方巨石组合而成,碑首上满雕灵芝云朵,三层石台均雕有瑞兽及蔓草纹饰。

  《孝经》是儒家经典之一,主张"孝悌"的思想,"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提倡"事君如事父"。唐玄宗推崇《孝经》正是将孝敬父母和忠于君主帝王、国家社稷相联系,希望通过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政权。天宝四年(745)玄宗李隆基大力提倡,曾诏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玄宗亲自用隶书作序、抄录、注解,使我们看到了一代天子丰腴华丽、端庄大方的书法神韵,更充分展示出大唐盛世的气度与风范。碑额由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用篆书题写"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

  《石台孝经》以奇特的形制、深刻的内涵、帝王的书法而成为碑林中的"迎客第一碑"。

  第一展室

  开成石经

  如果说《石台孝经》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需要,那么陈列在第一展室的《开成石经》又是刻于什么时候?为什么而刻呢?

  早在西汉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读之书。将儒家经典镌刻在石头上既便于学习和流传,又避免了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在中国历史上,刊刻儒家经典的活动有七次,即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代《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的《嘉佑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代《乾隆石经》。今天除清代的《乾隆石经》因刊刻年代较晚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外,唯有唐代《开成石经》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完整地耸立在西安碑林中。

  《开成石经》刻成于唐文宗开城二年(837),它的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共刻114石,每石高2米多,均两面刻字,总计228面,160卷,65万多字,被称为最大最重的一部石刻图书,号称"石质图书馆"。《开成石经》改变了过去刻经排列中一行直下的特点,每卷的卷首都在右上方,这样不仅便于装订成册,而且成为唐代的一大创举。《开成石经》由国子监祭酒郑覃主持,刊刻由陈介、艾居晦等用楷书完成。

  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发生的陕西关中地震,使《开成石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40多通石碑断裂倒塌。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碑石,明万历十六年对碑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和补刻,并且将补刻小石立在原碑旁,共计96石113面,约53000多字。《开成石经》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它厚重的积淀和精深的内涵而被世人珍重。

  第二展室

  当你为唐代的石经而自豪时,眼前第二展室的座座名碑又会让你产生强烈的震撼。这里以唐代名碑为主,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空和尚碑》、《梵汉合文陀罗尼经幢》等,有书法名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史唯则的《大智禅师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李阳冰的《三坟记》、和《拪先坟记》等传世杰作。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徳宗建中二年(781)。大秦是唐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派别--聂斯脱里派--碑额的上方刻有一个十字架。

  碑文记载,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阿罗本传到长安,当时的唐太宗派使臣房玄龄列仪仗到西郊迎接。碑文还记述了景教的教旨、教义、教规,大秦国的疆域、产物,以及在唐代截止立碑时一百五十多年的传播情况和政治活动,同时在碑石的下方还刻有古叙利亚文。

  公元845年,碑石受到唐武宗废佛运动的影响而埋于地下,明代天启年间出土。1641年写入葡萄牙文的《中国通史》中,译成拉丁文,从而引起世界轰动,现在世界上有6座"景教碑",而唯一的真碑在西安碑林。

  皇甫诞碑

  《皇甫诞碑》是欧阳询为隋代的大官僚皇甫诞书写。欧阳询是初唐四大家中最早的一位,他经历了陈、隋、唐三代,书法风格结合北碑的纯朴和南帖的柔美,下笔自然随意,字体峻利圆润,法度平整规范,以清秀而独树一帜。

  欧阳询少年好学勤奋,与李渊交往十分密切。唐太宗时大兴文教,为了提高书家素质,振奋社会风气,设立弘文馆,选召学士入馆工书,欧阳询任大学士,由他亲自执教。他的书法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名扬海外。他写的片纸数字都被人们争着收藏,作为习书的范本,时人称他的字为"欧体"。

  道因法师碑

  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记述了道因法师出家求法和曾在大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的经历。

  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书法造诣也很深,与其父并称"大小欧阳"。欧阳通从小丧父,在母亲徐氏的不断教诲下,临摹父书,仔细认真,从不懈怠。他的字笔力险峻劲挺,棱角分明,字体严谨规矩,一丝不苟。传说欧阳通对自己的书法特别珍惜,必须在具备象牙或犀牛角的笔管,狸毛或兔毛的笔头,松烟和麝香的黑墨时才肯动笔写字,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而《道因法师》碑就显得弥足珍贵。

  多宝塔感应碑

  颜真卿是楷书巨匠,他身历4朝。碑林中保存他的碑石有7座,是全国保存颜真卿书法最多的地方。

  《多宝塔感应碑》是颜真卿40多岁书写,内容叙述了佛教天台宗和尚楚金禅师修建多宝塔的经过,以及唐玄宗资助修塔和派使者吊唁并监护楚金丧事的情况。此时,正处中年的颜真卿书法端庄隽秀,朴实谨慎,规范整齐,无一懈笔,历来是学习颜体的范本。

  颜氏家庙碑

  《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72岁时为他的父亲所立,叙述了颜氏家族的家史和仕宦经历,碑文中"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足以显示出家族的兴盛。此时的颜真卿已有"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风采,书体浑厚圆润,饱满遒劲。俗话说"字如其人",而颜真卿真正做到了这四个字,成为书法界的典范和楷模。

  唐代李希烈发动叛乱,颜真卿前去招抚却遭到了囚禁。当李希烈的弟弟在军中被人杀死,李希烈十分恼怒,决意杀死颜真卿。于是假借皇帝之诏,派人用绳子勒死颜真卿,颜真卿终年77岁。颜真卿以他苍劲老辣的书法和刚正不阿的人品,成为"楷书第一人"。

  唐三藏圣教序碑

  《唐三藏圣教序碑》是唐代怀仁和尚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遗墨中选辑集字而成,所以碑石称作《集王圣教序》。

  王羲之的行书称绝一时,在我国书法史上以"书圣"著称。南朝梁武帝评价"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太宗更是称赞"尽善尽美"。太宗李世民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传说他藏有王羲之墨迹三千余纸,并且是朝夕观赏。当太宗为玄奘翻译的佛经亲自写好序文后,唐僧的弟子怀仁决心将文章用王羲之的行书集凑而成。公元672年,怀仁和尚殚心竭虑,整整花了20xx年的时间,细细拼集,慢慢寻找,甚至不惜千金,购买求得,所以称为"千金碑"。碑石不仅体现了唐初那浓厚的"崇王风气",更凝结着唐朝人对王羲之书法的钟爱之情。

  玄秘塔碑

  到了晚唐,更有一位久负盛名、闻名海外的楷书巨匠--柳公权。《玄秘塔碑》正是柳公权60多岁为大达法师所写,刻于唐会昌元年(841),碑文记述了唐长安城中安国寺寺主大达法师的生平以及受到徳宗、顺宗、宪宗等几代皇帝恩宠的事迹。碑文书体端正俊丽,用笔干净利落,引筋入骨,融圆厚于清刚之内,结体疏朗,法度森严,是柳书的主要代表作。

  柳公权身居高官,廉洁刚直,敢于直言,人品、书品皆为君臣世人所敬仰。据说,一次皇帝与六学士对坐于便殿,说话间,文宗称赞汉文帝恭俭,又掀起自己的衣角来说:"这衣服已洗过三次了"。众学士对皇帝作贺词,只有柳公权一言不发,文宗问他,回答道:"人主当退不肖而进贤,纳净谏,明赏罚,至于穿着洗过了的衣服,乃小节耳,对于治国有益不大"。柳公权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美谈佳话。

  当你缓步走出第二展室,当你还沉浸在"颜筋柳骨"的神采气韵中,当你还回味着"大欧小欧"的隽永峻利时,眼前这幽静的回廊下,那一方方规整的青石,又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墓志

  这些方形青石称为墓志,埋放在墓穴中。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籍贯、系谱、履历、官职、生平事迹和赞颂文辞,它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

  墓志在我国汉代已有雏型。到了魏晋时,由于天下盛行厚葬风气,官方严禁在地面竖立墓碑,因此埋入地下墓中的墓志便随之大量出现。而这些墓志大多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洛阳出土的,被于右任先生收藏,于1938年捐藏到西安碑林。其中以皇室宗亲及贵族官僚的墓志居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独特的书法价值。

  第三展室

  穿过回廊,进入第三展室,又会将你带入一个五体书法异彩纷呈的世界。这里陈列着汉魏至唐宋的不同书体、不同内容的碑石,不仅可以看到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艺术特点,如梦英《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汉代《曹全碑》及《熹平石经》、唐代张旭和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徽宗的《大观圣作之碑》等,还可以通过汉代《仓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和西晋《司马芳残碑》等了解碑石的起源以及碑石形制的演变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远古之时就有了关于汉字创造的美丽传说。伏羲画卦说,神龙结绳说,仓颉造字说,到以后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及春秋的石鼓文。秦始皇统一天下,进行"书同文"的举措,李斯将籀文简化为秦篆,使小篆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的文字。小篆字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俊逸。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梦英的《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就是典型的小篆字体,内容是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540个部首偏旁用篆书书写,每个篆书之下用楷书注音。这座碑石字体端庄典雅、古朴凝重,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构字法的典型范例。

  当小篆在完成了统一文字的使命后,向着容易书写便于认识的方向发展。秦朝末年有一个狱吏叫程邈,他在囚狱中工作的十年时间里,对篆书的笔画和字体的结构进行变革,由于将字体的圆笔改为方笔,繁复变为简洁,于是这种新的书体被称作隶书,到了汉代隶书达到成熟的时期。

  曹全碑

  《曹全碑》是汉隶中的精品,文字不仅清晰流畅而且宛转妍美。碑石刻于东汉晚期,是百姓和官吏为纪念东汉灵帝时的合阳县令曹全而集资修建的。碑文记载曹全为敦煌人,曾随军征战疏勒,战功显赫。他任合阳县令更是政绩清廉,造福一方,碑背阴还刻有捐资人的名单。《曹全碑》的书法扁平匀整,清丽流畅,自然雅典,秀美飞动,不仅是汉隶中婉约书风的代表。

  《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的书法是汉隶成熟时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据说书写者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以这块《周易》残石为例,结体方正,字字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完全体现出了蔡邕所主张的"力在字中,下笔用力"的规范。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不过,对照流传下来的《熹平石经》残石,书法差异很大,不像一个人所书写。我们推测是因为当时这项工程是由蔡邕所主持,加上汉代刻碑不留名的传统,所以流传下来的只有他一人的名字。

  《熹平石经》共刻石46块,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约3万多字。石经刻好后被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学子们校对和传抄。据《后汉书》记载,石经刻立后,前来参观摹写的人将街道都堵塞了,可见当时的盛况。但遗憾的是,石经刻立不久,就遇到董卓之乱,后来又遭遇晋永嘉之难,碑石全部残毁,保存到今天的数量更加少了。碑林收藏的这块,上刻《周易》的内容,两面刻字,共有400多字。这块残石是在洛阳出土,于右任先生花费4000两银元从古董商手中买下,后来与"鸳鸯七志斋"藏石一同捐赠给碑林博物馆收藏。

  在每一种书体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新的书体也会随即出现。当隶书一步步完善成熟时,新的书体楷书、草书、行书也在逐渐形成。

  西汉时已有章草,它的出现是在生活实际的需要中,为了加快公文的处理,开始将方折的隶书简化、草化以处理官牒文书。东汉时张芝在章草的基础上发展为今草,它的出现无疑更能自由而充分地表现人类情感的变化。到了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称为今草,笔势连绵飞舞,潇洒灵动。

  张旭断千字文

  《断千字文》是唐代书法家张旭所写,他是将各字上下相连,首尾相接,字体大小错落,粗细相间,浓淡相宜。他曾对颜真卿说:"创变适度,不可妄变"。由于他的字体极为奔放、洒脱,自然舒展,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难以辨认,一般称为"狂草"。张旭为人豪爽豁达,性格狂放不羁,更是嗜酒如命,每逢喝得酩酊大醉时,就呼叫奔走,在极端兴奋的状态下,手拿毛笔疾书,一下数行。有时不尽兴,竟丢掉毛笔,解开发髻,用头发蘸墨写字,酒醒之后连自己都觉得神妙,所以人们都称他"张颠"。他和李白、贺知章等8位文人墨客,并称"饮中八仙"。

  唐人爱酒,是时代的产物。在一个高亢、激越的社会情调中,在一个开明、张扬的文化氛围中,酒成为激活和调动人们强烈生命和文化意识的重要媒介。在豪爽奔放的酒文化中,唐人倾注了生命的无限热情,更融进了五光十色的个性追求,张旭的草书正是这个盛世文化艺术的缩影。

  千字文产生于南朝梁武帝时,由周兴嗣在一夜之间将一千字组成了有韵律的文章,为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包括天文、地理、礼仪、法制、技艺及励学等,具有启蒙教育的作用。所以一经颁布,便成为少儿必读必写的教科书,至今流传一千多年,人们依然在传颂吟咏。

  怀素千字文

  怀素是唐代一位名僧,他是张旭之后以狂继颠的又一位草书巨匠。他因为家境贫寒,自小便出家做和尚,与张旭相同的是怀素虽为和尚,但喜欢喝酒吃肉,并乘着酒兴挥笔作书。因此,人们把张旭和怀素合称为"颠张醉素"。

  怀素的字如骤雨旋风一般,随手万变,却又法度俱备。当年怀素练字也十分不易,他没有钱买纸,于是就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芭蕉树,以芭蕉叶子为纸练习书法。用坏的笔在院子里都堆成了堆,他称之为"笔冢"。后来为了学习书法的精华,千里迢迢从家乡湖南来到长安,向张旭以及张旭的弟子邬彤请教,最终成为了与张旭齐名的草书大家。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张旭和怀素的《草书千字文》都是刻于横置的长方形石块上,它们的形制与我们刚才所见的碑有些不一样。其实我们眼前这种刻石叫做"帖",它与"碑"是有一定区别的。

  碑一般是竖长置放,有额有座,立碑的目的是传于后世,所以碑文内容一般都是对碑主人或者对事件的歌颂,有一定的格式,字体以庄重严谨的篆书、楷书、隶书为主。比如《曹全碑》、《颜勤礼碑》就属这一类。而帖是专门为学习书法者提供前代名人书法而刊刻的,以字体的优胜为选择的标准,内容庞杂、形式不一、长短不限,而且帖一般是横方形的石板,比碑稍小,无额、无座,也没有侧面,大多在正、反两面刻字。同样内容的碑一般只刻一座,而同一个人同一内容的帖可能会刻好几块。不同时代,依据不同蓝本所刻的帖也是有好坏之分的。碑林收藏的这几块怀素《千字文》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刻。

  当唐代那飘逸飞动的草书神韵在我们的脑海中流下深深的印迹时,第四展室的碑石又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四展室

  这里陈列着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一些著名书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祝允明等的诗文书迹,以及宋刻《唐太极宫残图》、《唐兴庆宫图》、明《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图》、清刻《太华山图》、《太白山图》、《关中八景》、《关帝诗竹》、《魁星点斗》等丰富多彩的线刻画,内容生动有趣,耐人回味。还有反映古代社会历史的明代《感时伤悲记》、清代《荒岁歌碑》,在那些战乱与灾荒之年,人们颠沛流离、痛苦悲惨的生活在碑石上都有详细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黄庭坚诗碑

  进入碑林第四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侧碑墙上宋代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的巨幅行书作品。黄庭坚擅长写诗,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极深。他的书法清圆妙丽、气贯脉通,运笔则圆劲苍老,结构中宫紧收,四出放纵而神凝之,颇似他豁达磊落的为人。他以画竹之法作书,其风枝雨叶,气高古雅,所以书法达到了风韵最旺的境界。而他的诗词对后人也颇具影响,成为宋代诗坛巨匠,开创江西诗派。这首诗描写的是长安皇城的景致,主要写汉代长安城的皇室宫苑,崇高的建筑,盛美的仪仗,优雅的景色,庄严的宫廷,都是普通人所不能见到,甚至不能想象的。全诗如下:

  翠盖龙旂出建章,莺啼百转柳初黄。昆池冰泮三山近,阿阁花深九陌香。径转虹梁通紫极,庭含玉树隐霓裳。侍臣缓步随銮辂,冈上应看集凤皇。小苑平临太液池,金铺约户锁蟠螭。云中帝座飞华盖,城上钩陈绕翠旗。紫气旋回双凤阙,青松还有万年枝,从来清跸深严地,开尽碧桃人未知。

  苏东坡诗碑

  旁边这方碑石为北宋四大家中苏轼的作品。内容是苏东坡《集归去来辞诗》六首。

  苏轼,号东坡,是宋代著名大的诗人,散文家和书法家。他的一生精力,用在了很多方面,不仅文学艺术造诣很高,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但政治上的波折却影响着他的生活,他曾被几次贬官,晚年甚至远赴海南。我们看这块碑刻的落款是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就是苏东坡谪居贵州后所作。被贬贵州后,垦荒筑屋,耕食其间,使苏轼对陶渊明《归去来辞》中那种隐避的内涵有了特殊的理解和共鸣,借集陶诗字句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与他在元丰五年(1082)所书的《寒食贴》风格略似。而这座碑石也是碑林仅见的一通东坡名诗刻石,被推为苏贴刻石的较佳者。

  米芾四条屏诗

  清刻《米芾四条屏诗碑》,是一首反映初春景色的五言诗。"皇都出度腊,凤辇出深宫,高凭楼台上,遥瞻灞浐中。仗凝霜彩白,袍映日花红,柳眼方开冻,莺声渐转风。御沟穿断霭,骊岫照斜空,时见宸游游,因观稼穑功"。

  米芾,宋代四大家之一,才华横溢,狂放不羁,他喜唐服,爱怪石,擅收藏,好临摹,由于举止不凡,言行怪僻,素有"米颠"之称。他的书法得苏东坡的指点,变化多端,章法自然,顿挫分明,气韵酣畅。他一生酷爱钟鼎、文竹简碑刻,是无所不晓,无所不学。他曾任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

  关帝诗竹图

  这是一方奇妙有趣的碑石,将文字与绘画融为一体,刻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描写由于三国之争,关羽同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下邳被曹兵困于土山上,关羽为保护两位嫂嫂被曹操俘虏。关羽的文采武略备受曹操青睐,曹操惜才爱将,赐以高官厚禄并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关羽对着这一切淡然处之,最后还是挂印而走。后人赞赏关羽的品行,故产生了这幅关帝诗竹。这幅图由风竹、雨竹构成一幅秀竹画图。风竹的叶子向一边飘动,就好像有清风吹过;而雨竹的叶子则向下低垂,好似有细雨在击打。竹叶恰好组成一首五言绝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这首诗表达了当时关羽身在曹营身在汉的特殊心情。有人说这首诗是关羽写给刘备的,据史书记载关羽其人既不善写诗,也不善作画,这座碑是清代韩宰附会之作。

  魁星点斗图

  《魁星点斗图》是清代陕西巡抚马德昭所画,字体复杂华丽,内容独特新颖,寓意深刻。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以五经取士,特别是明清,每经首选一人称为"魁",而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第一星,所以古代很多学府和学宫多筑有魁星楼,来供奉魁星,以希望金榜题名。碑上魁星的形象是个"鬼"字,它一脚翘起托着"斗"字,一脚独立在"鳌"字之上,一手拿着毛笔直点"斗"字。古代,皇宫金銮殿前置有石陛,上面雕刻有鳌的图案,考中的进士要站在台阶下接迎金榜,状元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取"独占鳌头"之意。同时"鬼"字又由儒家修养的八个字"正心修身、克己复礼"组成,既形象生动,有独具匠心,即构思巧妙,又寓意深刻。

  第五展室

  当你离开第四展室,绕过墓志廊,来到了第五展室。这里陈列着宋、元、明、清各代的碑石,许多是涉及拨田、瞻学、修渠补城等内容,为研究当时社会史和地方史,甚至为研究碑林与文庙的发展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宋代重刻的秦《峄山刻石》、清代重刻的汉代《敦煌太守裴岑记功碑》、清注释《岣嵝碑》以及清代帝王与将相的书法碑石,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尤其是《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不仅指出了为官之道,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六展室

  第六展室陈列的碑石除少数是元、明两代的诗文作品外,大部分为清代的诗词歌赋。其中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秣陵旅舍送公稽章生诗》以及清代康熙的"赐吴赫书"、雍正的"赐岳钟琪书"、林则徐的《游华山诗》和康有为的《曾贡生裕汉碑》等,还有一些为人处事的格言碑,这些都能使我们全面认识碑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七展室

  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陈列在第七展室,它是在宋太宗淳化二年(992)命翰林侍讲学士王著,将宫中所藏历代帝王、名臣及书法名家的墨迹,摹刻在枣木板上并存于宫中,将拓印墨本颁赐给中书省、枢秘院的官员及有功的大臣,因为刻于淳化年间,又是在宫里刻成,所以又称作《淳化秘阁帖》。但是原帖在刻成后毁于战火中,碑林的《淳化阁帖》是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金石家费甲铸用"兰州本"复刻的,共145石,两面刻字,共分10卷,现存多种版本,唯陕西本刻石最全。

  走在第七展室,我们仿佛穿越千年的时空阻隔,再次重温书法艺术的悠久历史,真草隶篆,名家荟萃,书法艺术的长河竟是如此波澜壮美。

  当我们徜徉在亭廊殿庑之中,驻足于座座丰碑之间,那赏心悦目、摄人心魂的书法艺术,宛如无声之乐,无色之画,无韵之诗,让人久久不愿离去。

  石刻艺术室

  走出碑林第七展室后,建于1963年石刻艺术室又会以一件件精美的石刻造像吸引着你,打动着你,让你叹为观止。

  "西安石刻艺术室"的匾额由陈毅书写,整座展室精选汉--唐近一百件的代表性作品,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展出。有的生动活泼,有的威武凶猛,有的肃穆端庄,有的慈祥可爱,无论东汉双兽、画像石刻、李寿石椁、昭陵六骏,还是菩萨残像、皇兴造像、九层石灯、老君石像,都以精练的风格,简洁的刀法,高超的技艺,动人的线条,成为古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之作。它们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和进取向上的风貌,不仅在我国雕刻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陵墓石

  陵墓石刻分为地上和地下石刻,是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形成的。地下石刻为墓室内实用型和装饰性石刻,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东汉画像石

  陕北东汉画像石为地下石刻,出土于绥德和米脂一带,用来加固墓室、装饰墓室。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则取材于现实生活,如车马出行、农耕放牧、歌舞杂技、狩猎射杀、宴饮迎宾等等,将汉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思想意识的情况,生动形相地再现出来,成为汉代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

  画像石多采用减地平雕的技法,使物象浮起,轮廓用粗劲的阴线来勾勒,眉眼须发等细小部分则用墨线来勾勒。画像石将雕刻与绘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线条简洁,轮廓清晰,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汉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创造的艺术瑰宝。

  李寿石椁

  李寿字神通,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因在反隋征战的过程中立有功勋,死后陪葬唐高祖的献陵。

  李寿石椁,由二十八块青石组成,前面正中有两扇可以开合的石门,外部四周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文臣、武将、卫士、飞天等。石椁内部四周线刻乐伎、舞伎、侍女等画面;顶端则线刻星宿分布图,这些图案再现了唐代贵族的生活豪奢浮华以及宫廷乐舞的柔美多姿,也表现了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

  李寿墓志

  他的墓志与众不同,为龟型。龟的四足趴伏在长方形的底座之上。龟甲为墓志盖,上刻篆书"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十六字。龟身为墓志铭,用楷书写成,共1071字,记录了李寿的平生事迹,墓志雕成龟形,那是高贵地位的象征,也是长久保存的象征。

  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园墓葬前的仪卫性和纪念性石刻,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仪卫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两侧置放的石人,石兽等;纪念性石刻则是为了纪念某个事件而精雕细刻,昭陵六骏就是纪念性石刻最为突出的代表作。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典型的地上石刻,是置放在唐太宗李世民陵寝北司马道上的六匹战马。它们分别是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曾经骑乘过并且壮烈牺牲的坐骑。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的赫赫战功和对六骏的最高纪念,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骏雕刻在整块岩石上。浮雕高约171厘米,宽205厘米,由大画家阎立本主持设计,雕刻家阎立德于唐贞观十年(636)完成。唐太宗李世民是马上皇帝,更是爱马的皇帝,他亲自为每匹马写出赞语,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在每件浮雕德右上角。六骏无论站立、行走、飞奔,都是他们在战场上的真实写照,不仅反映出人与马生死与共的深厚情义,更展现大唐创业的艰辛不易。然而遗憾的是"飒露紫"和"卷毛騧"早在流失美国,其余四骏"特勤骠"、"青雕"、"什伐赤"、"白蹄乌"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霜雨雪,依然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它们在默默等待着六骏重逢相聚的时刻。

  如果说昭陵六骏将你的思绪带入火热的战争岁月,而佛教雕像会引领您走进一个宁静祥和的菩提世界。

  宗教石刻

  佛教最早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两汉之际佛教逐渐传入我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祸连年,百姓生活流离失所,政治统治极不稳定。到南北朝时佛教广为流传,佛教艺术也随之兴起。

  皇兴造像

  北魏《皇兴造像》为两面浮雕,正面刻交脚弥勒佛像,由于受印度键陀罗雕刻艺术的影响,还保留着高鼻、深目、宽额的特点,造像的背光是火焰缭绕的舟形背光,充满了浪漫色彩。造像的背面及底座用减地平雕的手法刻画佛教本生故事,背面下方有一段铭文,"遂于大代皇兴五年岁次辛亥为亡父母并"字样,由此断定造像的建造年代和为谁而造。铭文字体刚劲豪放,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佛教在隋唐两代达到鼎盛时期,艺术风格也走出了魏晋的肃穆庄重、秀骨清相,形成完美成熟、温厚可亲的艺术风格。

  唐代菩萨像

  唐代菩萨像,残高110厘米,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它以汉白玉雕刻而成,质地细腻,晶莹柔润,再加上那微微突起的胸部和富有质感的腹部,以及那斜披的轻纱、前倾的身躯,使人联想到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形象。此时的宗教形象不再令人望而生畏,而成为人间真情的坦诚流露,这不仅是大唐艺术的大胆创新,更是对盛世文化的讴歌赞扬。

  这里的每一尊佛像,菩萨、力士、佛陀,无论高大、低小,还是完整、残缺,它们不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庄严肃穆,那眉宇间透出的是超凡脱俗的宁静和智慧,唇齿间流露的是亲切和蔼的关怀和期待。

  唐代老君像

  在唐代更为兴盛的是道教,老君像就是当时信仰道教的产物。

  老君像,高190厘米,这尊雕像是华清宫朝元阁的遗物。老君即老子李耳,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地位,推崇道教,尊称老子为祖先,发起尊老运动,开展各项活动,并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老子策》。据说这尊老君像是安禄山为了取悦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从幽州范阳令名工巧匠用汉白玉采用圆雕手法雕刻而成的。老君正襟危坐,褒衣博带,表情严肃端庄,神态气宇轩昂,底座又以丰腴华丽的牡丹花为题材,显得吉祥富贵。老君像不仅是封建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更是大唐盛世艺术繁荣的象征。

  朋友们,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参观到这里就结束了,愿西安碑林给大家的这次金石之旅留下美好的记忆。祝大家参观愉快,真诚地欢迎你们再次光临西安碑林。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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