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得2000字左右

　　孔子有句话，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家喻户晓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养之总结，亦可视作古代读书人终生奋斗之目标。为何以此为标杆?在于它极好地概括了达到君子的几重境界。

　　晚明大儒顾宪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夫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这段话堪称将如何养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辟到位：修境即不断学习、完善自我、确立志向、积极进取的过程;悟境即随着人生经验日益丰富，阅历的不断积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长，领悟世界本质，走向成熟的状态;证境则是对人生顺逆已了然于胸，对世事无常已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杂的规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为“君子”?孔子身处时代，“君子”具有两层含义：一指那些出身高贵、地位较高的统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的人。故《论语·学而》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专门关注之事、用力之处，“本”即事情的根本之处。换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尽其职责，道便由此产生。

　　若要闻道，先须自修，这当从“修境”入手，此即古时读书人求学之始。它分为三个层次：志于学、而立与不惑。志于学，便是自此开始，立志于要把一生奉献给学问，奉献给追求真理，这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定。意义在于：首先，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成为了人的终身事业，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其次，此乃知识独立、士人独立的标志;再次，士人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道义的君子儒。读书人从此真正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承担者，即担道之士。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对君子担道的重要性有过至论：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预知。正因时时可死，故必急求闻道。否则生而为人，不知为人之道，岂不枉了此生?若使朝闻道，夕死即不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万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万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则一日之生，亦犹夫千万世之生矣。

　　从此，道统意识油然而生。

　　所谓而立，简言之：其一，个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业。此乃个人事业之起步期。试想一个人经过孜孜以求、苦苦努力，达到了而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学业有成，事业确立，身份得到充分认可，理想看似越来越近，那么这个人应呈奋发有为、跃跃欲试，踌躇满志、锐气十足之态。这种状态固然颇佳，但尚远远不够。他的见识、修为、眼光、气度还不足以应对这个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所以，还需要继续修炼，以至“不惑”，即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动摇，对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纷纭复杂的现象，皆能泰然处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悟境”指个人修为之瓶颈期与突破期。虽说知天命是悟境，但并不意味着学习之终结，恰恰相反，这是君子修养的又一个起点。孔子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给你下达的“命令”、是“天”规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给你的“任务”，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于是你的人生经验给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这个“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弃这个“位置”而“不到位”，则是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还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当于人生事业的再出发。唯有继续前行，才能抵达君子修养的终点，也就是证境——耳顺和从心所欲。

　　“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这是清代学者焦循对“耳顺”的解释。说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同时吸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而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如此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

　　耳顺之后，便达至化境。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换言之，柳氏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认内心的欲望不会超出社会规矩的范围，孔子有这样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内心欲望是在规矩法度之内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规矩是内心欲望的隐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纵之”。反过来讲，“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随便遵从。其实儒家亦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各种不合礼法、不合规矩的欲望。在这一基本预设下，人心的各种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导，人便随着自身欲望之横流而蒙蔽良知，从而生出恶念、做出恶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即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内外打通，社会的规矩即我自身的规矩，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会规矩对我而言，就不再是约束，反而是内外相证、从心所欲的试金石。这种“自由”是一种道德境界，是此心纯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种不去挑战世俗礼法的心理自在。因为此时，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规矩允许的范围里体会从心所欲的自在。

　　当然，世上诸事，往往知易行难。至于此三重境界，钱穆曾指出，“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或许凡人终其一生，也难将修境、悟境与证境践履殆尽，唯有默默悬于心间。君子何为?便是读书人在不断学习、修炼中竭力向理想状态靠近而已。这恐怕便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处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