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指的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他的早期的理论是以无意识为核心的人格结构论。认为人格中有两大系统,一是无意识系统;另一是前意识系统(它包括意识)。前意识的主要作用是检查作用,即不许那些使人产生焦虑的创伤性经验、不良情感,以及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冲动进入意识领域,而把它们压制在无意识之中,使意识和无意识完全隔离。人格结构的深层部分是无意识,弗洛伊德把它定义为不曾在意识中出现的心理活动和曾是意识的但已受压抑的心理活动。这个部分的主要成分是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通过种族遗传得到的人类早期经验以及个人遗忘了的童年时期的经验和创伤性经验、不合伦理的各种欲望和感情等。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无意识在人格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无意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意识和前意识。后期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与二部人格说中的无意识概念接近,但不完全等同。弗洛伊德强调本我的作用。他的人格发展阶段论以性心理为主线。以性心理发展来划分人格发展的阶段。他所用的研究方法有自由联想法、梦的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幽默。他的研究资料来源于对病态人格的心理分析。
新精神分析是在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阿德勒、埃里克森、霍尼、弗洛姆等人。新精神分析不再一味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转向自我。研究对象从非常态转向正常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该学派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方法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法,发菜了投射等心理测量的方法,并引进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等。
新精神分析在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潜意识动机作用,压抑和抵抗,精神决定论,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联想法等。新精神分析学家在各自理论中提出的如基本焦虑,原始恐惧,逃出自由等概念,尽管名称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潜意识的驱力和先天潜能在起主要作用,不过表现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而已。一些从西欧,特别是从德国移居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
论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医疗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开始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他们反对S.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即性力)的概念和人格结构说,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逐渐形成了新精神分析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等人。沙利文的理论 沙利文强调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格不是别的,乃是一个人在以一定文化为背景的人际关系中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他为了与带有先天性驱力的自我概念相区别,提出了动能一词,包括在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代表着心理过程的相对持久模型。个人从童年起,在涉及自身生存的时刻,动能就加紧活动,执行着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产生。沙利文很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过程,即不同年龄儿童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应付各种符号化的实际能力,区分出几种经验模式,并特别强调语言的共同有效性在人格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沙利文认为一个人在童年的人际关系中,如果经常遇到成人的不赞许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严重的焦虑可以导致精神分裂而产生精神神经病。他还主张在治疗精神神经病时,分析者应创造一种自己积极参与其中的双边情境,尊重患者,设法恢复患者的潜意识中人际关系的安全感。沙利文企图将精神病学与其他各种学科构成一种知识统一体。他的理论反映了美国现代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也表现了美国当时心理学中的折衷主义倾向。霍妮的理论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的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人出生后就处于一个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之中,双亲对儿童的不良态度和行为会引起儿童的基本焦虑,因此家庭环境决定着儿童对社会的反应方式,从而决定着他的性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儿童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之感,就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出10种精神神经病需要,并将它们归结为3种指向性活动或“精神神经病倾向”,即走向人们、反对人们和离开人们。这3种倾向都不足以对付现实,而且由于互相抵触而引起所谓基本冲突,循环往复,反而使精神神经病更趋严重。她还提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意象”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自我与真正
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使患者能意识到自己的当前倾向和冲突,精神神经病的治愈不一定要追溯到幼儿期被压抑的欲望。霍妮在揭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社会制约性时,指出了“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和竞争现象,严重地妨碍了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弊端。弗罗姆的理论 弗罗姆的理论充满了社会哲学的色彩。他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中大的切面对人格的影响。弗罗姆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的。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反而产生孤寂和恐惧之感,因此现代人的主要动机是逃出自由。他认为个人逃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积极的自由”,但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得转而寻求“消极的自由”,即将孤寂不安之感压抑到潜意识之中,结果变成了强迫性观念和行为,神经病即由此而生。弗罗姆认为人能获得安全的社会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权威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各种机制,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其中接纳、剥削、贮藏和市场4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只有一种生产倾向性才是常态的、健康的表现。根据讨论的结果,弗罗姆企盼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人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弗罗姆的理论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但他得出了只有改变个人的病态心理才能改变病态社会的错误结论。 新精神分析一派中值得一提的还有A.卡丁纳,他采取的是文化人类学观点。他曾亲身调查了一些土著民族,深信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能揭示出每种文化所特有的基本人格。这代表着精神分析的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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