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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3年第10期
文｜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速处于合理空间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增长率是7.6%，高于年初全年预期目标。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特别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比上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725万，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31万人。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主要经济指标都处在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是最高的。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的阶段，上半年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复杂因素，也是中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客观反映。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开始了，这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但当时增速回调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增大，中央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实现了经济回升。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调整转型深化，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又连续7个季度出现回落，在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后，2012年四季度经济出现回稳态势，增速达到7.9%，但2013年一、二季度增速又有放缓。这个变化过程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开始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这种变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国内外多数机构的研究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正下移至7%—8%的区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仍处在这个区间。
虽然经济增速在换档，但是换档不能失速。当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十分重要，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都缺乏物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有人认为，经济减速有利于倒逼结构调整，但是速度也不是越低越好。现在有些欧元区国家仍在减速，有些国家已经经历了负增长，但结构调整却很难推进。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的轨道，市场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结构调整也难以有效推进，经济基本面还会受到影响，要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所以我们既不能不顾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中国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都很大。消费结构也会加快升级，住行、教育、旅游、信息服务、医疗、养老等消费都是这些年成长比较快的，国内市场潜力也很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潜能正在释放，人力资本条件也在不断改善，中国每年毕业700万大学生，虽然现在就业有一定压力，但是长期来看，这也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芬兰大概有600万人，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芬兰总人口。企业创新的投入、研发的投入也在增加，中西部在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竞争力有所提升，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当然，当前经济运行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遇到很多新问题，特别是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包括风险，在经济增长放缓后就会暴露出来。比如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矛盾趋于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利润空间受到需求端市场收缩和供给端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大。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要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将三者统筹起来考虑。我认为，一方面要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增强针对性和协调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一些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措施，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另一方面，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功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创造新的需求，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没有衰退
有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其实，硬着陆是个形象的比喻，通常指的是经济增速大幅度的下降。硬着陆没有一个学术上的严格的指标界定。我认为硬着陆是更大幅度地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从现在的宏观指标来看，很难得出这种判断。西方媒体，也有一些个别的学者，有的是从机理上，从刘易斯模型上看这个问题，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步结束，劳动力供给由过去高速增长转向绝对减少，中国的劳动力2012年已经绝对减少345万人，出现了以前说的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减少就造成了成本的迅速上升，就会带来经济的急速下降，这是从机理上理解。还有一种是从风险的角度，有人觉得，比如地方债务，包括金融系统，会不会出现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造成经济增速的急剧失速。从这两方面来看，应该说我们现在都很难作出硬着陆的判断。第一种是基于经济失衡的观点，第二种是基于风险积累的观点。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进行调整，如上文所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风险，需要高度关注风险，无论是从债务层面来看，还是从金融系统来看，中国有足够
的防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意识也在增强。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很难作出所谓硬着陆的判断。
还有人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通过低成本维持高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也会积累风险，就会使得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些观点。我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东亚国家，在“二战”以后，韩国、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他们在高速成长阶段差不多都是这种特征，高投资率和比较低的消费率，恰恰使他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而其他一些经济体，比如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恰恰是平衡的，投资率并不高，消费率相对比较高，你去看看巴西，消费率高，拉美是很多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要举例子的地方，有人把它叫做“拉美陷阱”，所以即便是同样的问题，西方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要把问题绝对化，投资率跟经济的增长特定的阶段相关联，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投资和消费的平衡也在推进，这种推进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换档过程的，比如去年中国消费率明显提升，比投资的贡献要高。但是2013年以来，特别是2013年上半年，消费对7.6%的增长率，贡献是3.4，投资是4.1，外需是0.1，有人说，投资率又上升了，是不是转型在倒退？这个转型过程，不是短期能完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这个转型过程中，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变化的，这种波动应该说是合理的，不能说绝对的单一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中期趋势。
中国的转型正在进行，服务业的比重在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会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会带动消费率的提高，它是有关联效应的。在投资方面，没有再推出大力度的刺激计划，没有再搞过去的所谓的大规模扩张性投资，而是有节制的微调，西方用的语言是“微刺激”，适度扩大一些民生关联领域的投资。
关于需求结构问题是比较热点的问题，在过去，我们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程度比较高，既有工业化城镇化原因，也有全球化的因素，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投资都到了中国，中国的出口也在跟着上涨。但是，我们的消费没有上去，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竞争性地吸引投资，对外资有很有优惠的政策，外商企业的营业盈余很高，而营业盈余变成了外资来源国的消费了，这样显得投资和消费差距比较大。
关于出口，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是世界上高的，中国的出口率处在世界上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中国加工贸易依存度也是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加工贸易依存度，这就叫全球化，大家的外贸依存度都在增加，顺差率也都在增加，好多说中国的顺差率高了，如果不分区域看，是均衡的，放到转轨国家去，也不是特别高，放到东亚国家去，放到高增长国家里，也是均衡的，即便是中国最高的2007年，外贸顺差占的比重8.8%，贡献率接近20%，我们看刚才的结论，依然没有改变。2007年顺差率8.8%，高收入非经合组织是14%，东亚是7.9%，跟其他国家比，在177个国家里我们排在第29位，排在我们前面的不全是小国，有一些小国，但是也有不少是大国，比如马来西亚，排到非常靠前。比如说智利，跟我们同是新兴市场，包括俄罗斯，转轨国家，也跟我们差不多。就外贸依存度来讲，我们比欧盟，无论是欧洲联盟，无论是欧元区，他们的外贸依存度是78%，我们只有68%。在外贸依存度里面，我们在世界上有数据的177个国家和地区排在126位，很多大国都排在中国前面。
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上升。这种上升几乎都表现在每个10年的前半段。
改革开放的1981到1984年，这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大的上升，第二次是1991年到1993年，也是一次大的上升。第三次是2001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最长，这三次上升都是跟改革分不开的。增长跟改革紧密关联，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上升，跟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供应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原来都是短缺。有人把这次改革称作危机式改革，为什么呢？因为70年代后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危机倒逼改革，不改革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这一轮改革推动了经济一次强劲的上升。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是个顶层设计。所以有人也把这次改革称为“顶层设计式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一轮新的发展。中国很多体制，包括财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分税制的架构，商业银行的架构，包括投融资体制，好多体制框架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既充分吸收市场经济的优势，也能跟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次改革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一次大的发展。
第三次改革是本世纪初，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有人把它叫做“倒逼式的改革”，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必须遵循它的规则，就倒逼中国对既有的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对既有的法律法规、行政性规定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所以这次改革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强劲的上升，一直延续到2007年。所以，从过去30多年的进程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就很难有增长的动力。如何统筹这个关系，就要根据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同时，中国也要处理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度IT行业展会 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当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表现，就是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有些领域还存在着双轨制。 中国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表明依靠投资和扩大产能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趋于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核心就是要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转向有更高质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这就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挖掘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就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企业竞争力。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迈进，把打造升级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政策举措。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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