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与儒家比德说
张传友傅玉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花鸟绘画多以幸福、吉祥为主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道德理想,并对事物的基本面貌和兴德的绘画创作进行了隐喻。它对于中国花鸟画的影响主要在于画家艺术观念、个人寄托等精神层面,其次是题材的选取上、用笔技巧与设色等方面表现出来。从整个花鸟画的发展来看,中国花鸟画最早流行于唐代,五代成熟,至宋代兴盛。在文人画发展之前,笔法细腻、写实的浓重色彩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文人画逐渐发展起来之后,其形态则主要是通过写意淡彩乃至写意墨绘的形式展现出来。关键词:比德说
儒家
花鸟画
人格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1-0023-03
在古老的中国传说、神话和童话故事中,珍稀动物的例子有很多,这些动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含有吉祥如意的象征意义,这些故事通常都是后世以花、鸟、动物为主题表达幸福、和平和繁荣愿望的基础。在这方面,儒家的学说也常常赋予它理论和政治教育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界中的许多花、鸟、昆虫和鱼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或来源于同音异义的名称,如“鸡”和“鸡”同音,都是吉祥的象征;或来自其外观给人的感受,主要是一些形色较具特色的花鸟。可以说,那些彩绘的鹤、白鹦鹉、喜鹊、灵芝、香云、慕容、狍子、神龟和其他花鸟画都包含着伦理的期望和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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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搭配影响,它设色浓丽,带有装饰图案的意味,虽色彩华丽,但展现了花鸟画的深厚沉着。如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整幅图雍容典雅,芙蓉和锦鸡属于富贵题材,从画面中传达出富贵祥瑞的寓意。这幅画中金色的雉鸡色彩斑斓,栖息在迷人的芙蓉树下,具有与芙蓉花相媲美的恢弘气势。在绘画技法方面,宋徽宗采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方式作画,在画面上用其独特的瘦金体题诗,将画中主体锦鸡的翎毛细致刻画,并利用书法题字,最后在画面上印章,可谓是诗、书、画、印完美结合。在图中画面右上角用瘦金体题五言绝句诗一首“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懸。”②此题诗的开头首先点出时节,有丰收富裕之意,这与画中左下角斜插出的菊花提示当时正属金秋时节相呼应。第二句又描绘出画面主体锦鸡的华丽,后两句是锦鸡所隐藏引申含义,“安逸”体现了画家的作画时的心境,“五德”在诗中表达了对人的期望:其目的是通过金鸡的五种自然属性,即文才、武
花鸟画在技法上有工笔与写意之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各有所长,不论是色彩的和谐搭配还是墨色的浓淡晕染,花鸟画在绘画着色方面的变化所传递的不仅是绘画技巧,还有其内在的文化含义。在儒家“比德”说的审美意识中,花鸟画坛曾深受“黄家富贵”的
作者简介:张传友(1971-),男,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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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勇气、仁爱、信仰五种儒家伦理,来提升人的五种道德品格,这也是世人所欣赏的。而宋徽宗也认为自己本身具备这五德。诗中说他的“安逸”生活胜过周代的成康盛世,在此表达抒发出他作为一代帝王的情感,因此他就借以美化粉饰自己,想要国家繁荣安定,太平盛世。此图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互为辉映。《芙蓉锦鸡图》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不只是设色典雅而华丽,诗画一体,体现出高贵的皇家气度,更主要体现在其政治意义和教化功能上。
“鹤”是中国古代花鸟画中常见的主题,深受画家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出现通常与神话故事中的神仙相联系,因此,鹤也就传递出长寿和吉祥的寓意。③当然,儒家思想永远不会忘记道德伦理的道德化,因此只有那些有美德的人才能受到仙鹤的眷顾。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是我们看到的现存最早的卷轴画,画面中有十八只飞翔的丹顶鹤在宫阙上空盘旋,另有两只已降落于殿脊的鴟尾之上,空中仿佛回荡着仙鹤齐鸣的祥和之声。宋徽宗在画面中描述了丹顶鹤在空中翱翔的景象,并将它看作是和平与好运的象征。随着传说中仙鹤的到来,他把自己的政治统治描绘成神秘的天堂外衣,以便使无知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伦理绘画的例子。这里以白鹤与宫阙相结合,天空中翱翔的鹤与栖息在脊与尾上的形象设计,以及十八对图像的链接,如数量吉祥,表达了继承当前世界政治和统治者命运的隐喻性道德和政治内涵。赵佶的这幅画阐述了一个相对简单、清晰的概念,体现了花鸟绘画的表达技巧,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将鹤、松、竹、石、泉等表达社会喻象的多个物象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越来越普遍,他的创作方法更为复杂,这反映了花鸟画在道德上的寓意以及对价值链隐喻的赞美。
宋代绘画展现的所处时代的一个精神风貌,而并不仅仅是依据心中所想进行简单的创作,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所展现的就是一个人的精神。这幅画中所描绘的石头的奇特形状可能表达了苏轼不愿与世俗世界交往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独特的情感。曲曲折折中的枯树,就像苏轼心中的结,也是他一生经历的风霜。画面简单明了,只有扭曲的枯树和扭曲的岩石。苏轼的文笔流畅,画面富有动感,与此同时,这里也体现了他宦官沉浮和人生沉浮的经历。“醉酒吐墨”是苏轼将政治斗争中的不幸遭遇通过画面来抒发胸中郁郁之意。对于苏轼来说,奇石也是陶冶性情的“比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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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苏轼所创作的这幅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块丑石的“坚毅”,虽然丑石的外表并不圆滑,但其突兀的特点使苏轼感到“优雅而美味”。如果说美玉给人以满足感官愉悦的功能,那么丑石应该是给人以陶冶性情、塑造人格行为的意义。丑石之美是一种超越利益和非功利性的美。它不像美丽的玉那样实用,也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好处,然而,它的“丑中的美”在于艺术家可以将其作为对抗现实丑恶的武器。因此,苏轼的诗歌和壮观的句子只是借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同时借“丑石”来传达“比德”思想:“子今得我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苏轼从奇石独特的感性形态中发现君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德行和不屈不挠的生命之美。
总的说来:花鸟画通过自然事物来比喻人类主体的内在德行,自然之物被赋予的往往是人类社会高尚的、美好的品质,这是一种普遍性价值之美,主要用以描述人类主体美好的品格修养,而产生一种将自然物比拟成人格的方式,这是儒家自古以来的做法。这些比赋反映了儒家伦理思想在对待和评价自然事物方面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画渗透了中国儒学、道家学说和佛教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国本土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儒道二家为主流,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命真理的思考和探索的最高成就。儒家浓厚的人文情怀使中国人关注现实世界中人类社会的转型,而道家的自然精神则使中国人从现实的实体转向无限的宇宙,获得精神的自由。对于“比德”的研究,尽管它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开始,在宋代的时候,它体现了“道德修养”的人格境界以及道家的“天人合一”,因为“比德”的功能不仅局限于教育和培育以及帮助他人,还有一定的审美功能。不难看出,从最初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之后的比德,“比德”不应该被框定为某种人性风格。其内涵不仅体现在儒家的“仁”“智”、道家的“无为”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时代的不断变化之中。“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先秦儒家美德,“无为而无不为”是道教的美德,疯狂和优雅是魏晋人的美德……,德是指画家所建立并被他人认可的个性。花鸟画家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影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德”的作用,把“人品”和“画”结合起来,把艺术与儒家的审美标准相结合,从而影响艺术作品的评价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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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YinYueWuDao
除附载于已有的媒介平台进行新时代民族声乐作品传播外,这一时期的民歌传播甚至可以进行自我媒介渠道的建构,诸如“民歌中国”的专项公众号的设立,就是为了进行经典民歌、新时代民歌作品的广泛传播,而与此相关的APP也成为新时代民歌进行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渠道。尽管民歌本身与最为流行的媒介渠道具有一定的内容鸿沟,就更需要在创作理念上与大平台进行对接,以便找到其当的出口。例如将民歌传唱综艺化的节目《经典永流传》,就出现了民歌作品的大规模传颂,获取了较好的受众满意度。
三、结语
与此同时,对于新时代的民歌创作,我们也应当具有较为可观、公正的认识与判断。很多为了口号和舆论而进行重复创作的行为应当避免,一些粗暴改编,甚至直接将传统民歌套上歌词而作的创作行为也应当杜绝。正如著名艺术家正如韩新安所说:“如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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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品依然囿于旧有的语言、行为、逻辑和叙事,恐怕难以充分引起新时代观众的共鸣。所以,我们要始终把创新精神和精品意识贯穿音乐创作全过程,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
为民歌创作注入全新的血液与全新的作品,才是新时代民歌创作应当遵循的理念及发展的道路,全新的民歌作品也能因此而为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的展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使其保持永远新鲜的活力。
参考文献:
——从晋陕[1]何瑞涓.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民歌的复兴之路—蒙冀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项目看中国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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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2]赵苏娜.崔白《寒雀图》[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02):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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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约:《宋书·卷二十七·志第十七·符瑞上》,北京:中华书
局,1974年版,第800-820页。
②赵佶在《芙蓉锦鸡图》中题诗一首,表明了他寻求花鸟画
的伦理道德寓义表现的努力。这里的“五德”指的是体现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五伦关系的道德规范。
③[美]霍尔:《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词典》,韩巍等译,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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