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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

2020-10-18 来源:客趣旅游网
第31卷第4期 2015年4月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V0l_31 No.4 April 2015 从董仲舒 的“天人感应说”到 朱熹的“天理论” 赵广 志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大师,“天人感应说”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基石。朱熹是宋明理学理 论体系的主要奠基者,是继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经学家。“天理论”是朱熹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收 佛、道两家的本体论及思辨性而建构起来的。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似有贯 通之处。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朱熹;天理论 中图分类号:B234.5;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5)04—0055—03 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儒家思 想的历史分为董仲舒之前的子学时代及之后的经学 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 个经学家,而朱熹则是继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一个 经学家。如果说孔子是承继三代优秀文化结晶的 “六艺”之学而创立了儒家学派,董仲舒则是根据汉 经过春秋末期“两个二分化”l2I6、苟子的批判乃至秦 始皇不信天,但在社会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_3 J。在 董仲舒的哲学中,“天”是最高的哲学范畴,而不是 “元”l4 J。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较之于之前的论 证更加严密、更为成熟。在广泛吸收、借鉴西周以来 天人感应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学 朝的时代需求,对儒家思想作了第一次大修正,建构 起了汉代新儒学。而朱熹则根据宋朝的时代需求重 新诠释儒家经典,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 一为基点,吸收了当时比较流行的阴阳五行说等观念, 主要是以类合、以数偶为基本方法论 5j,把儒家思 想中的伦理、治国原则抬高到天的位置,使自然之天 重新具有了神灵之天、宗教之天的意味,并赋予了天 以儒家伦理的色彩,最终使皇权限制在儒家之天的 权威之下。 次儒学创新。朱熹与董仲舒处于不同时代,然而 他们在探求“儒家伦理”的本源时所提倡的“天理 论”与“天人感应说”却有相似和贯通之处。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大一统的关键点在尊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需要约束,所以董仲舒搬出了被儒家伦理化的 天。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皇帝只是上天在人 间的代理人,皇帝所做的事情,只是、也只能是按照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既要树立皇帝的权 威,又要限制皇帝的私欲,董仲舒采用了天人感应的 理论形式来实现这两方面的功能。皇帝的权威已经 树立,能够授命于皇帝的天是指什么?“天人感应” 又是怎样限制皇帝的私欲呢? 天的意思去做。而天到底是什么,却“任凭”儒家去 解释。对儒家“天”的解释,则出自于儒家的经典。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处理好自然界和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术”被“独尊”,儒家之天成 为天下人的“天”,儒家的经典也成为天下人的经 典。大一统的确立客观上要求“独尊儒术”,“儒术 独尊”则“儒经独尊”,乃势之必然。 二、朱熹的“天理论” 类社会的关系。与生产力及科技水平相关,在古代,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 会内部的人际关系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黄开国认 为,天人感应的“天”,正体现了“哲学从重点探究人 与自然的关系,向重点探索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转 变”¨ 。“天人感应”中的天,殷周传统天命论虽然 收稿日期:2014—10—11 “天理论是朱熹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现了理 学乃至宋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而上 作者简介:赵广志(1985一),男,河南濮阳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的根据。”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提出,以春秋公 羊学为基点,充分融合了儒家伦理及当时流行的阴 阳五行等学说。与董仲舒相似,朱熹“天理论”的提 出及哲学体系的建构,也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作了反 映时代发展新要求的新诠释而提出来的,“最终完 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建立一种直接把哲 学本体论、思辨性的哲学形式与儒家政治伦理统一 起来的哲学体系的尝试”l6 J。虽然中国古代存有哲 学思想,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辨性” 进行界定:朱熹时代的“哲学思辨性”是指援佛家的 心、性本体论及道家的道本体论人儒,进而建构起系 统的、完整的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本论思想体 系 。 唐朝经学在“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信条下 发展,至孔颖达奉命修《五经正义》,一方面使经学 “参考书”出现统一的权威定本,另一方面也使儒学 的发展停滞。唐朝时期,佛道大盛,儒学在佛道宗教 的挑战面前,理论上难以回击,从而使儒家思想的主 导地位有所动摇。儒家思想在理论上强调伦理政 治、修身人世,但却没有哲学上的本体论,道、玄有道 本体论,佛家有心、性本体论,儒家在其理论根基上 是相对粗糙的“天人感应说”,无法回击玄、佛、道的 挑战。在经学时代,儒家经学是“天上之法”、是“天 子”之父,故儒家理论的解决必须坚持以“儒家理 论”为本位,历代的经学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终于至朱熹而建构成相对严密的儒家“理本论”哲 学体系。“朱熹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一系列范 畴、命题和重要理论,使得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 治思想紧密结合。其中天理论是论证的中心,朱熹 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 天理论哲学,并以太极论发展了理本论哲学。” 朱 熹通过阐发儒家经典《周易・系辞》的太极说,将太 极等同于天理,将太极升格到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同 时,“天理”也具有了“本体论”的高度。朱熹通过对 《易》学的研究,对经作出了新的解读,解决了儒家 思想中无本体论的问题。 三、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 论” 经学时代,新思想的提出、建构一般是通过注经 的形式,朱熹和董仲舒也不例外。其原因在于:自从 政治上的大一统被人民普遍接受之后,为大一统作 论证的“天人感应”说自然被接受。皇权在人间是 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是被天授命的,授皇权 的天是儒家经典所界定的——形成了三个至高无上 的权威——至高无上的皇权,至高无上的天,至高无 上的儒家经典。董仲舒以至高无上的天树立至高无 上的皇权,又用儒家经典界定、规范至高无上的天, 故儒家经典的地位是“天上之法”。“天上之法”,一 方面要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以解决“天下之事”;另 一方面,其建构的新理论体系在被封建统治者能接 受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儒家德政、治世等使 天下有序的政治理念,这是经学在封建时代存在、延 续和发展的普遍法则。 朱熹是宋代经学集大成者。宋学就是以讲义理 为主的宋代(后延续到元明,亦包括清代宋学)经学 的流派,而与汉唐重章句训诂、烦琐释经之学相区 别。以偏重训诂及偏重义理来界定汉宋之学,是对 汉唐时期及宋明时期经学发展大趋势的概括,而每 个思想家身上又具有特殊性。比如,董仲舒是汉代 经学的开创者之一,却以《公羊春秋》为文本成为建 构汉代新儒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而朱熹,虽属于 以己意说经、偏重于义理阐发的宋学时代,但他本人 兼重义理和训诂,并对“宋学的流弊加以修正,由此 影响到后世的考据学” 。朱熹在对其“天理论”等 诸多问题的论证上都是以注经的形式进行的。因 此,当我们从总体上去了解整个经学历史的趋势时, 可以简单以“汉宋之学”来概括,而具体到时代、思 想家的思想时,则要根据时代、思想家个人的情况具 体分析。毕竟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只是对 “训诂”和“义理”有所偏重,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 治经学需要训诂、义理兼顾,明白经典文本本身含义 的训诂学是基础,阐发义理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 目的和归宿;其二,对“义理”或“训诂”的“偏重程 度”该当如何计量,以文本的数量、思想的主张还是 其他?这个“偏重程度”是很难计量和评判的。故 “名”之以“汉宋”是为论述之便利,得“汉宋”“名” 下之“实”之时,需放弃汉宋之“名”。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经学的主要奠基人之 一,其思想以儒家经典《公羊春秋》为本位,“根据大 一统政治的需要,精心营建了一个严整的以阴阳五 行为理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主 体而统和诸家的理论体系”_9』,切实地解决了汉代 的实际问题,使“儒学”由“诸子之学”成为“天下之 经”。朱熹以对《周易・系辞传》的新注解而阐发太 极哲学,使太极等同于天理。通过将太极升格成本 体论范畴的途径而使“天理”成为理本论的核心。 朱熹以理本论为注经的形而上根据,倾四十年精力 而成《四书章句集注》,不仅解决了来自佛道“本体 论”思潮的挑战,而且使“四书”学代替“五经”学的 地位而成为南宋以后朝廷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第4期 赵广志: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 57 宏观论之,朱熹的“天理论”和董仲舒的“天人 感应说”都解决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他们 解决的途径都是通过对儒家经典本身并结合时代发 展的新阐释而建构起新儒学。董仲舒开创了经学的 “五经”时代,朱熹开创了经学的“四书”时代。时 下,人们更是将“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甚至国学 的代称,董仲舒、朱熹的影响可见一斑。 微观论之,董仲舒吸取当时先进的“阴阳五行” 说而创立的“天人感应说”等理论,使儒家伦理具有 了与天等同的位置,符合那个时代发展的需求。随 着佛教进入中国及逐步儒学化,魏晋时的以玄释儒、 隋唐时期的佛道大盛,致使玄学、道家道本论的思 想、佛教心性本论等本体论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 自唐初《五经正义》颁布之后,儒家经学发展僵化, 对佛道在本体论等方面的挑战不能作出及时的回应 或无法给予有力的回击,儒学日益衰微,因此,自韩 愈、李翱起,儒者已开始作相关的理论建构的探索, 直到朱熹“天理论”哲学体系的建构才得以最终解 决。朱熹“以儒学为母体,吸纳佛教的思辨结构,利 用道教的宇宙生成图式” J,建构起以天理论为核 心的“理本论”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实现政治大一统、 尊王的需要,树立了儒家经典“天上之法”的权威地 位,使“自然之天”具有了“授命之天”的意义。朱熹 的“天理论”,将董仲舒的“天”置换成“天理”,使其 具有与“太极”本体相等同的位置,将至高权威性的 “天”结合时代的需求而演化成具有本体论意义的 “天理”,将儒家伦理与天理等同。可见,二者确有 贯通之处。 参考文献: [1]黄开国.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社会伦理政治哲学[J].社 会科学研究,1988(1). [2]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 思想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2004. [3]周桂钿.我为什么研究董仲舒[J].中国文化,2010 (to). [4]黄开国.董仲舒“贵元重始说”新解[J].哲学研究,2014 (4). [5]李宗桂.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J].天津 社会科学,1990(5). [6]蔡方鹿.朱熹理学与经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6(3). [7]蔡方鹿.经学理论化的意义[J].河北学刊,2009(1). [8]蔡方鹿.朱熹经学与宋学[J].社会科学研究,2003(5). [9]李宗桂.思想家与文化传统[J].哲学研究,1993(8). 【责任编辑:李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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