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尽半生的力量为《史记》作注，只为致敬中国文化

他用尽半生的力量为《史记》作注，只为致敬中国文化

1975年，日本松江市政府举行了重要的纪念活动，纪念的人名字叫泷川资言。这个时候泷川资言已经去世了三十年，活动中不仅为高度赞扬了他的学术成就，而且还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著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用中文盛赞了泷川资言的成就：“有一代之书，有百代之书；有一邦之书，有万邦之书。司马子长继春秋作史记，拨乱反正，述往事思来者。来者习之，不独禹封，朝鲜之东，首推我邦；大宛而西，欧美近或习之。而凡习之者，莫不津逮于龙川君山先生史记会注考证焉。”

《史记会注考证》成书花去了泷川资言的后半生时间，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文化对日本而言太有魅力了。

日本自古以来不仅以中国为师，同时十分仰慕中国文化，他们来到中国学习典章制度，翻刻经典书籍，中国的许多文献毁于兵燹，由于日本的翻刻而得以保存。

十八世纪初，山井鼎曾经根据日本流传的中国典籍，通过比较和校勘，写成了《七经孟子考文》，后来辗转传入中国，当时清朝的学人阅读后赞不绝口。山井殁后两百年，泷川资言收拾古籍残本，花去了后半生的时间整理出《史记会注考证》，可以说继承了山井之志。

中国历来有对古籍作注的习惯，单就史记而言，除了最著名的三家注，方苞、杭世骏、张文虎等人的也为史记做过注释，但是都没能达到集大成的水平。

1913年，四十八岁的泷川资言在庆长宽永活字本史记中发现已经散失很久的张守节史记正义，“欣喜不能措”，“始有纂述之志”。

实际上，为史记作注释并非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心中潜藏对汉学热爱的瞬间迸发。

泷川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泷川奈之丞在他的家乡松江开设了汉学私塾，后来私塾的教材成为许多汉学私塾的教科书。

泷川奈之丞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学习汉学，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以及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泷川资言走上了研究汉学的道路。

明治维新之后，曾经非常热门的中国古典传统汉学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先是传统的汉学私塾被迫关闭，连大学中的汉学研究也降为二等科目。

当时的大部分日本年轻人为了毕业后能够顺利找到工作，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学术的阵营，一时间，传统汉学教育名存实亡。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泷川资言依旧志向不改，这种精神值得赞扬，可是现实却极其残酷。大学毕业后的他因为汉学的缘故长达十年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四处给人家当文书勉强维持生计。

冰冷的现实和残酷的生存环境丝毫没有影响泷川资言对汉学的研究，他不仅给杂志投稿，还完全了一批批中国古典书籍的标点注释，这里面就有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论

语集注等。

这些工作不仅普及推广了汉学，也为后来他编写《史记会注考证》夯实了基础。

早在泷川资言关注史记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他曾经和朋友利用五年时间完成了支那史六卷。

甲午海战战败之后的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着手进行教育改革，废科举，推行了新式教育。大中小学都设立了历史课程，一时间教材紧缺，只好翻译日本书籍，而泷川资言的支那史也有幸翻译成为中文，并对中国教材的编写产生了一定影响。

1897年，泷川资言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生活，成为今天日本东北大学前身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教师。

1931年到1934年间，《史记会注考证》十册相继出版，问世之后，整个汉学界引起轰动。《史记会注考证》取材自大量的刻印版本，以及一百二十几家史记相关著作的说

法，对史记资料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汇总分析。

当时中日正处于战争期间，中国学人见到这本书之后真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此书一出，方便了多少人研究，省去了很多时间；恨的是如此浩瀚繁杂的注本，本应该是中国人的工作，却没有人做，还要不得不使用这本书作为参考资料。

出于义愤，一个叫鲁实先年轻人针对《史记会注考证》专门写了一本《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痛批这本书体例不精、校勘未善、采集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鲁实先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曾经写下汉书窥管的杨树达，杨树达十分同意鲁实先的观点，在回信中说：“闻倭奴国人有为《史记会注考证》者······则纰缪简陋，不足一观。”

杨树达的学识过人，但是关于他对泷川资言的评价显然观点偏颇，有失学者风度。

更为有趣的事，鲁实先为了羞辱泷川资言，还把驳议的初版稿件寄给泷川，结果泷川并没有生气，反而回信说鲁实先写的很好。

日本古典诗学作品《文镜秘府论》的校勘工作由中国学者王利器完成，完成之后，日人颇多赞许，松长友庆说：“《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校注工作，日本人没有做，王教授给我们做了，完成了四五十万字的巨著，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十分感谢！”

相比之下，《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校注工作怎么能和我国《史记》的校注工作的价值相提并论？那么泷川资言是否应该得到相应的尊敬呢？

先有张森楷著成《史记新校注》，可惜只剩下残本；后来鲁实先有专门写了本《史记广注》，但最终手稿不知所踪。

倘若张鲁二人的手稿完好无损，从张森楷的残本和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推敲，两个人的注解也不能撼动《史记会注考证》的地位，在这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等到钱钟书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专门有一部分是针对《史记会注考证》所写，钱钟书先生在认可这本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按泷川此书，荟蕞之功不小，掛漏在所难免。”

泷川资言这个史记版本最大的好处在于面对含糊不清的问题时，不会强加给读者一种解释，而是将许多种解释并列存在一起，读者从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种解释，这样通过对比，更能够深刻理解原文的意思。

泷川资言最大的贡献是号称找到了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佚文，同时也成为他最受攻击的一个地方。更有学者全面否认了史记正义，认为全部是伪作。但是无论史记正义是真还是假，对于还原司马迁实际的本来面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最近的最新研究表明，泷川资言所辑录的史记正义佚文没有甄别，但都有可靠来源，其中一部分必然是当年张守节的作品。

不管《史记会注考证》这本书如何精彩，对于泷川资言本身还是要有理性的评价。他不论是才情还是学识都不能和他同一年代的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狩野直喜等人相比，但是他通过努力，通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终于做出了一流成绩，还有比这个更加励志的吗？

胡适曾在日记之中写道：“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苏轼也在晁错论中论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当四十八岁的泷川资言在开始着手史记材料整理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的书会成为传世名著，他也不会知道，今天阅读史记的人会非常感谢他。

他在那时候也许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而心中最有可能藏着的一句话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百多年前，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在夜深人静之时点起灯，将收集好的史记材料一一展开，开始进行详细的校勘注解工作。

两千多年前的夜晚，司马迁在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拿起笔来继续在竹简上刻写。

他们两个人一个一个字的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是在写书吗？不是的，他们是在书写他们所理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