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文献的整理、形成与传授
作者:赵新民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09年第07期
儒家文献凭借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吸收后世学者不断去阐发、释读,进而充实、完善和发展。对儒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注释,成为儒学乃至文献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儒家文献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一、儒家基本典籍的整理、形成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典籍,起源甚早,体现了先民的原创精神。孔子之功在于收集整理,使之得以保存;传授解释,使之得以流传。
孔子身处礼乐文化衰落之世,以其独特的人格品质及“信而好古”的精神,努力学习、掌握礼乐知知识并认真把握礼乐文化的精神。孔子时常以礼乐之道、先王之道自任,并且自认为礼乐文化命脉由他来承传,平生致力教育,留心三代文化典籍,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在50岁知天命之年,又勤奋地读《易》,以致于“韦编三绝”。晚年又曾依据鲁国史记,而作《春秋》。《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经过孔子的全面整理、加工,就被赋予了儒家的精神,成了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世守的文化阵地。即是说,六艺成了儒家信奉的经典。
关于孔子整理六艺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郑重其事、全面地论述孔子修订六艺的时代意义,确立了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代表人物、古代社会的思想领袖的崇高历史地位。更有意义的是t司马迁把孔子跟许多生前享尽尊荣富贵的人作对比,他们的富贵是因据有国君王侯的地位,可是曾几何时,死后统统被人忘却,唯独孔子,身为布衣,却以修订六经的功绩、以自己的学说历代受人传颂宗仰,在文化上、思想上享有任何国君王侯所不能比拟的地位。司马迁无限景仰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贤矣!”司马迁之后,班固作《汉书》也记载了孔子曾经不同程度地整理过六艺。由此,孔子整理六艺文化典籍,并注八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形成儒门弟子辜若神圣的经典一事,就成了中国古人最一般的认识。孔子整理、形成儒家基本典籍,在中国文献学史、儒学史上的地位却不可动摇。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六经虽然不是孔子所作,但是,由原来传世的文献一变而为儒家学者信奉的文本,其间一定经过孔子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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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夏商周三代六艺典籍,经过孔子吸收、加工、整理,便形成了千百年来儒生们的文化读本,其中所蕴含的礼乐文化精神,也注入了儒学的新意,而为广大儒生们所信守。即是说,从文献整理或中国文献学开创先河的贡献来讲,孔子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二、儒家经典的传授
孔子死后,儒家经典的传授,仍不绝如缕。从整体上来说,经历了三次高潮。在每一次高潮中都有一位中心人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就是子夏、孟子和苟子。
儒家经典的传播,可说是以洙泗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展、播扬的过程。“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走到那里,自然也就把儒家经典传播到那里。而子夏是孔门中熟悉古代文献和擅长札乐典籍的弟子,尤其偏重于六经典籍。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因为子夏能引申、发挥孔子的话:是不是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启发开导我的人是你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的问题了。这件事反映了孔予治学的谦虚态度,教学相长。也足见于子夏对《诗》有深入钻研和领会。子夏在广博地学习六经的同时,居于西河招收弟子,积极传播儒家经典。据传《春秋公羊传》、俦秋毅粱传》的作者皆是子夏弟子。
自“七十子之徒”以后,儒家经典的传播转入低潮。大概只有曾参开创的洙泗学派守于邹鲁,坚忍不拔,培养出承上启下的传人。因此,洙泗学派衰歇,而思盂学派继之代兴,从而使儒学在邹鲁地区薪火相传,经典的传播才不绝如缕。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之孙,受业于曾参。孟子一生推崇学习孔子,其思想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以后并称“孔盂之道”。孟子有着突出的强烈的忧道忧学意识。他先是设帐讲学,弟子一时达数百人;后则周游各国,坚持传播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晚年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锰子七篇》。孟子一书极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是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
继孟子之后而兴起,在发展和传播儒家经典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苟子。荀子首次把儒家经典传播到秦国,进一步扩大了儡学的影响范围。苟子第一次对儒家学派内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作了清理,赋予儒学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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