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与语篇语义学

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与语篇语义学

作者：姜望琪

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摘要]文章讨论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与Martin的语篇语义学的相同点。笔者首先简要论述了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然后详细回顾了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的起承转合结构说和主题论的发展历程。最后,笔者介绍了Martin关于语篇结构和意义的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与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具体相似之处。

[关键词]中国传统;语篇语义学;起承转合;主题论

[中圈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2—0097-06

一、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

篇首所引的文字来自英国东方学者ArchibaldHenry Sayce在100年前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所写的“语法”条目。不过,中国的语法概念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跟西方语法到底有哪些区别,却从来没有人详细论述过,为此,笔者不揣冒昧,力图大胆尝试一下。

任何一位了解汉语和英语(或其它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人都知道这两种语言是很不一样的。它们的语音不一样,书写系统不一样,词汇不一样,句子结构也不一样。其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至有人说汉语没有语法。这不仅仅是一般人的看法,就连语言学家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马建忠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是把西方的语法概念当成正统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语言,特别是对语词意义的研究。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就出版了第一部字典《尔雅》。不仅标注读音,解释字义,而且探讨字形与字义之间关系的更成熟的、近似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一《说文解字》也在公元121年就面世了。在语法领域,也不仅有散论,而且有专著。出版于公元500年左右的《文心雕龙》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文章写作的规律,是一部文章学巨著,也可以被看作广义的语法书。

《文心雕龙》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被看作语法书是因为“语法”概念被人们做了狭义的解读。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语言研究传统里,语法只研究组词造句的规律,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句子以上没有语法。这种“语法”只是“句法”。这一点在Chomsky那里表现得最清楚,他明确地把自己的语法理论称作“句子语法”。把这种“语法”概念应用于汉语,自然就会得出汉语没有“语法”的结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错的是他们使用的标准,而不是汉语本身。汉语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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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法的,只不过这是一种不同的语法。正如。sayce所说,汉语语法不仅仅术语跟西方语法不一样,其背后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

跟在其他领域(如医学、绘画等)的学术研究一样,中国人在语法领域采用整体论思路。在分析语言时,他们从整体人手,着重把握的是语言事件的整体;而不是像西方那样,致力于分析,致力于找出语言的最小组成部分。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汉语语法着重的是“章法”、“篇法”,而不是像西方主流语法那样,只注重“句法”。

没有人否认中国古代没有医学,虽然中医跟西医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人否认中国古代没有绘画理论,虽然国画跟油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绘画艺术。为什么就一定要否认中国古代的“语法”——“章法”、“篇法”呢?这是毫无道理的。

二、起承转合结构说

更具体地说,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整体论可以分成“起承转合结构说”和“主题论”两部分。换言之。中国传统的语言分析,一般都是以一个篇章为单位。这个篇章一般可以分成起承转合四大部分。所谓主题论,则是说,中国传统的语言分析,总是把所表达的内容放在第一位,至于用什么形式表达则是次要的问题。这一节,我们先讨论起承转合结构说,下一节再讨论主题论。 如果追根溯源,笔者认为起承转合结构说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该书“体大虑周”,从文章的构思立意、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风格体裁,文章写作的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关于文章结构,该书也有很具体的讨论。

在“附会”这章,刘勰把文章结构比作房屋的地基,文章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比作裁衣后的缝纫。他明确解释说,“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在“章句”这章,他也说,“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他强调,文章各部分之间,特别是首尾之间,要互相照应,互相衔接。要循序渐进,按顺序展开文章的不同部分,做到杂而不乱。

这种思想后来逐渐发展成了起承转合结构说。在追述这个发展过程时,我们必须提及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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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公正问题,保证“唯才是举”,中国从隋朝开始推行科举考试。唐朝时,其主要形式是考诗赋。考诗赋是命题作诗,所以开始有“破题”一说。最早提及破题的是唐末王定保。他在《唐摭言》里多处把李程、浩虚舟、韦彖、李群玉、王磷等所做诗的起句称为破题。 宋朝王安石任宰相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项是改诗赋取士为经义文章取士。他认为诗赋重在文辞,不切实用,应该改为要求士子写文章解释儒家经典的“大义”,根据其解释的优劣决定取舍。为了给判断试文高下一个可操作的标准,王安石让中书吕惠卿、王雾撰出一种500字的阐释经书的短文——“大义”的范文样式,史称“熙宁大义式”——颁行天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经义式”十篇,作为示范。在这些文章结构的基础上,南宋时形成了“十段文”,由破题(起句)、承题(接题)、小讲、缴结、官题、原题、讲题(讲段、大讲)、余意(后讲)、原经、结尾(结题)等十个段落组成。前四段又合称为“冒题”(冒头、冒子),又因为“余意、原经”可看作“讲题”的延伸,这十段可以归纳为“冒题、原题、讲题、结尾”四部分,这就是“起承转合”四部分的雏形。 明清时代,八股文的形式一点一点地明晰起来。最后定型为:破题、承题、起讲(小讲)、领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一般情况下,“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这七项不可或缺,其余三项则可以自由处置。

这种文体最终因为限制过死,束缚思想,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它跟文章学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不容忽视。八股文的前身“经义式”首创于宋代,“文章学”这个名称也首次出现于宋代。 起承转合结构说是中国语言学界对文章学、篇章语法的一个巨大贡献。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关于语篇结构的一些建议,如美国RobertLongacre提出的叙述文由“铺垫、激发冲突的事件、高涨的紧张关系、高潮、结局”五部分组成的理论是起承转合结构说的翻版。

三、主题论

如上节所提及的,主题论就是在研究语言时把重点放在所表达的内容、意义上,而不是形式上。起承转合结构说是从形式、从结构角度对文章规律性的总结,主题论则是从意义、从内容角度对文章规律性的总结。

刘勰的《文心雕龙》分上下两部,共10卷50章。第一卷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5章,尤其是前3章,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作者从道、圣、经出发,要求作文要以这三者为准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内容放在第一位,强调好文章首先要有好内容。

南朝宋人范晔曾明确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刘勰虽然没有明确赞成这一主张,但是在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词藻、不注重内容的不良风气这一点上,他跟范哗是一致的。在“神思”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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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强调落笔前要思考,要把文意想清楚。在“熔裁”这章,他又说“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这就是说,写文章的第一条准则是:设定情理(即内容、主题),以便安置本体、主体②。根据情理谋篇布局,文采就在其中了。 在“情采”这章,刘勰也强调了设定情理的重要,把这看作写作的根本。在讨论了文辞与内容的关系之后,他总结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这种“文以意为主”的思想在唐代经过韩愈等人的倡导,最终由杜牧完全确立。杜牧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藻、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阑阅,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宋朝三苏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在讲到作文时也都强调意的重要。例如,苏东坡就曾把意比作可以换取物品的钱。他说,各种商品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换取,这就是钱。“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上述文意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主脑”这个概念。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他的“立主脑”主张是在词曲部的第一章“结构”中提出来的。讨论戏曲创作一般都“首重音律”,而他却“独先结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结构是比音律先要考虑的因素。“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盖房子也是这样,“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者,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秀口者也”。这说明,他的“立主脑”是决定全局结构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主脑”就是“命题”。

200年后,刘熙载进一步发展了“主脑”这个概念。他在《经义概》中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主脑皆须广大精微,尤必审乎章旨、节旨、句旨之所以重而重之,不可硬出意见”。这就是说,主脑是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它跟各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有内在联系,不可分离。

因为他讨论的是“经义”(八股文)的写作,所以,他还把主脑跟起承转合联系起来。他认为,“破题、起讲,扼定主脑;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在他看来,“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因此,他详细讨论了破题的具体方法。

他把“破题”看作“小全篇”,这意味着“破题”本身也可以有起承转合几个部分。全篇的起承转合是由各部分的起承转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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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的讨论实现了从“意”到“主题”的转换,最终确立了中国文章学传统的主题论。正如刘熙载所意识到的,起承转合结构说与主题论实际上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起承转合各部分要围绕一个主题;反过来,要想把一个主题阐述清楚,就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加以论证。

不过,起承转合结构跟主题内容有时候会有矛盾,这时候前者要服从后者。这实际上是当初提出“文以意为主”的考虑之一,即“形式服从内容”。这个形式既包括文辞,也包括结构。因此,中国文章学历来有“死法”、“活法”、“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文成法立”等说法。反过来,八股文最终走上了绝路,违背这个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

四、语篇语义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语义学理论是由JamesMartin在其1992年的《英语篇章——系统与结构》中正式提出来的。Martin一开始就说明,该书是对Halliday和Hasan在《英语的衔接》中提出的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就像《英语的衔接》,《英语篇章》也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来探讨篇章结构问题,并且开发了以篇章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为中心)的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对语法的补充。《英语的衔接》把语法跟衔接分成两部分(分别作为结构性或非结构性意义资源),《英语篇章》却有另一种分3-pA层次分类,分成语法跟语义学(分别作为小句取向或篇章取向的意义资源)。这样一种语义学以篇章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意义为中心,所以,我们称之为语篇语义学。

换言之,语篇语义学是在Halliday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篇章结构的理论,其关心的重点是篇章的意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语篇语义学,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的、必然的联系。

上文把西方语法概括为“句子语法”,中国传统语法概括为“篇章语法”。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实际上,西方也一直存在篇章语法。Hallidav指出,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the sophists)关心修辞学、论辩的本质,因此也就关心语篇的结构。”柏拉图的语言理论也可以称为“篇章语法”。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西方的篇章语法也一直在发展,只是因为句子语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才不为人们熟知。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句子语法、篇章语法两个方向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布拉格学派实际上就是研究篇章语法的,不过更明确的口号是由Chomsky的老师

ZelligHarris在1952年提出来的。当年他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了“语篇分析”一文,明确提出要把语言研究扩展到连续话语研究。

以John Firth为代表的英国语言学家则历来重视语义研究和篇章分析。Halliday追随他的老师,早在1960年代初期那个“几乎不可能发表篇章分析文章”的年代就开始从事语篇分析。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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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如果我们把语言研究思路分成“句子取向”和“语篇取向”(或按人们习惯的方式分成“形式”和“功能”)两大派,语篇语义学,连同其基础理论一系统功能语言学,就像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属于语篇取向。这是我所谓“语篇语义学与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相似”的第一个含义。

具体说,组成语篇语义学的四个语篇系统各自负责一个Halliday提出的“元功能”。“协商系统负责人际意义的语篇语义,识别系统负责篇章意义的语篇语义,连接系统负责逻辑意义的语篇语义,概念系统负责经验意义的语篇语义”。

这四个语篇系统不仅在自己的语篇语义学层面互相协作,而且与词汇语法、音系学层面的其他系统互相协作。Martin认为,正是这些互动最终导致一个篇章具备区别于非篇章的“篇章性(texture)”。他把有关互动模式归纳为:衔接和谐、展开方式、阐述要点、语气责任(cohesive hamnonv.method 0f development,point and modal responsibility),分别对应于词汇语法和音系学中的及物性角色、主位、新信息、主语(trmmitivroles,Theme,NewandSubject)。

衔接和谐这个概念最早是Hasan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衡量一个篇章的连贯程度。她认为连贯不是衔接纽带的直接功能,而是由各词汇串和指称链在扮演参与者、过程、环境等及物性角色时的互动方式决定的。Martin认为,衔接和谐把一个篇章置于一个特定的语场或子语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语场的焦点越突出,由衔接和谐分析显示出来的该篇章的连贯性就越高。 展开方式这个概念对应于词汇语法的主位概念。Danes曾经提出过一个“超级主位”(hyper-Theme)的概念,Martin把它扩展成段落主位,“用于预见后续句子中的词汇串、词汇链以及主位选择之间的互动模式的一个或几个介绍性句子。然后,他又在此基础上把用于预见超级主位的一个或几个句子,即整个篇章的主位,称为“宏观主位”(macro-Theme)。这样,他就在小句、段落、篇章三个层级分别建立了主位。

“阐述要点是跟展开方式互补的语篇成分。主位把一个篇章固定下来,阐述要点则进一步细化该篇章,把它开发成新信息”。因此,跟超级主位、宏观主位相仿,Martin又提出了超级新信息、宏观新信息这两个概念。“宏观主位、超级主位、小句主位为一个篇章的修辞目的(即语类)定位,并把它推向前进;宏观新信息、超级新信息、小句新信息则向后看,把累积的意义集中起来,进一步阐述该篇章的语场。这时,Martin提及了给公共场合演讲者的通常忠告——“告诉听众你要讲的题目,开讲,提醒他们你所讲的内容”。他也提到了传统作文法倡导的“引言、正文、结论”这样的三段论。换言之,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术语,引言就是宏观主位,结论就是宏观新信息。所谓阐述要点,就是由超级新信息逐渐积累,进入宏观新信息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Martin提出的这些语篇系统的互动模式,可以被看作传统的篇章结构理论在现代语言学氛围中的发展。简单地说,其基本思想就是:每个篇章的篇首都有一个出发点——宏观主位,篇尾都有一个结论——宏观新信息,中间部分则详细、反复阐述中心思想——阐述要点。同时,一个篇章的不同部分互相衔接,都围绕同一个语场,或分语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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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Martin关于语篇结构和意义的这些建议,跟我在前两节中介绍的中国的传统文章学的成果——起承转合结构说和主题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所谓的从宏观主位到宏观新信息的发展以及不同部分之间的衔接就是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他所谓的阐述要点就是中国传统的主题。 五、结语

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文章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语义学这样两种文化、历史、认知背景差异巨大的语言理论,竟然在语篇结构和意义方面得出了如此相似的结论呢?这是一种纯粹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那么这种相似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又有什么启示?

笔者的答案是:这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两种理论之所以会在语言学发展的现在阶段走到一起,背后有其十分深刻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如Halliday等语言学家正确指出的,在语言研究领域历来存在“句子取向”和“篇章取向”的两种思路,尽管前者长时间处于主流地位。第二,在Chomsky把形式主义的“句子语法”推到顶点以后,过去处于非主流位置的“篇章语法”,或称“功能语法”,已开始上升。历史的钟摆已经向“篇章”靠拢。

尽管如此,在指出篇章语法是一种正在上升的语言学潮流以后,我们不要忘记: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这“两种观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是互补的。我们希望的是,一种融合双方智慧的较好的合题(synthesis)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