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中社会背景与人物塑造

论《琵琶记》中社会背景与人物塑造

论《琵琶记》中社会背景与人物塑造

引言：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也是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剧中社会背景及人物塑造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给后世戏曲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就这两方面对《琵琶记》进行分析。

内容摘要：《琵琶记》在基本继承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故事框架的基础之上，结合元末社会背景，塑造了赵五娘孝妇贤妻的形象及蔡伯喈忠孝书生的形象。

关键词：琵琶记 社会背景 赵五娘 蔡伯喈 人物形象

《琵琶记》是元末高明所做的代表南戏最高成就的剧目，是我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之作。《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其情节大致如下：蔡伯喈中状元后入赘相府，背亲弃妻。其妻赵贞女在家乡独力奉养公婆；饥荒年岁，公婆双亡，贞女剪发买葬，罗裙包土，修筑坟台。后来，天上降下一面琵琶，贞女便怀抱琵琶，弹唱为生，上京寻夫。但伯喈不仅不认其为妻室，而且放马踹死赵贞女。这一行为人神共愤，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以悲剧收场。而《琵琶记》在基本继承《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保留赵贞女“有贞有烈”的同时却对蔡伯喈的形象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让他从“贪慕荣华、薄情寡义”的书生转变为“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书生。下面我由《琵琶记》产生时代的社会背景与《琵琶记》中塑造的两位主角蔡家媳妇赵五娘和书生蔡伯喈的人物形象进行浅析。

元末社会背景与《琵琶记》

《琵琶记》这种以书生负心婚变为题材的悲剧性创作，在早期戏文中颇为常见。陆放翁《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之四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诗作于1195年，陆放翁所听到的鼓词，其敷演的也正是关于蔡伯喈的负心故事。这说明负心婚变是当

时戏曲小说等民间伎艺所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琵琶记》流传影响最广的是在明清时代。明清社会这种典型的伦理社会，保证了作品的构想能获得足够的共鸣，而不同于现、当代的挑剔，反感多于理解。而当代的新理解必须建立在放弃彻底的反传统观念与阶级斗争框式的基础之上。在重新寻绎传统的背景之下，不再处处以现代的标准与观念指责在前，才有可能冷静地寻绎剧本的脉络，体味其深刻之处。

《琵琶记》首先是为中国封建传统社会而作的。是普通人的家庭伦常生活的准确写照，触及其敏感的神经。封建伦常关系，是人们时时感受到其间的矛盾难周而又不可违抗的社会准则。它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是人们的信仰和行动的出发点。它可以说是基于人情物理而衍生的无情“枷锁”。这种伦常关系因维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成为不可究诘、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规范，从而显出“无情”，实同“枷锁”。

从《赵贞女》式的以谴责书生负心为中心的表达，走向《琵琶记》的以“只看子孝共妻贤”为中心的表述，也并非高明的独创，而是社会发展使然。因为，宋代那种直接的谴责性表现，在元代后期，已经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转化。更迎合普通民众的“大团圆”故事，已日渐流行了。事实上，在元代中后期，负心婚变故事的谴责性主题，已日渐向歌颂性主题转化。元代中后期，对于书生负心问题，则更多地是开脱、辩护、调和、化悲为喜。负心婚变主题在元代的变迁，其实也仍是社会的变迁在文学中的折射。

元代后期负心婚变故事的转变风潮，主要地是由书生地位的变迁决定了的。此外戏曲创作者阶层的身份地位、社会观念和同情对象的转换等，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宋代，人们不惜以悲剧，以魂追、天谴来摧挫负心的书生，毫不假以辞色。这是因为宋代书生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美好的仕进前程，可谓天之骄子。无论是得意，还是潦倒，生活都向他们敞开大门。然而，到了元代，书生们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之中了。在元代书生隐入窘境，自救不暇的时候，再揪住他们在往日得意时的劣迹，便如伤口抹盐，于心不忍。所以元代戏曲中，书生实际上成为同情的对象。虽然也叙写了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仍让他们志得意满，完满收场。这是社会同情的结果，也是人们聊以自慰的画饼，从中流露出对往昔盛世的深深的怀恋。

《琵琶记》中塑造的孝妇贤妻——赵五娘

赵五娘的形象，被世人视之为刻苦耐劳、善良真诚的中国妇女的典型。与对蔡伯喈的评价分歧的情况不同，从古至今对赵五娘是一致予以好评的。古代观众肯定她，大多是认为她所做的一切完全属于“孝妇”的规范；今天我们则更多将她看作贞女、烈女看待。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只是从观念出发而没有能正视作品实际。因为赵五娘的行为固然是以“孝”为基础的；但赵五娘的遭际又真实地揭示了礼教社会中为人妇者的艰辛和苦难。可以生发出相反的感受。赵五娘从小就受到礼教妇仪的良好教育。在伯喈眼中：“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蘋蘩之托”。而赵五娘自己的心愿就是：“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她满足于小家庭的安乐，并不想要夫君的飞黄腾达，更没有想要谋取“凤冠霞被”的虚荣。然而在封建的礼教社会之中，作为蔡家媳妇的她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公公逼迫夫君赴试取功名这一大事，她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只能听从夫家所有的安排。第四出“强试”对剧情发展至为关键，它决定了蔡家今后的命运，也改变了赵五娘自身的命运。赵五娘的“俊雅仪容”在长辈眼中却是“祸人”的“尤物”，会引起蔡伯喈消磨“奋发”的意志。所以蔡公、张大公指责伯喈不愿赴试，是“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就这样，刚刚享有六十日恩爱，的新妇赵五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骤然面临着夫妻分离的痛苦。而她除了独自忍受，因为如果她与公婆去论理，正好证实“贪妻爱，逆亲言”的指责。赵五娘不仅不得参予丈夫远游的讨论，而且连插话辩白的权利也没有。公婆根本不允许新婚妻爱放置于“亲言”之上，而且对于这位蔡家的“非亲”之人，带有深深的防范和疑忌之心。这便是三纲五常背景下的妇女处境的真实写照。

《琵琶记》的悲剧设置较多的渗入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教伦常，并以这种伦常道德观念作为构设悲剧的基础。孝养双亲，独行丧礼等都是礼教中最为敏感，也是最能打动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人的心灵的高尚行为。赵五娘的作为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恪守礼教规定的妇道，而是达到了贞烈的境界，堪称古今“妇道”的典范。这样的女性，在社会民众的心目中的“孝妇贤妻”，理当苦尽甘来，

善有善报，获得美好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由社会的期待所构成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琵琶记》中塑造的忠孝书生——蔡伯喈

《琵琶记》通篇塑造的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赵五娘，便是蔡伯喈的孝子形象。蔡伯喈作为一个孝子完全按照封建孝道伦理来实践终养父母的梦想。而但他所践行的孝道却因封建纲常内在的矛盾而在自身激发出更大的矛盾。而慈父的强试、君相好意的强官强婚这一系列看似符合封建伦理的要求却又使蔡伯喈落到不孝的境地。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得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如果这“三不从”是出于封建恶势力的逼迫，至少心理上有可推托自解的地方，但事实却是一切都是出于所谓的“善意”。并且正是由于自己对伦常准则的委屈求全，退让一步以求得矛盾的缓解，结果却落入冲突的连环套，一步步陷得更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一步又一步。如果他坚决不赴试，虽遭不孝责骂，但自可终养；而如果他坚决辞官并辞婚，虽不能“改换门闾”，也可以实现娶赵五娘的初衷，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他既害怕父亲“贪恋新婚”的责备要考取功名以换取父亲的高兴；又怕君上震怒而遭不测之灾，又仍想“守乡郡”；他入赘相府多少也仍是想加速“改换门闾”的步伐。他意中大约以为牛相招他入赘是院子媒婆没有告诉家有妻室之事，所以始终惴惴不安，惟恐牛相知真相后拘掣不放，永无归乡之期。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时代牺牲品。

从《赵贞女》式的以谴责书生负心为中心的表达，走向《琵琶记》的以“只看子孝共妻贤”为中心的表述，也并非高则诚的独创，而是时势使然。宋代那种直接的谴责性表现，在元代后期，已经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转化。更能迎合普通民众的“大团圆”故事，已日渐流行了。而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书生地位的变迁决定的。此外戏曲创作者阶层的身份地位、社会观念和同情对象的转换等，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宋代，人们不惜以悲剧，以魂追、天谴来摧挫负

心的书生，毫不假以辞色。这是因为宋代书生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美好的仕进前程，可谓是天之骄子。无论是得意，还是潦倒，生活都向他们敞开大门，然而，到了元代，书生们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之中了。在元代书生隐入窘境，自救不暇的时候，再揪住他们在往日得意时的劣迹，便如伤口抹盐，作者仿佛也于心不忍了。所以元代戏曲中，书生实际上成为同情的对象。虽然也叙写了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仍让他们志得意满，完满收场。这是社会同情的结果，也是人们聊以自慰的做法，从中流露出对往昔盛世的深深的怀恋。

高明改《赵贞女》的谴责为《琵琶记》的歌颂是时势使然。既然社会的变迁已经使谴责书生负心失去了直接的针对性，那么，对蔡伯喈这样的“笃孝”人物的“厚诬”便显得更为突兀和无谓了。因此也就产生了特定社会背景下，作者顺应时代呼声所塑造出来的“赵五娘”、“蔡伯喈”这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