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篇经学话语探论

摘要：《文心雕龙》中的《明诗》篇，主要论述诗歌的历史沿革，但其中些许微言大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质。在本篇中，刘勰对诗歌的评判标准即带有传统的经学思想，又有着对传统经学评判标准的超越。刘勰采用了一种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平衡他品评鉴赏诗歌中出现的矛盾。

关键词：文心雕龙 明诗 经学话语

《文心雕龙·明诗》篇的内容，按照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主要是辨明诗的古典意义，叙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从远古到齐宋时期，同时对中国古代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的文体特点作了描述和评价。”①在评判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刘勰即受到传统诗学思想的影响，又带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然而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又有着一种可以调和的矛盾，即刘勰自己所采用的唯务折衷。

一、传统经学话语模式之下对“诗”的理解

在传统经学思维的影响下，刘勰在开篇即指出：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弊，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②

本段刘勰表明了自己《明诗》篇的主要诗歌评判的倾向，即 “诗言志”的传统诗歌批评旨向。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自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孽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的写作虽然有自己明确的立场—折衷，但他的折衷的做法并没有构成一个先在的结构或一个通同统一的观念。因而在我们看来，《文心雕龙》的书写过程是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明诗》篇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古人对“诗”的理解总是难以摆脱《诗》的影响与经

① 童庆炳 .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文艺研究，1998. ② 刘勰著 .杨明照校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

学思维的干预。传统文人对诗的解读无法超越“经”的范畴，因为“经”是文人们立足社会的思想武器与生存法则。在汉代“经”的地位真正确立以后，诗歌的审美便成为了经学的审美下的道德、伦理工具。作为一种对“诗”的“前理解”，“经学思维”已经成为理解和解读“诗作”的先在结构。

无法辩驳的是，即使是在经学衰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诗作”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评时，“经学思维”也总是作为一种具有主导性作用的意识形态观念体，显在或潜在地指导着人们的阅读实践。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具有现代眼光的批评家也无法真正脱离“经学思维”的束缚，在他们的“新声”中回响着旧的音律。正如清代学者孔广森所云，“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方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大致而言 “诗”有什么样的面貌取决于“经”有什么样的面貌。而刘勰的诗学思想则在《宗经》篇中得到说明，即在主流上是宗经的。 我们看到，刘勰在追溯诗歌源流的时候，也以美恶雅正等儒家思想为主的。“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刘勰指出太康时期道德沦丧，诗歌便用来赞美好的，诓荐弊端。“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指出了《诗经》的政治诓荐作用，是对汉代说诗评诗方式的一种继承。

虽然刘勰生活在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相对较弱的时期，并且有很长时间研磨佛理的经历，但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笼罩群言”式的经学话语模式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正因为刘勰处于“去圣久远”的经学长期衰落的时期，所以他更加具有崇儒继圣的使命感，使已经“解散”的文体重归其“本”—儒家经典。所以，他把“为文之用心”归于“原道”、“征圣”和“宗经”这种做法合于正统经学家把“经”视作“一个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思想。因此，刘勰在对“诗”的意指过程中，身不由己地把儒家经典作为自我文论体系的评价标准与构建框架。如：“诗言志，歌永言”出自《尚书·舜典》；“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出自《毛诗大序》；训“诗”为“持”出自《诗纬·含神雾》；“三百之蔽，义归‘无邪”’由“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来，出自《论语·为政》。

二、对经学话语模式的挣脱

刘勰并没有在这种经学语境里丧失他的思维机能。在刘勰的意识中，“志”并没有被凝固在原有的意义之上，对“志”的理解也没有被束缚在经学语境中。虽然在《宗经》篇里，刘勰也曾说过《诗》主言志，话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橘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的话，但他一旦与实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亲密接触，就抛开了那种“经学家”的正统架子，而沉浸在文采与辞章的海洋里乐不思蜀了。他借助这些经典论述做了一个反向运动，即:他不是以

经典论述去压抑、贬损“凡人”的诗歌创作，而是把凡人的诗歌作品提高到了经典论述所设定的地位，从而完全打破了那种《诗》与后世各种诗作之间的等级序列，实现了对经学话语模式的挣脱。具体表现在《明诗》篇里，刘勰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并不单单是传统的经学思维。虽然刘勰主要通过对以往诗歌理论——儒家诗论来“释名以章义”，但他对“诗”的理解、对“诗”的内涵的揭示却体现了一种与既有观念进行决裂、挣脱经学话语模式的趋势。这在他的《明诗》篇中表现很明显。

我们试举例来看：“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是刘勰记录汉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几句话，这里除了“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之外，刘勰也为我们透露了一些经学思维之外的东西，即“列韵、属辞、清典、新声”等关涉到诗歌本质特征与新型评价标准的词语。在评价阮籍、嵇康时，刘勰用到：“稽志清俊，阮旨遥深”这一句话，颇为中肯，也贴近实际的指出了诗歌除了诓荐美刺之外的特色。

在对四言诗的探讨方面，刘勰认为：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①”

刘勰对这些四言诗人做了经典的评价，在此过程中，将他们的诗歌用高度概括的词语来总结，颇为精当。张衡的雅，嵇康诗歌的润，张华诗歌的清等都是抛却传统诗学思维的思想。

就“雅润”与“清丽”这两种诗风而言，便体现出刘勰的具有现代诗学思想的评判标准。有的学者把“正体”视为“正规体制”，把“流调”看成“流俗之调”，前者本于“经”，“后者流于“非经”，于是认为刘勰因“宗经”思想作祟，有重四言诗而轻五言诗的嫌疑。这种批评意见是解释原文时的偏差所致。从行文中看，“四言正体”，是说四言诗是正宗的体制，这是实话实说；四言诗以“雅润为本”，这是风格特征；“五言流调”，是说五言诗是当时流行的格调，这也是实话实说；五言诗以“清丽居宗”，这也是风格特征。它们“华实异用”，各领风骚，没有扬此抑彼的

刘勰自己也许十分明白什么是“雅润”，什么是“清丽”，他为此还列举了一些诗人作为例证。但从行文中看，他的论述相当笼统，所举的例证只有诗人，没有篇名，在我们眼里如“雾里看花”，近乎模糊理论，或者说是一笔糊涂帐。那么，从字面上讲，到底何谓“雅润”？何

①刘勰撰，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第76页。

谓“清丽”呢？一般的解释是:“雅润”指雅正润泽，“清丽”指清新华丽。也有的学者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解释，认为“雅，典雅，即诗思应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要求；润，修润诗句使之有文采，即诗要写得‘篇体光华’。清，诗思清新，即后人所谓‘诗清立意新’；丽，绮靡，既诗要写得文采绮丽，声调婉转。„„雅者，正也，这符合‘宗经’思想；润者，修润之诗有文采，这符合文学的要求。清者，立意清新，这符合“情变之数”；丽者，绮丽，这符合时代风尚。”这一解释是大致不错的。但是我们要真正体悟这些论说，还得进一步读些相关的作品。刘勰不是要“选文以定篇”吗？按照刘勰的评判，张衡的四言诗表现出雅正的一面，秘康的四言诗包含着润泽的一面，张华的五言诗呈现出清新的特点，张协的五言诗发挥了华丽的特点。兼备各体长处(擅长四言五言体)的是曹植和王粲的诗，只偏长(五言)一体之美的是左思和刘祯的诗。这里提供了一些例证，虽不具体，但我们可以从他们有关的作品人手，看看他们的雅润清丽之处。譬如，读张衡这首为刘勰所称道的四言《怨诗》：“猜倚秋兰，植被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①”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首状物述怀之作。前两句写深谷幽兰的生环境；三四句写兰花的色泽形状与诱人的芬芳；四五句赞叹兰花独特而淡远的不争之美；最后两句似乎作者自比兰花，借以表达自己不甚满意的处境或不为人赏识的尴尬，隐含这某种怨忧的语气与自我释怀之意。好在是“怨而不怒”，用意含蓄，显出“温柔敦厚”的样子。这大概就是一种雅正之风吧。刘勰也认为该诗“清典可味”是自有其道理的。

三、处理矛盾的方法——唯物折衷

我们知道，《明诗》开篇，首先表明诗歌的古典要义，如“诗言志”说，“持人情性”说，“义归无邪”说或“持之有训”说，讲的是诗的内容旨趣，基本功能与道德化诗教等儒家传统思想。紧接着，笔锋一转，开始界定诗歌的创作品性，断言“人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从艺术的本质看，这一观点合乎情理，令人耳目一新，但与前述在逻辑上略显唐突。传统诗教偏于“持”，意在节制规约；刘勰诗论侧重“情”，标举“自然”表现。这样，道德本位的情感节制(持)与自然而然的情感表现(情)，便结为一对彼此相悖的诗学范畴。那么，就刘勰此处所述，到底是要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来“持人情性”、“持之为训”呢？还是要遵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来“感物吟志”、顺其“自然”呢？如果说前述为古典的旧说，后者为时下的新声，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对此，童先生的结论是：“统观《明诗》全篇，刘勰的整个思想始终在继承‘古典’与肯定‘新声’中摇摆。对于诗的古典意义，他一方面加以肯定甚至赞扬，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仅重复古典定义又不能解决诗歌的生成这类问

①刘勰撰，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第321页。

题，所以他又要对诗的古典意义在有所肯定的同时也有所补充和改造，这样他就用他的‘感物吟志’的诗歌生成论来补充、修正和改造诗的古典意义，把诗与人的情感以及情感对物的感应相联系，提出了‘感物吟志’说，这可以说是诗论中的‘新声’，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结论是切合刘勰本意的，是令人信服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而审视贯穿于刘勰诗学中的折衷思想与求通方法。

刘勰在《序志》中对自己的折衷思想开诚布公。他说：“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掌肌分理，唯务折衷。①”可见，刘勰虽然数言“征圣”、“宗经”，但却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文论家。对于“自不可异”的旧谈，只要有道理，他就继承；对于“自不可同”的新说，只要行得通，他就提倡。他不简单的否定传统，又不冲动的提倡新知，凡是合乎诗歌发展的思想，他都为己所用，这也就是贯穿其整个诗学的“擎肌分理，唯务折衷”之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的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②。据此，刘勰在《知音》篇中，把“多失折衷”的原因，归于“各持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偏执做法，并形象地称其为“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片面行为。另外，刘勰所谓的“圆该”与“圆照”，可以说是几近“折衷”，等乎同义。

参考文献：

[1]刘勰撰，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

[2]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译注[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王柯平，《文心雕龙·明诗》三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6期。

[4]曹洪洋，经学话语模式下的现实思维—重读《文心雕龙·明诗》篇有感[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5]童庆炳，论“感物吟志”说，文艺研究，1998，第5期。 [6]

① 刘勰撰，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第342页。 ② 童庆斌，论“感物吟志”说，文艺研究，1998，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