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学刊２０ｌ１年第２期（总第９６期） 郭沫若与同时代人 胡适与郭沫若 桑逢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胡适比郭沫若年长一岁，成名也比郭沫若 起了巨大的反响。胡适的《尝试集》虽说出版较 早。１９１７年１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 早，开风气之先，但毕竟不过是“尝试”而已，就 青年》杂志第２卷第５号上发表，这是提倡白话 连胡适本人也承认“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 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胡适由此奠定了五四 的妇女”，未完全摆脱旧的痕迹。郭沫若的《女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同年８月 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 胡适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教授。 令人耳目一新，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它对诗 当胡适声名鹊起之际，郭沫若还在日本冈 坛的影响一点也不为过。从历史的角度看，“五 山第六高等学校读医科。 四”文学革命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标志性的重大 胡适在理论倡导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尝 成就不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是郭沫若的《女 试性”的文学创作实践。他写过小说，编写过剧 神》。 本，而写得较多的是新的白话诗。１９２０年３月出 １９２１年７月至９月，胡适应高梦旦邀请到 版的《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 上海代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良计划。郭沫若 新诗集，“胡适之体”因而名噪一时。 为筹画创造社事宜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此 郭沫若最早写作新诗的时间他本有几种说 时正在上海泰东图书局编纂《女神》。高梦旦先 法：１９１６年夏秋之交、１９１８年初夏、１９１９年夏秋 生８月９日晚特意在一枝香番菜馆宴请胡适， 之间，不过有据可查的是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１日才在 郭沫若、郑心南、何公敢、郑伯奇等作陪。高梦旦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第一次发表新 是商务元老，他坐在长餐桌上手一边的正中，左 诗，并首次使用“沫若”的署名。大名鼎鼎的胡 边是胡适，右边是郭沫若，两位主要的客人还没 适，肯定没有注意到一个崭新的“东方未来的诗 有见过面，高梦旦就向胡适介绍说： 人”正在大步朝他逼近１ “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 １９２１年８月郭沫若的《女神》面世，立即引 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７ 作者简介：桑逢康（１９３６－），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研究员。 １５ “很好的。”胡适发出了第一声，又说：“很好 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在胡适和郭沫若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说： “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胡适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 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郭沫若没有摸准胡适这样问究竟是什么意 思，只是感觉着好像自己也应该说一句客气的 话来满足对方的要求，然而却没能立刻想出来 怎么讲，便含糊地笑了一笑以示回应。对郭沫若 的这一举动，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他是“笑纳”了 胡大博士的“恭维”。 胡适的“恭维”恐怕只有一半是真实的，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谈到郭沫若时说：“沫若在日本 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 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后两句显 然就有些贬意了。 为了便于两位新诗人交谈，高梦旦索性把 自己的座位让给了郭沫若，这样郭沫若就紧挨 着胡适了。胡适问郭沫若有无新作，郭沫若回答 说有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正在《学 艺》杂志上发表，胡适当即不是批评地批评道： 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对他同胡适的第一 次见面有相当详尽的记述，上面所引即本于此。 《创造十年》作于１９３２年，那时郭沫若和胡适在 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观点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 分歧，因此郭沫若在重提往事时不免带着相当 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字里行间对胡适杂有不 少讽刺和调侃。比如：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脚登场总是在 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 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 在ＩｌＩＵＬ的相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只是他那满面 １ ６ 的春风好像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掉转了一个方 向。” “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 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 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 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 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 文发音好像很有点‘不落肯’。” 郭沫若还特意写了一个胡适“奉仕”他的细 节：“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 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 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姆指和无 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 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他就擦燃了。他向 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 我们的博士！” 从郭沫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间有“文人 相轻”的成份：胡适名声显赫，偶作谦虚却难掩 自大，多少有些居高临下，倚老卖老，而郭沫若 作为文坛新锐，并不买胡大博士的账。 不久以后郭沫若和胡适就因为翻译的问题 打起了笔仗，起因是余家菊由英文转译德国哲 学家威铿的著作《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郁达夫 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余的译文有错误，然而郁达 夫自己却把“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译成了“建设”，同样出了 错，郁达夫还在文章中使用了“粪蛆”之类骂人 的语言。胡适针对郁达夫在《努力周报》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骂人》的短文，摆出一副教师爷的 架式，用教训的口吻批评“初出学堂门”的郁达 夫“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其改译“几乎句句是 大错的”，且有“全不通”之处。为了纠正余家菊 和郁达夫译文的错误，胡适还示范性地亲自把 那几句重新改泽了一遍。 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 这件事本来和郭沫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郁达夫是创造社中人，那时大家都有些“文人 的小集团主义倾向”，抱成一团，党同伐异，因此 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 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 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 徒。” 郭沫若就站出来替郁达夫打抱不平了。他在《创 造季刊》１卷３期上发表文章《反响之反响》，指 责胡适“起首便把达夫文中前半的几句愤慨语 挑剔出来，一面把他愤慨的原因全盘抹杀了，一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 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 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 面又把他的愤慨语专门扯到余家菊身上去。我 不知道以‘公道’自任的胡适，何以竟会有这种 态度？”文章用了很多篇幅，将胡适的几句译文 与威铿著作的德文初版相对照，奚落留学美国 以英文见长的胡大博士“翻译更错得一塌糊 涂”，竟连极普通的“ｗｈｉｌｅ”都错译为“虽然”去 了。胡适在自己引为骄傲的领域，被（他看来是） “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抓住了把柄，感到很是恼 火，一边赌着气，一边身份拿得十足地声言：“我 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郭沫若毫不客气，又著文回击道：“通英文一事 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我劝你不要把 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 压人，不要把你留美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 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 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 好请‘正义’先生出来！”文人相争中还掺和了留 美留日之争。 这场笔墨官司闹得不小，除上面提到的几 位主角外，张东荪、成仿吾、吴稚晖、陈西滢、徐 志摩等人都参加了进去。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对 推动文学翻译不无帮助，但毕竟显露出了文人 相轻、感情用事的毛病。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后来是以胡适的主动 “求和”而告终结。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５日胡适给郭沫 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表白道：“……我是 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的 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 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 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第一条里只有诤言，而 无恶意。……” 鉴于“不通英文”那句话伤害了郭沫若和郁 达夫的自尊心，胡适恳求他们宽恕：“只当是一 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 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 们道歉。”最后，胡适“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 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应该讲，胡适在这封长信中尽管也有“长 者”教诲“少年同志”的意味，但总的来说态度还 是相当诚恳的，像他那样有名的人物能主动屈 尊道歉求和也诚属不易，说明宰相肚里能撑船， 确有绅士风度。郭沫若和郁达夫接受了胡适的 道歉，郭沫若５月１７日给胡适回复了一封信， 表示： “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 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 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 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 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 郭沫若这样说，含有肯定胡适倡导文学革 】７ 命的意思。后来胡适到民厚南里看望过郭沫若 和郁达夫，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也到胡适的 下榻处回拜，一场笔墨官司就这样结束了。郭沫 若在《创造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回信去后，胡大博士毕竟是非凡的 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来看我们，一年不见的 他是憔悴多了。他说在生病，得了痔疮；又说是 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 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像是从来 没有的一样。他那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 国人的贷间里，我们，仿吾、达夫和我，也去回拜 过他一次。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 中只摆着一架大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们 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 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 景。” 胡适和徐志摩在他们的日记中也分别作了 记述。胡适１９２３年日记中有以下几条： （５月２５日）“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 吾。结束了一场小小笔墨官司。” （５月２７日）“下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来。” （１０月１１日）“饭后与志摩、经农到我旅馆 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６９２访郭沫若。沫若的生 活似甚苦。” （１０月１３日）“沫若来谈。前夜我作的诗，有 两句，我觉得不好，志摩也觉得不好，今天沫若 也觉得不好。此可见我们三个人对诗的主张虽 不同，然自有同处。……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 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ＸＸ（石庵），共七人。沫 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 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 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 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 １ ８ 喜，竞抱住我，和我接吻。” （１０月１５日）“……与志摩同请沫若，仿吾 等吃饭。田寿昌和他的夫人易漱瑜女士同来。叔 永夫妇也来。” 徐志摩１９２３年的几则日记可以作为佐证： （１０月１１日）“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 谈，……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 皆见竭蹶，岂《女神》之遂永逝？”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一二一号访沫 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 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 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Ｊ，ＪＬ，转 顾问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 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 亦须父揩试，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 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 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 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 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 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 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 日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 不裕，或竞窘，无怪其以狂徒自居。” （１０月１５日）“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 庵自南京来，故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 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飞拳投詈而散—— 骂美丽川也。” “今晚与适之回请，有田汉夫妇与叔永夫 妇，及振飞。大谈神话。” 无论是郭沫若的《创造十年》，还是胡适和 徐志摩的有关日记，都记载了那一段时间他们 交往的事实。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有几点 不妨多说几句： 一、说胡适“其争也君子”也好，“绅士风度” 也罢，胡适抱病登门去访郭沫若、郁达夫，说明 谢意。如果这指的是高梦旦的那次宴请，两位新 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确想结束那一场笔墨 诗人第一次见面，那么郭沫若Ｋｉｓｓ胡适恐怕就 官司，并为此采取了主动。 不怎么确切了，胡适当天Ｈ记中并无此记载。何 二、胡适的诗基本上可纳入写实主义范畴， 况高梦旦作为主人，不会安排他宴请的两位主 郭沫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徐志摩致力于 要客人分坐两桌，因而也就不会有郭沫若从另 现代格律诗的试验。胡适当时欣赏并赞扬徐志 外一桌“特地走过来”与胡适接吻的情况发生。 摩，对郭沫若则有所肯定也有所保留：“英美诗 晚年的胡适之所以对唐德刚那样讲，十之八九 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 是他的记忆有些混淆了，转述者唐德刚又没有 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 加以订正。郭沫若抱住胡适接吻确有其事，不过 《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 不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 这句话可以印证徐志摩日记中所说：“适之翻示 郭沫若请胡适、徐志摩等在美丽川吃饭的饭局 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岂《女 上，有那么一次酒醉后的“抱而吻之”。郭沫若是 神》之遂永逝？”他们三个人“对于诗的主张虽不 自视很高的人，按照他自由豪放、昂扬奋进、天 同，然自有同处”，这体现了胡适一贯对不同主 马行空的个性，不会也不可能接二连三地抱吻 张、不同风格持宽容的态度。实际上，“不同中有 胡适，尤其是当他清醒的时候。 同处”正是艺术创作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作家之 相投本以诗为友，结怨终因歧见多。郭沫若 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兼容并包，各呈其长。作诗 和胡适并没有将“友谊”继续保持下去，随着政 如此，其他方面也应如此。 治上的分歧日趋严重，愈来愈演变为对立的两 三、徐志摩日记中把郭沫若写得很寒酸，郭 极。 沫若那时生活的确很清贫，胡适与徐志摩比他 现在有人指责或者惋惜郭沫若未能守住 要阔绰得多，至少免不了那种“穷书生而有阔少 “艺术之宫”，跟政治跟得太紧因而成了政治的 爷的脾气”。尤其是和社会底层接触以后，郭沫 “喇叭”，殊不知在这方面胡适其实和郭沫若一 若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走上革命的道 样。郭沫若和胡适都不是纯粹的文人，他们都深 路。胡适和徐志摩一辈子过的都是养尊处优的 深地卷入了现代中国复杂激烈尖锐的政治斗 生活。 争，要他们这样“人世”的文人游离或独立于政 四、在饭桌上，当醉酒之际，郭沫若听到胡 治之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胡适和郭沫若 适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的话，竟高兴得抱 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政治方向选择上的不同。 住胡适接吻。徐志摩用“遽抱而吻之”五个字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如果说 郭沫若当时“大喜”的样子描述得活灵活现，说 鲁迅和郭沫若属于左翼，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 明写诗较晚的郭沫若还是很希望像胡适这样的 大众，同情、支持甚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 名人为自己捧场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 成为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化的旗手，那么胡适就 怪。胡适晚年曾对唐德刚讲：有一次在一个宴会 是右翼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方面的文化 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 班头（也可以说是“文化旗手”）。 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他脸上Ｋｉｓｓ了一下以表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１ ９ 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它们理 “我们的博士先生‘浅薄’得真是有点可爱。 他说‘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 内’，是的，内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国的金融、交 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胡适却从改良主义 的立场出发，提出“五鬼乱中华”，藉以混淆视 听，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他在１９３０年的《新 月》杂志第２卷第１Ｏ号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 一通、矿山、纱厂等等是在贵何国度的贵何主义、 贵何阶级的手里呀？他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 文，以“探路”者自居向世人指示说： 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只是在 名词上玩把戏。他说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 封功臣建同姓的说法……现在所谈的‘封建势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 是：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 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 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 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 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 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 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 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 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 人。” 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对象就这样被胡适一 笔勾销了。既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革命岂不成了无的放矢？ 于是乎反对革命尤其是反对“暴力革命”，在胡 适那里就成了顺里成章的事。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针对胡适的“五鬼 乱中华”，用犀利尖锐而又略带嘲讽的文笔，进 行了批驳： “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像巫师一样 一里招来，二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 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 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 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地方来 的。” ２ｆ） 力’是指在行帮制下的各种旧式产业，在地方上 割据着的军阀、官僚、地主的那个连锁，以及因 之而发生的各种痼弊的迷信与腐化（胡博士所 说的五大仇敌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是崩坏了 的吗？问题不是徒逞唯名的（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ｄｃ）诡辩， 而是要你看着事实！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博士问 ‘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 这该不是多喝了两杯洋酒时说的话罢？因为这 等于在问：‘疟疾的病源虫为什么不侵害Ｐｌａｓ— ｍｏｄｉｕｍ，梅毒的病源菌为什么不侵害 Ｓｐｉｒｏｃｈａｅｍ ｐａｌｌｉｄａ？’”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 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 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 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 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 胡适自谓：“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 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他 的政治构想，简单地说来，就是按照美国的民主 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胡适的 确为此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然而可悲亦复 可笑的是，他将自己的“民主”追求与“自由”梦 想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紧紧绑在了一 起，甘心情愿地充当蒋家王朝的遮羞布，并最终 成为了笑柄。 作为人民解放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真正的 中国民主进程的推动者，中共坚定的支持者实 际又是其中一员的郭沫若。对胡适倒行逆施、为 多的子弹。１９４７年他在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中曾 透露出了自己难言的苦衷： 虎作伥、替反动派“曲为辩护”的行径进行了无 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自然 的事，非如此则非郭沫若。他把胡适的种种表演 “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 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 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 ‘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 供给他们子弹。” 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了郭沫若在这场斗 斥之为“裸体胡魔舞”，他借替胡适改诗，嘲笑胡 适“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奉命向前”。在《斥帝国 臣仆兼及胡适》中，郭沫若写道： “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来更 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 为之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 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 年，媚外取宠，美国兽兵，强奸沈崇，竟多方面为 之开脱。平时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 “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 害学生。……” 郭沫若把胡适骂得体无完肤，完全是从政 治立场上出发的，他和胡适分属于两个对立的 政治营垒，在国共两党决战的时候，两位“文化 班头”之间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至于文 章中说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当然并不完 全符合事实，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是作了 很大贡献的，他也并非侥幸而成名。以人废言， 骂倒一切，文人常犯这种绝对化的毛病，郭沫若 也未能完全避免。不过郭沫若当时是在进行政 治斗争，并不是在作学术评价，因此文章写得过 火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清除诸多“病源” 中的一个“微菌”，需要投一剂猛药。 胡适对郭沫若火药味十足的攻击性文字没 有作任何的回应，大概他是不想给对方提供更 争中最终占了上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北平已 处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然对困守北平的胡适等人来说，却 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片寒冬肃杀景象。胡适 自感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不得不乘坐国民党政 府派来的专机，悄然南下。与胡适形成强烈对照 的是，郭沫若和大批进步文化人与民主人士在 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 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一个兴高采烈地北上，一个 落荒而逃似的南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２Ｏ世纪５Ｏ年代，大陆开展对胡适思想的大 规模的系统批判，作为胡适长期对手与论敌的 郭沫若，提出了旨在“彻底清除”胡适思想“遗 毒”的《三点建议》。胡适又恼又恨，咒骂郭沫若 是共产党的“文化奴才”。——多年来台湾、香 港的反共文人，以及近年来大陆某些持“自由主 义”观点的所谓知识“精英”，在攻击和诋毁郭沫 若时都追随胡适，操着与胡适同样的腔调，使用 同胡适一样的语言，甚至比当年的胡适有过之 而无不及。 选自文汇出版社《胡适人际关系》 （责任编辑：王锦厚） 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