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传统文化

运城传统文化

运城市因“盐运之城”而得名。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黄河金三角经济圈黄金位置，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峙中条山和晋城市毗邻，西、南与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隔黄河相望。全市辖1区2市10县、146个乡镇（办事处）、3338个行政村。全市乡村人口351万，占71%。全市总耕地877.3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15亩。是2006年CCTV十佳魅力城市。

运城是中国古文化的摇篮，文化艺术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运城，古称河东。这

里，文化遗址荟萃，碑碣墓葬密集，文物景点星罗棋布，名胜古迹不可胜数，堪称名副其实的华夏之祖，炎黄之根，中国之本。这里，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的根，最古的源，是联系全球华人的历史纽带，是华夏文化基因的重要谱系依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块“中华民族的滥觞之地”有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一致的认识，那就是：二十年成就看深圳，一百年变迁看上海，一千年沧桑(元、明、清)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秦、汉、唐)看西安，五千年文明(尧、舜、禹)看运城。只有到了运城，才能最直观地感知人类的始祖和起源。人们都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但是，人和猿共同的始祖又源自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世界考古学界有人说欧洲，有人说非洲，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运城市垣曲县发现的“曙猿化石”却证明，运城，才是人类真正的故乡。

曙猿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人猿。曙猿化石发现以前，由于人类化石不断出土，人类摇篮说曾摇摆于各大洲。1856年和1907年，分别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物人和海德堡人，使人类摇篮欧洲说风行于世。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人员在非洲发现了以埃及法尤姆人为代表的大量的早期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后，非洲说又占了上风。1994年至199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运城市垣曲县发现了众多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牙齿、颌骨等古生物化石。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联手对这些化石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后，把这些化石命名为“世纪曙猿”化石，并证实这些化石生成于4000万年前。当时这里气候温润，湖泊交错，山清水秀，树高林密，很适宜古生物生存和繁衍。随后，两国科学家又联合在2000年3月16日出版的英国权威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认为“世纪曙猿”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早的、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约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这样，中国就很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发祥地，垣曲则成为最早的人类发源地。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高等灵长类动物祖先的发现，“是中国20世纪考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

发现相媲美”。它不仅表明曙猿是一个十分原始的灵长类家系的成员，而且有助于解决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在灵长类动物家族中，类人猿动物的世系源自何处。200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以《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为题，对“世纪曙猿”及其研究成果作了报道，指出：“专家认为，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同时也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世纪曙猿”使它的发现地——运城垣曲这块古老的文化地域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目前，垣曲县投资1.2亿元精心打造世界级品牌的“人类远祖园”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它将依傍黄河小浪底库区、历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形成一个既有崇山峻岭、峭岩绝壁，又有湖光山色、溶洞、森林与瀑布，集对外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园区，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充分领略久远深厚的黄河文化。园区竣工投入使用后，垣曲县还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火的使用，堪称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大大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人类用火，始于运城市芮城县183万年前的西侯度人。 原始社会时期，黄河大拐弯处的古河东地区（今运城市及临汾市部分县市），气候温润，水草丰美，树高林密，动物成群。那时，我们的祖先还不知道用火，在这里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一天，一场偶然的雷火，引燃了大片森林，成群的动物四散奔逃，有的丧生火海，有的逃往远方。大火过后，幸存下来的先民们一时失去了食物来源，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灰烬中寻找被火烧过的动物肉和植物果实借以裹腹。然而他们却惊喜地发现，被烧烤过的食物与以往所吃的食物截然不同，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容易咀嚼。于是，他们开始留意保存火种。后来，先民们又从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火虽然可怕，但可以烧熟食物，还能照明、驱寒，就有意识地采集火种，并尝试使用火、吃熟食。这对人类体质和大脑的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祖先正是从大自然的恩赐中才发现了火，认识了火，学到了用火和吃熟食的本领。他们从最初小心翼翼地保存自然火种，到若干万年后发明钻木取火、撞击燧石取火，开创了中华民族取火用火的先河。1961年至1962年，考古学者在我市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察时，在约50余米厚的更新世早期砂砾层中，发掘出了中国长鼻三趾马、山西披毛犀、晋南麋鹿、纳马象等20余种已绝种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呈灰、黑、灰绿色的哺乳动物筋骨、鹿角和马牙，与北京人遗址中发掘的被烧过的动物骨头和牙齿没什么两样。经过化验证明，这些动物遗骨的确是被火烧过的，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烧骨”。后经古地磁法测定，西侯度文化遗址距今至少在183万年以上。因而学术界认为，西侯度人点燃了人类第一把文明圣火，开创了人类的用火史，当为“人类烹调之祖”。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堪称西侯度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火，给人类带来了熟食、光明和温暖；用火，大大加快了原始人类进化的步伐；人工取火，则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改变物质世界的强大力量，使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飞跃。正是由于发现和使用了火，我们的原始先民们才逐步具备了全天候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难怪《世界史》中评价说：“火是一切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它使人类能够生存于不同的气候中，造出众多的食物并迫使自然力为人们工作”。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火是一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却也常常引发灾难。用火之利，防火之害，遂成为人类一种永恒的追求。远古时期的人们对火的敬畏逐渐衍生为对火神的崇拜。远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祭祀火神的场所。当人类进入家庭生活阶段后，炉灶之火便被演化成火神的象征。时至今日，在运城及其他一些地方，人们还保留着每年腊月二十三日晚上祭祀灶神的习俗。

炎黄子孙们将中华圣火从远古演绎到现在，从地面演绎到天空，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就是一部照耀全球的火文化的发展史。 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运城盐湖是我们祖先开发最早的盐湖。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山泽之利的一个伟大创举”。以此为分界线，中国上古时期的人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城盐湖东西长，南北窄，四周高，中间低，形似“古元宝”状。它南倚中条，北靠峨嵋，东临夏县，西接解州，总面积132平方公里。盐湖湖面烟波浩淼，硝田纵横如织，被文坛泰斗田汉先生赞为“千古中条一池雪”。它与美国犹他州澳格丁盐湖、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

盐池南边的中条山上有个盐风洞，“仲夏有候风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盐南风又名“南风”，是“河东盐”的“助产士”。千百年来，这里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五步法”产盐工艺，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产盐工艺，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活化石”。后来，人们又创造了“垦畦(qi，二声)浇晒法”，大大提高了盐的产量和稳定性。由于运城盐池所产“河东盐”产量高、质量好，行销于大江南北甚至国外许多地方，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誉为“晋之大宝也”。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历朝历代都把它作为国家的重要财源和经济支柱。唐朝时，运城盐池盐利收入占到国库收入的八分之一；宋代时，更是占到国库收入的六分之一。基于盐的重要性，在封建社会管理盐务的，也大多是一些朝廷重臣。北宋时，廉吏包拯曾以三司户部副使的身份兼任“巡盐御使”，主持河东盐政长达五年；清朝时，川陕总督年羹尧也曾兼任“巡盐御使”三年时间。

几千年来，运城不仅深深地打下了盐的烙印，还积淀了深厚的盐文化底蕴。运城在春秋时称“盐邑”；战国时叫“盐氏”；汉代改称“司盐城”、“盐监城”；宋元时，又被名为“凤凰城”、“运司城”、“运城”，世人称其为“盐务专城”。因盐运而设城，全国仅此一处。如今，流传下来的独领风骚的铲盐工艺和技术，盐政和盐运的变迁，盐湖完备的防护设施、具有防洪和防盗功能的古禁墙遗址、七十二条“护长堤”，独具风格的唐代建筑“盐池神庙”，以及哑姑救盐的优美传说和哑姑泉遗址等等，都彰显了运城盐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一代圣君虞舜，在盐湖之畔的卧云岗，手抚五弦琴，唱吟的中国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更成为千古绝唱。

近年来，山西南风化工集团以盐湖为依托，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盐文化的内涵，开发出了具有“中国死海”美誉的漂浮浴场，尤其是黑泥洗浴，集医疗保健、护肤美容于一体，倍受游人青睐。古老的盐湖，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是丝绸业的故乡，自古就以“丝国”著称于世。运城，则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

相传，五千年前，西陵(今运城市夏县西阴村)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嫘(lei，二声)祖。嫘祖心灵手巧，聪明能干。她经常到野外采食野果，发现广袤的原野上长着许多桑树，树上有一种能够吐丝作茧的昆虫(即野生的桑蚕)，吐出的丝细而结实，就把它捉来试养。桑蚕取食桑叶后吐丝结茧，然后钻出茧壳羽化为蛾。嫘祖发现这种茧壳被浸湿后，套在棍子上，用“手撕”捻线，可以拉出长长的银线，就把这种线叫做“丝”。后来她又受蜘蛛结网的启发，把丝织成布，人们称它为“绸”。绸代替了树叶和兽皮，人们从此就有衣服穿了。所以《通鉴外纪》赞扬嫘祖“治丝茧以供衣服。”嫘祖试养的家蚕孳生繁衍的消息，随着先民们在河东一带开始定居生活，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为了获得蚕茧，纷纷向嫘祖学习养蚕技术，并创造性地把蚕移到室内进行喂养。嫘祖养蚕缫丝，“教民育蚕”，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出于感激，就尊其为“先蚕娘娘”。后来，年轻英武的黄帝听说了嫘祖的事迹后，心生爱慕之情，便娶嫘祖做了他的妻子。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曾有记载：“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夏县西阴村，曾建有“先蚕娘娘庙”，庙内有先蚕娘娘像，可惜后来毁于战乱。夏县及周边许多地方，人们不仅对嫘祖养蚕缫丝的故事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而且一直保留着养蚕缫丝的习惯。 1926年，中国考古学者在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这枚标本，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运至台湾，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86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根据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半个茧壳照片，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厘米，茧宽0.71厘米，茧壳存留部分占全茧的83%。茧壳的切面平直且发光，证明西阴发掘的半个

茧壳是被人工割过的。这次考证还证实，结出这枚蚕茧的是家蚕而不是野蚕。这半个蚕茧及考证结果，是生活在河东一带的先民们人工饲养家蚕的物证。

蚕丝是蚕“生命的绝唱”，有“绿色黄金”和“钻石纤维”之美誉。在古代，统治者对蚕丝业与农耕业同样重视，常有“农桑并举”的记载。“一妇不蚕，或受之寒”的成语，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养蚕业的高度认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常被用来赞扬那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如今，藏、蒙等少数民族在迎送、馈赠、敬神及日常交往中还使用丝质物品(即哈达)以表达敬意和祝贺。

蚕丝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古代对外通商和文化交流。自汉朝开始，伴随着丝绸之路上悠扬的驼铃声，以“丝”为主的中国服饰及服饰文化被传到了遥远的西方。世界由一根莹亮的蚕丝、一匹柔美的绸缎知道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根蚕丝，连通了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至今，中国南方苏、杭等地出口东南亚国家的丝绸，还要标注“西阴”牌商标。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种化学纤维尽管层出不穷，但它们在古老的蚕丝面前仍相形见绌。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它起源于运城市稷山县。

远古时期，河东大地上长满了大片的森林，森林中又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野兽时时出没在丛林之间。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过着原始采集、原始狩猎的生活。正是在这种原始的采集与狩猎过程中，河东农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萌芽。从狩猎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识别和驯化兽类；从采集中，他们则逐渐学会了辨认果实和种子。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植物的籽粒随风飘落会在地面上长出新的植物，于是就把采集到的植物的块茎、籽粒等种植在居住地的周围，并打制石器，制造生产工具“以垦草莽”，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最原始的农业耕作。

迄今为止，在运城地域内已发现石器遗址400余处。出土的农耕、砍伐工具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狩猎和捕鱼工具有石镞、骨镞、弹丸、网坠等；挖土工具有木耒(lei，三声。古农具，形状像木叉)等；收割工具有半月形石刀、石镰、骨铲、蚌镰等；另外还有大量的经打制、磨光，刃部较为锋利的穿孔石刀、陶刀、大型石铲、石耜(si，四声。古农具，形状像现在的锹)和打制的盘状器、砍利器等。出土的农作物则有粟、黍、高粱、大豆以及麻类作物等。从上述考古发掘的文物看，河东先民种植作物的品种类别之多、使用工具的用途之广及分工之细，都证明两万多年以前，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开始了农业耕作，创造了农耕文化。

对原始农业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后稷。后稷名弃，孩童时就对农作物非常感兴趣，长大后更是常常到田野中研究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和规律，凡是适宜种五谷的，春天就去播种(稼)，秋天再去收割(穑)。百姓们纷纷效仿他。帝尧听说这件事后，就任命他作了后稷(即农官)。他上任后，积极引导人们适应时令，播种各种农作物，教民稼穑，不遗余力，极大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最后累死在山上。至今，在运城市稷山县一带，关于后稷教民稼穑的许多传说，仍绵延不绝。运城市境内的稷王山、稷山县、稷王庙、稷益庙等，都是后人为了怀念“功崇平地，德大配天”的后稷的功绩而命名或修建的。特别是稷益庙里的许多壁画，真实地展现了后稷教民稼穑、发展原始农业的动人场景，令人倍生敬仰之情。

农业劳动和制造工具，促使远古人类直立行走和手足分工，激活了人类的思维和悟性，也促进了人脑的发育和人类的进化。至今，粟、黍、高粱、大豆等，仍然是运城市一带重要的农作物。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正是中国劳动人民最早种植五谷的“活化石”。运城市平陆县枣园出土的牛耕耧播图，则为中国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组形象、权威、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