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儒家义利观解读杨清荣［摘要］分析儒家的义利观，不应仅仅做重义轻利的判断，而应将之放到整个儒学体系中去考察。儒家的义利观是在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儒家对义利关系的处理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关键词］思想史儒家义利观［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４—０４［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解读儒家的义利观，不能仅仅停留在重义轻利这样的判断上，甚至不能停留在义与利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上，而必须把义利问题放在整个儒学体系里去看待。一、重义轻利之思想根源’儒家为什么会产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或许可以做这样的回答：由于儒学产生于神圣意味很浓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很容易满足，而神圣社会又使人们的注意力关注尘世之外的事物，驱使人们追求道德的完善和信仰的满足，这就使得人们重视义而轻视利。但是，与中国处于同一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为什么就能产生追求尘世幸福的思想，甚至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幸福论”这样的伦理学流派？或许还可以回答说，儒家过分重视精神因素，强调心性修养，因而导致鄙视物质利益。但是，精神情操和物质利益为什么就不能统一起来呢？西方思想史上的“德性论”，在强调精神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儒家要重义轻利呢？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儒家的义利观放在整个儒学体系中来考察。儒学的根本宗旨是如何“赞天地之化育”，如何实现天之“生德”的问题，对个人来说，就是如何“成己”的问题。换言之，整个儒学其实是探究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理想问题，而义利问题是人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所谓义，在儒家看来，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德性，而是应当、适宜、合适的行为方式；而利，则可泛指个人去刻意追求的东西，即不应当、不适宜的行为方式。把义利问题和人生的目的与理想联系起来，当然义就成了第一要义：人生的目的和理想是实现天之大德，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私利的必要。所以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蚍ｕ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总是和对天人关系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利的关系总是与“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等关系相伴相随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义”，就是追求天道和实现“天性”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是最应当、最适宜的。而天道是要通过人道来达到的，“天性”也是须经人性才能实现。因为“天道远，人道迩”［２］。人要实现天道，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而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是迈向天道的一个台阶，因此，通向天道之道就是人道，实现天性之性就是人性。王船山说：“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在人之天道也；由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虻３１因此，人应该“存人道以配天道，保天心以立人极州“。这样，重视义的追求、轻视利益所得就是“道”对人的要求了。圣人便是勉力实行人道，已达到圆满无憾的，孟子称此为“践形”：“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口３而他所谓的“养浩然之气”，就是对追求“义”的一种典型表达。所谓浩然之气，实则为人道之极致，以此配天道，才是人的正当行为，即义。由此可见，义是以人道配天道的正当行为方式，但义并不如仁、智、勇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德目，而仅指行为的正当性，那么，以什么为根据的行为才具有正当性？从一般意义上说，只有以人道为根据的行为才具有正当性。而在儒家思想中，人道的本质规定和集中体现就是“仁”，依此逻辑，只有出于仁的行为才具有正当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仁、义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孑Ｌ子并没有专门论仁与义的关系，但从他对仁所做的多种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义”就隐含其中：“樊迟问仁，子日：‘爱人。’’’２４圣篱囊爻形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万方数据 “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Ｍ“司马牛问仁，子日：‘仁者其言也切。”’“（樊迟）问仁，日：‘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樊迟问仁，子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眦明以上种种关于仁的解释，都只是揭示了仁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在孔子看来，仁不是论证出来的，之性又表现为化育万物、生养万物的根本德性，所以人之性就应该求义而不应该求利，这几乎是儒家的共识。到宋儒，把义利问题直接变为“天理”和“人欲”问题，把人之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为重义轻利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也终于完成了人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体系的构建。所以，义利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精神追求与物质利益满足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将之归结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儒家语境中，它是关系人生根本目的与理想的问而是从身边事中做出来的。因而他对仁的各种解释，其实是揭示了各种正当、适宜的行为方式与行为态度，这其实就是义（宜）。因此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７１到了孟子，明确地把仁作为人之道来看待：“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０３根据这一说法，“道”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亦即义。因此，仁是行为的怀，义就是据此而表现的行为。所以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由于义是出于人道并合乎人道的行为方式，是以人万 方数据二、儒家解决义利关系问题的特点天人关系是整个儒学的根本问题，而儒家解决这一第一，利是义的内容。孔子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量篱奠爻形２００５年第１期３５根据，义是行为的方式。或者说，仁是一种精神、境界和情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舡钉由于仁是义的根据，而仁又因为是人道的本质规定而成为儒家的第一要义，成为人能够与天道相合的精神特质，所以义这么被儒家看重就毫不奇怪了。而那些刻意追求行为的结果、矢志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广义的利），就是不正当、不适宜（不义）的。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磋径然，小人哉！”孟子则说得更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ｏ－Ｅｌｏ］这种表述里，本身就包含了对具体的利益的排斥。之性体现天之性的展露，所以，儒家论义利关系，往往和人性联系起来。自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而以义和利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之后，后儒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思维模式。不过，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和小人，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指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君子）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小人）分别具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和不同的关注焦点，其道德属性不甚明显。但从孟子开始，把义与利赋予了道德属性，从而根据义利的舍与求来区分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１因此，判断人性善恶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人是好义还是好利。在此问题上，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还是性三品论，都是以对义利的取舍来画线的。正因为人性是实现天之性的资质，而天题，即如何以人道配天道、以人性体现天性的问题。问题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天既是人之则，又是人的理想。因此，人一方面要按照天所体现之则行事，又要不断向上超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但是，儒家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即在尘世的具体事务中实现超越。这一思想也同样体现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此时的义与利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只是一种从属关系，即利是从属于义并为实现义服务的。可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也义。”（《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另据《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Ｅｌ‘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子路》）这是主张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实施教化。孔子的这些观点，孟子将之发展为“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以民为本”的概念，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意蕴，它是周代“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进～步发展。在儒家观念中，尧、舜、禹这些圣王之所以能称为“圣”，就是因为他们均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诉求。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其实就是“以德配天”，因为“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虻”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口们所以，维护和增进老百姓的利益就和天的要求联系起来，是统治者“以德配天”的具体表现。此外，由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ｎ“，所以为民谋利就是以人道配天道。因此，孟子的“民本”思想，从天人（统治者）关系看，是沟通二者的桥梁，联系二者的纽带；从仁与义的关系看，它是仁义的最好体现，因为它包含了爱民、惠民和教民；从义与利的关系看，它又是二者的结合体，而且相互印证。所以“民本”总是与仁政、德治、“制民产”、“不违农时”，“与民同乐”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所以尽管孟子在见梁惠王时说“王何需要指出的是，当以道作为权衡利益的标准时，义与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他所反对的只是一家一国利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保持着有条件的对立。这一条件之利，而主张天下之大利。或者说，他反对片面追求眼前是：如果是万民之利或天下大利，这种利益所得是符合道的实际利益，而主张长远的、根本的、综合的利益。因为他的要求的。即使是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董仲舒也持同时也对梁惠王说：“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此主张：“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在这个意义上，利完全是义的内容，或者说，利是义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的实现方式。怒而备用也。舡２们张载则公开宣称：“义公天下之利。眦２妇第二，利为自然的人所必需，义乃精神的人的属性；这可以视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它与儒家寻求超越的义是个人的超越方式，而利则是实现超越的基础。因而在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并不能以是否趋利作为判断行为是处理义利关系时，利是从属于义并受制于义的。在儒家眼否合理的标准，而只能看其所求之利是否合于道。苟况对里，人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世俗性，人生活在凡间尘世，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是合理的，但满足生理需要并不是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口胡人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高尚的道德和这样，道就在两个方面成为判断求利是否合理的标崇高的境界，最后达到人之德与天之德合一。这是儒家的准：一方面，看所求之利是公利还是私利。程颐说：“义与人格理想和人生理想。基于上述理念，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言利也。只那计较，便的自然欲望和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所以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２３１这就是说，公利是天然合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ｎ５。先让老理的，是直接符合义的。另一方面，看是“和义”之利，还是百姓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才谈得上从善。也就是说，损人之利。“和义”之利就是“与众同利”，程颐说：“理者天满足生理需要只是手段，若将此作为目的，那就是没有品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位的“小人”。因此，尽管他认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同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养也。”但是，“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夺之者矣。舡嘲其实，众人之利也是一种公利，如果不是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ｎ“。董仲舒也认自私而损人，这种利也是符合道的。以上两方面用今天的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话来说就是，只要不损公肥私、不损人利己，所求之利就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得安。义者心之养也，利是符合道的，也是符合义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才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口７１在这里，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利的关系就变成了“心”与“体”的关系，因为按照儒家三、儒家义利观辨析的理解，“心”不仅是辨别是非善恶（义）的器官，而且本身就含有善的因素，是善的源泉，所以养心也就是养义。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义利观远不是这样，在对待利益时，“心”要时时起到“检察官”的作用“重义轻利”能概括得了的，它所包含的意蕴，已经远远用，看所得是否合理，是否合乎义，儒家将这一标准用超过了义利关系本身，因为儒家的义利观实际上是和其“道”来表达。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的责任和人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生理想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儒家义利观毕竟产生于去也。”（《论语·里仁》）所欲所恶都要以道为标准，而不中国的传统社会，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义利观？我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们在此做一简要辨析。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首先，儒家将义利问题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理想等公下》）以道为标准进行取舍的行为，就是义，因此要“见联系起来，即与人的超越性追求联系起来，是有一定合理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１“。如果没有义对利性的。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各种“应该”之中做取的制约，人们就会贪得无厌：“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舍，究竟什么样的“应该”是合理的，这就与人生的意义问餍。”［”１题联系起来了。在今天至少表现为两个问题：第一，精神２６量笾曼爻形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万 方数据情操对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追求精神情操是不是应该重于物质享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人的任何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满足，都应该为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满足物质利益需要尽管是人生的直接目的，但并不是最终的、最高的目的。当然，儒家义利观中所包含的超越理念是要达到向天的超越，但如果我们不是执著于“天”这一概念，而是将之视为一种一般的超越信念和终极关怀，那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第二，即使没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人是不是应该能“人于物”而又能“出于物”？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入于物”，是说不排斥物质利益需求，肯定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出于物”是说不要被物所役，要能从中超脱出来。在一个以物化为特征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当然，所谓超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淡物质利益，而是将物质利益作为发展自己、培养自己各种素质的基础和手段，使身与心能够协调发展。其次，儒家强调“养心”重于“养体”，是为了让“心”能时时知晓义理，以便使利得之有道，即不损公、不损人，这一思想特别需要当代人领会。虽然把“心”和“体”分为“贵”与“贱”有把人神圣化之嫌，但“心”应“知道”、“择道”，从而使人能“守道”，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对利益的追求都应该有必须遵守之道，有损公众、国家和他人的求利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义的。再次，儒家将义与利的关系诠释为公与私的关系，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认为公利就是天然合理的，而私利天生就是邪恶的，这就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儒家的论证逻辑是，公利是符合“天道”和“天理”的，因而是符合义的，它是人“心”的追求；而私利则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是“体”之享受，因此公与私是绝对对立的。这种逻辑除了其空疏之外，仅就公利本身来说，也是需要为自己的合理性寻找根据的。把公利视为天然合理和把私利视为天然合理所犯的是同样的错误，都是把需要论证的东西作为前提。儒家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把统治者的利益当作国家大利，并认为这种利益是不需要证明的、永恒的利益，而把普通老百姓个人的利益统统归结为与之相对立的私利，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无论是公利还是私利，都需要为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都有合理不合理之分。最后，儒家主张，当义与利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主张舍利取义，甚至要做到“舍生取义”。关于这一点，孟子有一段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万 方数据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凹朝这里是在双重肯定的前提下进行取舍的，也就是说，利与义、生命与道义，都是我想要的，因而得到它们都是合理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为什么？孟子认为，因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说，人对道义的追求应该高于对利益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身求道，舍生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道义与生命都是水火不容的，只有在“不可得兼”时睛况下才需要选择道义，而这种道义选择就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舍生取义”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精神。不过，作为“应当”的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尽管其中有某些恒定的东西，但它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评价标准的，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在肯定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对义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诠释。（作者：杨清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０）参考文献［１］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２］《左传·昭公十八年》。［３］王夫之：《思问录·内篇》。［４］王夫之：《周易外传二》。［５］［１１］《孟子·尽心上》。［６］以上分别见《论语》之《颜渊》、《雍也》、《阳货》、《子路》。［７］《论语·里仁》。Ｅｓ］《孟子·尽心下》。［９］以上分别见《孟子·离娄上》、《孟子·告子上》。［１０］以上分别见《论语·子路》和《孟子·离娄下》。［１２］［１４］《尚书·周书·泰誓中》。［１３］《尚书·周书·泰誓上》。［１５］［１９］《孟子·粱惠王上》。［１６］《孟子·告子上》。［１７］《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１８］《论语·宪问》。［２０］《春秋繁露·王道通三》。［２１］张栽：《正蒙·大易》。［２２］《荀子·荣辱》。［２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２Ｃ《程氏易传·益卦７７。ｒ２５］《孟子·告子上》。量篱≯爻形２００５年第１期２７儒家义利观解读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杨清荣， YANG Qing-rong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湖北,武汉,430060道德与文明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2005(1)8次
1.朱熹 与延平李先生书2.左传·昭公十八年3.王夫之 思问录·内篇4.王夫之 周易外传二5.孟子·尽心上
6.《论语》之《颜渊》、《雍也》、《阳货》、《子路》7.论语·里仁8.孟子·尽心下9.孟子·离娄上
10.《论语·子路》和《孟子·离娄下》11.尚书·周书·泰誓中12.尚书·周书·泰誓上13.孟子·梁惠王上14.孟子·告子上
15.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16.论语·宪问17.春秋繁露·王道通三18.张载 正蒙·大易19.荀子·荣辱20.河南程氏遗书21.程氏易传·益卦22.孟子·告子上
1. 韩丽莎.田浩新.HAN Li-sha.TIAN Hao-xin 儒家义利观辨[期刊论文]-河北学刊2006,26(2)
2. 刘书正.范春英.Liu Shuzheng.Fan Shunying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期刊论文]-管子学刊2007(1)3. 乌晓晔 传统义利观的反思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期刊论文]-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24(1)4. 高晓红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期刊论文]-学术界2006(5)
5. 许苏静 试论孔孟义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之价值[期刊论文]-南京社会科学2007(12)6. 王泽应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期刊论文]-道德与文明2003(5)
7. 余德华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丰富与发展[期刊论文]-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21(4)
8. 郑永扣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义利观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期刊论文]-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8(2)
9. 张锡勤.Zhang Xiqin 论传统义利观在近代的变革[期刊论文]-中国哲学史2005(2)
10. 王艳秋 \"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期刊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3)
1.侯依汐 浅析先秦儒家义利观、[期刊论文]-学理论 2011(32)
2.罗英侠 论义利价值关系的历史走向[期刊论文]-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3)
3.张焰 论儒家\"义以为上\"荣辱观及其价值导向[期刊论文]-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4.孙军红 孔子\"和\"之四大维度[期刊论文]-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6)
5.崔雅男 论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期刊论文]-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9(2)6.胡光志.王福波 论经济法理念与儒家精神的耦合[期刊论文]-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7.傅济锋 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5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ywm20050100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