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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资料

2023-03-09 来源:客趣旅游网


名词解释

1、《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流。《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诗经有诗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大雅”、“小[1]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怪”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2、杜甫的三吏三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些写出了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和战争对老百姓的残酷。

3、盛唐边塞诗派: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 , 到盛唐则全面成熟。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 、意境雄浑 ,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杰出作品如高适《燕歌行》、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4、山水田园诗派: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 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

储光羲、常建等,中 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 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 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向前推进了一 步。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5、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6、建安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7、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8、《史记》:《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9、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

10、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讲史说的是历史兴亡和战争故事,如《金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说话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和“看官”字样,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11、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

人生之梦。汤显祖的“四梦”是一种原本的真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以虚幻的纪梦方式,表明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位他的同代人王思任,用“《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概括了“四梦”的“立言神旨”。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世间事。《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喜结良缘、被卢太尉设局陷害、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的悲欢离合的幻梦。《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梦醒而皈佛的故事。《邯郸记》则表现了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的警醒。

12、词:词是诗的别体,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词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煜.,晏殊,柳永,秦观,周邦彦,吴文英,李清照,纳兰性德, 晏几道,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陆游等。

论述题——苏轼和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

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词风大约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苏轼自勉对联:纵使万般寻路无,不堕野地随人居.

柳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

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柳永乃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在四旗中号“情长”,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柳永的词凄婉缠绵,儿女情长,但却不靡靡。构词意境脱俗,豪放不羁。以至于“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虽有花间词派遗风,亦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

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3 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

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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