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４卷第４期 ２Ｏ１５年４月 牡丹江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１ ｏｆ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２４ 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７１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６．０３ 北宋后期诗赋、经义取士的更替与朋党之争 刘曼曼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ｏ５０ｏ２４） 摘要：宋初科举制承袭于唐朝，进士科考诗赋、策论，以诗赋为先，然后试论、策、帖经、墨义。 取士虽以诗赋为主，经义为辅，但人们对诗赋、经义的地位存有异议。北宋后期诗赋与经义之争更加激烈， 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科举逐渐改制。随着诗赋、经义兴替暗示出一条朋党利益之争的线索，导致北 宋后期的科举改制并不仅仅用于选拔人才，更记录了政治斗争、论战的历史。 关键词：诗赋取士；经义取士；朋党之争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 宋初至英宗时的诗赋、策论之争主要是围绕士 唱也；群愉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 于迁、固、李、杜也哉！”在北宋后期，科举取士 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其改变与朋党斗争的关系也 愈加复杂。 一子的才艺与德行品质问题展开，主要在于取士的评 价标准不同，但大多还是出于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政 治之需。到北宋后期神宗时，诗赋与经义取士之兴 替，虽属于科举政策的变动，但实际上它却与新旧 党派交杂。正如沈松勤所言“北宋文人因国事而群 体结党，相互交争，始于仁宗朝的庆历新政，盛于 神宗熙宁以后的新旧党争” 。新旧党人虽有治天 、神宗时期罢诗赋 熙宁三年，宋神宗即位，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 《韵语阳秋》卷五说王安石“既预政，遂罢诗赋， 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宋史・选举志》 中提及王安石对诗赋取士的看法，他认为“今以少 下的济世热情和责任感，但彼此之间的排他性、封 闭性却在暗暗地为这种济世建功之情的政见之争 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做诗赋，及其 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王安石认为：“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 添加意气倾轧的成分。这种恶性对立开始影响科举 制，导致北宋后期的诗赋与经义之争带有明显的意 气之嫌，科举制并不仅仅服务于选拔人才，更成为 表现一己政见、打击政敌的工具。 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皆承听，此盖朝廷不 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 举法不可不变。”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反对派就编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当时的诗赋、经义 之争与不同党派执政的关系指出：“尊经书，抑史 学，废诗赋，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 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 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 制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打击变法，议论纷然。 王安石坚持诗赋败坏人才，士子应多习经义以 明治国公理。因此，当其执掌变法大权时，即改革 科举之制。进士科殿试的焦点由诗赋转为时务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３ｌ 作者简介：刘曼曼（１９９ｌ一），女，河北广宗人，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即主张以经义取士。“王安石罢诗赋还出于为推行 会要辑稿》载元祜二年正月，诏令：“自今举人程 式。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己见，毋引申、韩、释 氏之书。”这其实是以反对《三经新义》之名来打 击王学。 新政而统一思想的目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大多 把统一思想作为行政的要务ｏ￣［２１（１０７－１１１ｌ此主张不仅可 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新法保持一致的评价 而禁止品头论足，为变法服务，同时又可以吸纳天 新法不久就被罢废，诗赋、经义之争又重新被 提起。但在执政党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忠肃 集》载刘挚奏言：“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 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集，裒括其类，豫 下的优秀人才来支持自己的变法。 同时，为了有统一的评判标准，王安石亲自校 注儒经，撰写《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要求应考者 必须以王氏解经为标准，成为天下人专习教材。王 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掺之间，所在命 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题，贡举之法，于此其 安石撰写的《三经新义》充分表达了其以理财为核 心的功利观念，是他变法的理论工具，把它颁布天 下，作为基本的教材和科举评价的统一考校标准， 无疑使其成为了宣传王学的工具和手段，用来影 响、改造社会现实。以此经义取士，天下之士尽归 王学，扩大了王学的影响，宣传变法思想。同时， 也使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政治理念的洛学和 苏学遭到沉重的打击。 或许熙宁以来的新旧党争起初皆缘国事，但之 后的党同伐异、打击政敌的意气之争与国事的关系 愈加疏远。南宋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谈及熙 宁变法时认为“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 罢诗赋之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司马光、 朱熹等人从道德立场出发，只是反对王安石借助官 方力量公然推行个人学术”［３｝９１－９３，从而妨碍了学术 自由。宋史卷三七七《李朴传》中记载“熙宁元丰 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 执方圆，相互排击”指出了国家的施政方针受党争 的影响而朝令夕改。 二、哲宗时期诗赋、经义取士兴替 元祜初，高太后执政，新法被废。朝廷之中的 官僚又开始对诗赋取士是否应得到恢复展开了激 烈的讨论。《宋会要辑稿》记载元祜元年时，尚书 省言：“近岁以来，承学士之闻见浅陋，辞格卑弱， 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 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 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所言明确指出了专 用经义取士的缺陷，不仅使人专习一经、知识面狭 窄，而且不通声律、缺少声韵文采，为深远计，主 张恢复诗赋取士之制。“元祜更化时期，也废除了 《三经新义》和明法科。但是，经义在科举考试中 的地位大大有提高。”【４ｌ 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记载，元祜元 年，诏令：“自今科场程式勿得引用《字说》ｏ”《宋 弊极矣。”他认为诗赋之命题范围，杂出六经、诸 子等，重复几率很小，士子的才学智识可以全部展 现出来，而经义则不同，易重复且不易考察出人的 真才实学。主张诗赋取士的人便竭力提高诗赋在科 场中的地位。 随着对王安石“新学”否定的扩张，熙宁科 举法难以保留。但骤然恢复诗赋取士仍然引起了很 强的反对声音。从英宗时，司马光就批判诗赋取士 的诸多弊端，主张以经义替代诗赋为朝廷选拔人 才。《宋史》记载司马光的取士观念：“取士之道， 当先德行，后文采；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 采。”他在《起请科场札子》中仍然认为：“神宗罢 诗赋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 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 儒。”司马光虽仍然主张以经义取士，但不同意以 王氏解经为准。当时诗赋与经义之争仍旧激烈，出 于调和内部矛盾冲突，及其当政，不得不采用了折 中方案调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刘挚最后也主 张诗赋经义兼用的观点，认为“人之贤与不孝，正 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 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但却主张“解 经应许通用先儒传注，或己之说，而禁不得引用《字 解》及释典”。对于王学的禁止不能不说带有明显 的意气之嫌。所以，虽复诗赋取士，但经义未被废 止，只是不再以王安石的解经为评判标准。以诗赋、 经义两者取士，但诗赋取士也必须在首场中先考经 义，末场都考策论，名次由策论考定。 司马光始终主张经义取士，可以说他的科举取 士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受到党争的影响，但 旧党内部其他人士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起初对于经义取士言辞激烈，从多个方面加以反 对，主张诗赋取士，主要源于推翻王安石变法，实 施对新党的意气报复。之后，因为以司马光代表的 ５７ 旧党权威又不得不使他们妥协，言取士之好与坏的 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经义取士或是诗赋取士。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绍圣元年，宋哲宗 亲政之后“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 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 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夙夜不敢忘。”。哲 宗颠覆元祜朝局，复行新政，诗赋取士被废，士子 专习经义，策论试题宣扬朝廷立场，以是否斥责元 祜主政者来决定士子的弃用。对王学也逐渐推崇。 《宋史》卷三五三载“以安石所撰《字说》《洪范 传》及子雾《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一 时学校举子之文，霏然从之。”王学重新风靡，诗 赋被废，经义取士又取得了统治地位。“诗赋的罢 立完全是势有所激，是党争中‘用于前必黜于后’ 的报复心态所致。” 如果绍圣复新法之前党争 是隐藏在科举制度之下的，绍圣年间的科举改制则 直接受到了党争的干预。 三、微宗以来罢诗赋 徽宗时，标榜王安石的新法，以经义取士，反 对诗赋取士。但朝政混乱，朋党倾轧严重，科举之 制朝令夕改。蔡京当相，标榜新法，打击所谓的“元 祜奸党”。他们利用科举打击排斥党人子弟，使科 举变成了朋党之争的工具，权势子弟则可以通过各 种渠道参加进士科举、并且高中。 “绍述以后，新党用事，旧党被斥，因元祜期 间禁荆公新学，此时新党亦禁元祜学术，连类而及 诗赋。”ｍ圳徽宗崇宁元年，以章悖、蔡卞为首的 新党禁止朔学、洛学和蜀学。《皇宋通鉴长编纪事 本末》卷一二一载：“元祜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 生。”这种政治命令以禁止学术为名而行排除异党 之实。当政者运用政治手段不仅妨碍学术发展、影 响士子的知识储备，更限制了士子的前途。李纲《梁 溪集・跋东坡小草》云：“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祜 学术，以坡为魁恶之首，必欲置死地而后己。”充 分说明了新党对于旧党学术的痛恨和打击程度，这 种政党之间的打击报复不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士 子的学术取向，更影响到文人政客的生命安全。叶 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云：“政和问大臣有不能 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祜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 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皆下之。 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 禁。”由于当权者才疏学浅，不能做诗而禁诗赋， 这反映了当权者对于文学、学术的肆意干预，因一 ５８ 己之私而左右文制。而在这种贬低诗赋的背后，是 对黄庭坚等人的抵制，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党争。 《韵语阳秋》记载当时的律令，规定“士庶传习诗 赋者杖一百”来禁止官员百姓相互传习诗赋，阻止 诗赋的发展、传播。当权者对诗赋取士严加禁止， 不过是以反对诗赋为借口行结党营私、打击元祜党 人之实。用何种方式取士已与科举的本体功能无关 了。崇宁三年的诏令：“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 集 ’等等更是朋党倾轧、意气之争的结果。在这 种党争影响下，学术被政治异化、扭曲，阻碍了文 化的健全发展。 宣和六年，科举试进士一万五千人，诏特赠百 人余。《宋史・选举志》称“自设科以来，南宫试者 无逾此年之盛。然杂流、阉官俱玷科举，而祖宗之 良法荡然矣”。科举所取之士人数众多，包括各色 人物。当时的党争激烈，相互打击、倾轧，科举制 作为取士之道，更成为党派吸收、笼络人才的工具。 科举之制本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有效制度，然至此， 其效用无几，不得不说此时的政治腐朽之至。 结语 北宋初期，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开始出 现，但宋初至英宗时的诗赋、策论之争主要是围绕 士子的才艺与德行品质问题展开，主张取士的评价 标准不同。到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激烈化，诗赋与 经义之争也逐渐受其影响，神宗、哲宗、徽宗三朝 的科举改制成为了党争的斗争工具。由此，北宋后 期的科举改制，以诗赋经义的兴替暗示出一条朋党 利益之争的线索，科举制并不仅仅用于选拔人才， 更记录了政治斗争、论战的历史。 参考文献： ［１】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 之一【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２． ［２】刘培．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Ｊ】．四川 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０７—１１１． 【３】杨春俏，吉新宏．北宋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 义之争［Ｊ】．辽宁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９３． ［４］黎日圣．宋代科举诗赋与经义之争的研究［Ｄ］．湘 潭：湘潭大学中国古代史，２００１：１４． ［５】孙福轩．科举试赋：由才性之变到朋党之争一以 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Ｊ］．浙江大学学 报，２００８，（３）：１５１—１５８． ［６】刘培。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Ｊ］．北京大学 学报，２００５，（６）：７８．８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