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围”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心—外围”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张红

来源：《时代经贸》2014年第07期

摘 要：在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格局，即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以及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两大格局，该理论一经提出便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并且国内外学者对此贬褒不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虽然这一理论不能直接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但其所揭示和阐述的一些基本内容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关键词：中心 外围 贸易条件 启示 一、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

1949年5月，劳尔·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 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 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 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

普雷维什在批判传统国际贸易比价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心——外围”体系，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思想有三个：

1、“中心”与“外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统一的整体

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雷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中心”和“外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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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于“中心—外围”体系的差异性， 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 一方面，“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3、“中心”与“外围”之间在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中心—外围”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从技术、贸易、动力中心等角度探讨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外围”国家和地区则被迫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并且，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外围”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 二、“中心—外围”论的相关观点 （一）“贸易条件恶化论”

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中，所谓贸易条件，是一个国家单位出口所能换回的进口。当贸易条件均等时，贸易双方的利益在两国之间公平分配，而当出口能够交换到更多进口时，贸易条件就改善了，反之，贸易条件便恶化了。

普雷维什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贸易条件恶化论”一经问世，又经过索洛的历史考查，以及辛格的进一步发展，得到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认同。“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技术变迁、市场容量以及需求弹性、收入弹性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对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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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

在“中心——外围”体系与贸易条件理论的基础上，普雷维什进而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外围国家要走上工业化道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谓“进口替代”，就是国内原需进口的某些工业制成品，靠发展国内工业生产来取而代之，即用国产工业品来替代进口工业品。普雷维什因此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使增长率高于出口的低增长率，就目前而言，他除了用本国生产来替代大部分进口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三）“体制变革论”

董国辉在《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普雷维什所界定的“中心——外围”体系和贸易条件的趋势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条件，而对它们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还是各国的国内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在这种意义上说，尽管普雷维什的“体制变革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空想性，但是他由此所指出的发展方向却是正确的。 三、“中心——外围”论对中国的启示 （一）积极启示

1、“中心——外围”论为我们敲响警钟，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从依靠外需发展经济变为外需与内需并重，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分析，在以往经济发展模式下，外围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流通、消费领域都依附于中心国。进出口原料没有定价权，初级制成品的销售依靠国际市场，没有核心的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国际品牌，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依靠原始的少买多卖，根本不能适应经济现实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扩大外需。更要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特别是本身拥有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内部，内需的发展不仅能够改变外贸依度过高的问题，还可以培育起本国健康的工业体系和经济结构。中心——外围理论提到国内经济结构的异质性正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吸收理论合理内核的同时，可以从理论的不足中反向总结，除了注重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外，内部的改革也十分必要。但这种改革应当符合经济现实，发掘国内需求市场，而非走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

2、“中心——外围”论强调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即通过开展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化。世界的3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 美国、德国和日本，也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希望，从而打击了第三世界走工业化道路的积极性。还有许多人认为，第三世界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应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继续维系其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而普雷维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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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工业化道路来求得发展。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巴西、墨西哥和韩国等都已经通过实施工业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3、“中心——外围”论说明了“北方”的许多发展理论忽视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以下三个现实问题：首先是整体性，即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都被结合进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其次是差异性，即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外围”（落后国家）和“中心”（发达国家）。最后是非对称性，即“中心”与“外围”之间交往所产生的好处在两者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由于“外围”总是处在资本主义动力源的边缘，它从技术进步的成果中得到的好处必然少于它应该得到的。这一分析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同样应该像普雷维什所提出的那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作出共同努力，进行建设性的南北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局限性

1、普雷维什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 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必然长期恶化，但是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外围国家即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 2、普雷维什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使增长率高于出口的低增长率，就目前而言，他除了用本国生产来替代大部分进口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外围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轻工业的发展，工业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这只是短期现象，并不能长期保持。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进行调整，甚至加以放弃，转而实行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因而，就可以解释东亚“四小龙”在制成品出口增长带动下出现的经济奇迹，虽然那只是特殊时期、特别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特殊现象，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出口导向型战略，必须根据外围国家的自身情况慎重选择。

3、普雷维什过分强调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在现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里，知识、科技先导型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动的经济组织形式，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另外，农业、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Rau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Vol 7，No.1，February 196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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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 l. XL IX， May 1959，p. 251.

[3]FilippoA.Di（1968），“Prebisch’s Ideas on the World Economy”，in CEPAL Review，No34，p163.

[4]Harry G. Johnson，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1967， p.28.

[5]董国辉：《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2期. [6]保罗·巴兰：《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载[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129页.

[7]约翰·H. 邓宁：《全球化经济若干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 年第3 期， 第17页.

[8][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0]（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作者简介：

张红（1989—），女，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2013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