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创作理路及其文化选择(1926__193'-)

作者：陈红旗，陈燕华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7期

（1．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15；2．汕头市峡晖中学，广东汕头515144）

摘要：1926至1937年间，老舍通过他的作品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市民世界，形成了“笑”、“骂”、“赞”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并展现了其卓尔不群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老舍：创作理路：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 2012) 07-0110-02

1926至1937年间，老舍通过他的作品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市民世界，展现了其独特的生命感受、艺术体验和启蒙思想，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情怀、改造国民性诉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老舍形成了“笑”（嘲讽）、“骂”（批判）、“赞”（颂扬）的创作理路，进而展现了其明晰的自我认同和文化选择。

一、“笑”、“骂”、“赞”的创作理路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新老市民悉数登场，他们或者因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皮毛并流于浅薄的模仿，或者因为坚守封建伦理而显得愚昧守旧、思想落伍，都留下了很多笑料，这就引发了老舍的第一条创作理路——“笑”，或日嘲讽那些新老市民的可笑之处。老市民方面，比如老张（《老张的哲学》）标榜“明”、“德”，却追求“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生存哲学，显得既卑鄙无耻又荒唐可笑；老马（《二马》）作为“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为人正派、待人大方，在伦敦经营古玩生意，不遵循商业赢利原则，却恪守中国传统的“重儒轻商”等规矩，故显得既自尊自大又茫然无智：钱掌柜（《老字号》）有

“宝贵”的老气度，固守老规矩，但在时代变迁和日货的冲击下，显得既麻木糊涂又死板守旧。新市民方面，比如小马（《二马》）是一个热诚爱国和不断寻求友谊与爱情的留学生，但缺乏实干精神，空有理想抱负，显得既重情重义又迷茫彷徨；文博士（《文博士》）是一个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庸碌青年，政治上无觉悟，思想上无见识，生活中善钻营，西方进步的现代文明、文化、思想一点没学着，反而把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享乐主义精髓抓住了，回国后变得愈加势利和贪婪，只会抓钱抓官抓权抓女人抓享乐，显得既龌龊淫邪又朽腐恶俗。

随着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感知，老舍愈加痛恨那些借助激进运动和不正常手段获取利益的“坏人”，从而形成了第二条创作理路——“骂”，即批判那些蝇营狗苟的都市市民、激进运动中的凶徒和自私自利、不务正业、钻营堕落的市侩，比如赵子日（《赵子日》）是一个无事生非、整天鬼混、时而激进的学生，显得既伪诈又无聊；马裤先生（《马裤先生》）上火车后就颐指气使地差遣茶房，言谈举止恶俗不堪、令人厌恶：老王（《柳家大院》）是一个给洋人当花匠的“文明人”，也是一个不把女人当人的无耻鳏夫，他唆使女儿和儿子虐待、殴打小媳妇致死，显得既阴损又恶毒；夏老者（《柳屯的》）是一个“吃洋教”的乡村劣绅，为了要孙子就唆使儿子夏廉将代号“柳屯的”的女人弄进家门，后者很快就将村里搞得人畜不安，也使夏家威严扫地、失了“洋靠山”，而夏老者自食恶果，显得既狼狈又猥琐。

与此同时，怀着对美好人性的憧憬，老舍又整理出了第三条创作理路，即歌颂、肯定和赞扬那种“不理想的理想人物”，比如赵四（《老张的哲学》），这个拉洋车的“傻老”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其舍己救人的行为展现了一种高尚、纯洁的品格：李景纯（《赵子日》）是一个好学生，更是一个爱国青年；李子荣（《二马》）是一个勤劳质朴、忠于职守、有爱国心、容易满足现状的“好店员”；李先生（《离婚》）是一个受过外国文化思想影响的、有些爱慕虚荣的北平政府科员，有着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充满矛盾的灵魂”，但敢于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政治犯：黑李（《黑白李》）勇敢地替弟弟白李去死，令人感叹和钦佩；沙子龙（《断魂枪》）是盛名在外的一代镖师，可在火车、快枪的天下他只能追忆自己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了，国运的衰微和国术的失传令人既无奈又怅惘，但“神枪沙子龙”的称号本身还是令人生出无限遐想。

通过对上述人物形象的梳理和简析可知，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使老舍形成了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有意味的是，老舍对都市民间生活的书写和对市民价值观的坚守与代言，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作家。

二、自我认同背后的文化选择

老舍是一个真正具有自我意识的作家。独特的下层生活经历和体验，使他不像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那样喜欢“俯视”底层民众，他更喜欢用平视的眼光去审视新老市民，这使得他在批判人物时总是留有“余地”，因此其笔下的坏人身上有“好处”，而好人的身上也有缺点。老舍的这种写法曾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评，但笔者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老舍的创作特点、自我认同及其市民价值观。

老舍的高明之处在于梳理和挖掘了市民的病态价值观，比如老张的金钱至上观、阮明的享乐主义人生观、祥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老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创作伊始就积极关注底层市民尤其是女性的悲剧命运，如李静（《老张的哲学》）、小福子（《骆驼祥子》）、“我”（《月牙儿》）、小媳妇（《柳家大院》）等，这些底层市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传统文化尤其是男权文化的“吃人”本质。也正是因为透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病根，老舍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效力持有很深的怀疑态度，这使得其笔下那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似乎总是无路可走，比如李景纯（《赵子日》）、李子荣（《二马》）、王明远（《铁牛与病鸭》）等，他们的无奈和失败，折射了传统文化强大的吸附力，即使是现代文化也不得不与之相妥协。

老舍早期的写作态度比较温婉，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批判意识，他批判了市民身上那些贪婪狡诈、愚昧无知、糊涂老实、愚笨可怜、随遇而安、贫苦短视、自私无耻等劣根性，《小坡的生日》和《猫城记》就是明证。在《小坡的生日》里，老舍特别描写了亚洲各国（日本除外）儿童在一起玩耍时和谐的诗意情景，并对南洋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了讽刺。这其中自然隐含着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鼓励被压迫民族团结抗敌的寓意。《猫城记》则是老舍对国家命运极度忧患乃至绝望的产物。他通过书写猫国混乱的社会场景、崩溃的国民经济、失败的教育体制、腐烂的文化传统、拙劣的政治运作、闹哄哄的军事纷争和在“矮人”国军队侵略下亡国的过程，深刻地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犀利地讥讽了政府的腐败无能，愤怒地谴责了日帝的侵略罪行。很明显，老舍以猫国的故事讽喻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可怕景象。值得讨论的是，老舍把中国政治穷途末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猫人间的不团结、自相残杀，讥讽了国共政党（均被称为

“哄”）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批评了国共两党奉行“外国主义”、照搬日俄德美经验的简单化思维，以及不注重发展经济、不管老百姓死活等诸多问题。有学者认为，老舍以猫国影射中国的文笔，“有些地方太过火，像关于教育那一段”，至于对“革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讽刺也难免有些“过火”。但笔者认为，这同样体现了老舍卓尔不群的文化选择。

老舍是一个深受市民文化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与激进革命的左翼作家和温和改良的新月派作家都明显不同。老舍当然知道现代化浪潮无可阻挡，也明白中国追求现代化是一

种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条件地认同“西化”或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老舍厌恶那些大而空的口号，他更看重理论之于实践的可操作性、有效性和针对性。以是观之，老舍的身上及其作品中那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恰恰体现了其思想的澄明和艺术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