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与韩愈、白居易关系考察

张籍与韩愈、白居易关系考察□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于展东

摘要中唐诗人张籍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代表人物韩愈、白居易都有密切交往。考察张籍与韩愈、白居易之间的关系，有

元白两大诗派的创作状况及其相互影响，而且对确定张籍归属于哪个诗派也会有所启示。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韩孟、

关键词张籍韩愈白居易交往

张籍（约766—830）、韩愈（768—824）、白居易（772—846）三人白居易比张、韩二人稍晚一些。韩愈、白居易分别是中唐两大诗派的领袖人物，张籍与他们二人交往都很密切。

张籍因其乐府诗歌关注现实生活、言语明白晓畅的风格近于白居易的讽喻诗，因而一般被归于元白诗派，历代诗评家谈到唐人乐“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

[1]450”“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弱。

不见苦贡场。观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兹类上京。一来遂登科，

堂。出则连辔驰，寝则对榻床。搜穷古今书，事事相酌量。有花必同寻，有月必同望。为文先见草，酿熟偕共觞。新果及异鲑，无不相待曾不少异更。公文为时师，我亦有微声。而后之学尝。到今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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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号为韩张。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得知：其一，张籍在与韩、孟

共同生活在贞元、元和、长庆年间，张籍与韩愈生活的年代基本相同，朋党，骨肉无以当。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时名。追招不隔日，继践公之

府，常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并举。张戒《岁寒堂诗话》说：诗酒唱和、切磋诗艺之前，已是“学诗为众体”，有了自己的创作面貌，

但尚未知名，后因韩愈称赏，才“名因天下闻”；其二，韩愈荐举张籍参张在生活、文学创作中相处甚密，“事事相酌加科考并及第；其三，韩、的诗名从属于韩愈，但后来并称为“韩张”，诗名有所提高。

张籍与韩愈二人终身牢不可破的友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张籍与韩愈的交往表现出一种师友关系。经孟郊介绍，张籍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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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尽管他们的诗作各具特色，量”“、为文先见草”，相互间定然有影响。张籍认为在开始阶段时自己

但这些评论在总体上还是把他们看做一个流派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新唐书》将孟郊、张意的是，历来论者也常把张籍归入韩孟诗派，如籍、皇甫提、贾岛、刘叉传附于《韩愈传》；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

“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愈在德宗贞元十三年）相识，从此便开始了长达28年的亲密关纸答刘原甫》（797最称东野为奇瑰”且终其一生交情都不曾改变。结识之后，，显然将张籍与卢仝、孟郊并列于韩愈一派。所以，系，韩愈对张籍的才学和品考察张籍与韩愈、白居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创作状况以及两个诗派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对于确定张籍归属于哪个诗派也会有所启示。

一、张籍与韩愈之间的交往

《祭退之》一诗对他们的对于张籍与韩愈二人一生的交游，张籍相识、相交过程有中有深情的追忆、明确的记载：籍在江湖间，独以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黯如雾中行。北游道自将。学诗为众体，

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公领试士司，首荐到钱的方式来征收，这一切又都以土地的多少来进行衡量[3]。

“一条鞭法”先在在浙江、江西、福建试行，到了万历四年，又推行上缓解了农民的负担，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负担了部分税负。通过清查土地，查处了一些地主隐瞒的土地，合并田赋和徭役，也限制了一些苛捐杂税的征收，并且以税银代替实物，也减少了实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开支与损耗，这是中国历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除此之外，张居正还提出“固邦本”的思想，“固邦本”主要是改善为了缓和由于民生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省征发、轻关市，以利农商。他觉得以农为本，以商为辅，两者要实现良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这样的见解可以看出张居正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把握是非常准确的，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对经济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也是很难得的。

3.提倡节俭。中国封建王朝都是兴于节俭而败于奢靡。明朝中后

行非常欣赏,于是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准备参加考试。贞元十四年（798）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被推荐参加全国的进士考试。贞元十五（799）年春二月,张籍在长安中了进士，开始了到处谋官的生涯。由此可见,在科举考试上，张籍得到了韩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其次，张籍在仕宦生涯中之所以能有所成就和韩愈的四处举荐是分不开的。《旧唐书·韩愈传》载：“小时与洛阳人孟郊，本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位。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论文赋诗，如平昔期，奢靡之风盛行，张居正深知其害，所以他力主提倡节俭，他为神宗老师时，就经常教导神宗恤财节用，告诉神宗要做一个好皇帝就要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凡事都是大家的典范，要是皇帝生性奢靡，就会导致上行下效，因此每当神宗想大兴土木、生活奢靡的时候，张居在他的坚持下，万历初年“凡宫中冗费，悉从减省”。正总是及时劝阻。

张居正教导皇帝节俭，对自己也比较严格。他认为宰相乃百官之首，如若不能率先垂范，百官就不会遵守，那么提倡节俭也不会有成员，他多次推辞皇帝对他的赏赐，湖广总督要在家乡为他修建“三诏亭”以示恩宠，但是他认为修建“三诏亭”的费用相当于百户之财，耗浪费过，这对于一个权倾朝野的权臣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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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焕水.明代张居正税费改革的历史昭示[J].宁波党校学报,2002（1）.[3]李烈辉.张居正与一条鞭法[J].湖北档案,2000（10）.

兰台世界2012·6月下旬………………………………………………………………………………………………………………………………………………………

到湖广，五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条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仆朝夕所告于上者：谆谆惟以节用爱民为急”。而且他还认为，皇帝

民生，他认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效。虽然张居正不像海瑞那样节俭，但是一般来说也算是节俭的官

性循环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稿。费过多，坚决阻止，张居正在执政期间，一直较为节俭，未曾大肆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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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元和元年（806），张籍任太常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直到元和年，韩愈任国子祭酒之时，又举荐张籍，有《举荐张籍状》“：登仕郎守”张籍在《祭退之》中也说到秘书省校书郎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此事：“我信麟台中，公为大司成。念此微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还有，张籍与韩愈的交往更多的是文学上的吸引与士，始获升朝行。影响，韩愈和张籍二人的友谊也基于文学上的交流与影响。从相识到张籍酬赠韩愈韩愈去世的每一年，他们几乎都有诗歌唱和。据统计，诗八首，韩愈赠酬张籍诗十九首。直到韩愈去世前，张籍作为他最好的朋友，经常来探望，二人诗歌唱酬直到最后一刻。

张、韩二人常常在一起谈论诗文，他们在古文以及诗歌创作上持有不同意见，先后有往还书信四封，张的书信主要是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并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及喜“为博塞之戏”一类“远于的嗜好进行了批评。对此，韩愈作了《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理”

就张籍指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这一辩论为时人亦为后人所乐道，更常常被作为考察研究唐人小说观念的重要资料。而最能表现张籍与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切磋砥砺情景的，是韩愈写于元和十一年（816）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剌手拔鯨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顾语白、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的倾慕之情。直接斥责“群儿”谤伤李杜杜对于光芒万丈的李杜光辉来说，是不会有丝毫的损伤的。由于李、的诗文流传人间的，只不过是泰山的毫末之微而已。因此，不仅他自己愿意生出两翅，出天入地地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而且也希望自己的朋友张籍不要老是钻在书堆里寻章摘句，忙碌经营，还是和自己一起向李杜学习，在诗歌的广阔天地中高高飞翔。

二、张籍与白居易之间的交往

张籍与白居易的交往比与韩愈的交往则要晚得多。张籍与白居当时白居易是易定交，可以追溯到元和初张籍调补太常寺太祝之时。左拾遗、翰林学士，官品虽不高，地位却十分清要，而张籍却是太常寺郁郁寡欢。张籍曾多次想造访白居太祝，一直屈居下僚，病体缠身、几回扶病欲相访，知向禁中归未归。”清楚地表明了白居易的地位，以及自己急于求见的心情。白居易对此深表同情，他立即以《答张籍因以代书》向张籍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怜君马瘦衣裘薄，许到江东访鄙夫。今日正闲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白居易表现出十分的谦逊好自从二人定交之后，友情深厚，一直有诗客，流露出异常真挚的友情。唱和，直到张籍去世前不久。总观张籍与白居易二人的交往，前后近首，白居易酬赠张籍诗十五首。

张籍、白居易二人交往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是从元和初到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这十年左右，著名的新乐府运动也正兴起于这十年。当时，韩孟诗派从人员到风格已经初步形成，并且有较大的声势。而此时元白的共同创作风格还没有形成，元白早期的讽喻诗的创作，是从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做左拾遗才刚刚开始尝试，张籍白居易之间的交往对于新乐府运动的开展有积极相互促进，他们许多有价值的乐府诗和的作用，他们二人相互影响、64

兰台世界2012·6月下旬讽喻诗正是创作于这十年间。这十年，白居易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取得了辉煌成就，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作；而张籍虽位卑官冷“、多病“、终朝自在贫”，却也是他创作上丰收的十年。尽管张籍、白逢迎少”

居易二人的境遇穷达不同，但交往十分密切，时常你来我往。如元和），白居易结束了在渭上的丁忧生活，诏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九年（814入朝后曾作《重到城七绝句》，其中一首“张十八”“：谏垣几见迁遗补，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就是为张籍的宪府频闻殿转监。

仕途失意鸣不平。白居易还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中分析了张籍不走运的原因：“况君秉高义，富贵视如云；五候将相家，眼冷不见君……”既是深入的分析，也是热情的赞誉，更是纯正的友谊的体现。可以想见，两位思想倾向和诗风相近的诗人通过频繁接触、相互切磋，肯定会对他们彼此的创作带来有益的影响。

张籍、白居易交往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从元和十五（820）年直到张籍去世。遭贬后的白居易思想开始变化，由原来的兼济天下开始独善其身，政治的热情大大减退，于是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用文学寄托生活情趣，表达闲情逸致。虽然长庆年间白居易回到了京城，但他这时，张籍与白居易交往唱和的诗作不再是以已经不再热心政治了。

乐府诗为主，而更多的是应酬、闲适的内容，写日常生活、交游往来、凡俗琐事。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探讨诗歌创作，例如在长庆三年十五首新诗后十分高兴，玩味通宵，并在这二十五首之后，题诗一首，元稹的诗题《酬乐天吟张员外诗见寄，因思上京每与乐天于居敬兄升平里咏张新诗》可以看出白、元等人是经常在一起吟咏张籍的新诗。而且这一时期，张籍、白居易之间的友谊更深厚了，他们晚年甚至已经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大和二年，白居易有《雨中招张司业》“：泥泞非游日，阴沉好睡天。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可见诗人之间的关促膝而谈。诗句明白如话，而其中所表系是非常亲密，常常对床而眠、达的情意却是那么真挚感人。

在张籍心中，对韩、白二人无论在友情还是文学成就上都是不相上下的。有诗为证，元和九年，白居易作了《酬张十八访寄见赠》“：五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侯三相家，眼冷不见君。问其所与游，间的交往情况的考察，可见当时诗坛虽各立门户，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之间的诗人结交为友，互相切磋。张籍与韩、白二人同时交好，对此，许总先生曾论述说：“……张（籍）、王（建）既表现为元、白诗风之先导，又与韩孟派关系密切，其诗歌通俗化程度显然不及元、白，在着寓义与通俗融合起来的创作实践中，实际上包含着相当程意将写实、

度的经营构炼之功，有些诗篇甚至含蕴隽永，耐人寻味。宋人王安石王‘乐府皆言妙入神’的根本特征的精彩提挈。从其中‘寻常’与‘崎岖’两种艺术风范的兼具及辩证关系看，似又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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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孟诗派的奇险化与元白诗派的通俗化之间的过渡与兼容状态。”

十一年（816），在韩愈的推荐下，张籍才改任国子助教。长庆元（821）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同时在文学创作上

与我高颉颃。”诗歌热情地赞美李（823），张籍曾把自己的二十五首新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看了这二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浙东观察使的元稹，元稹也和诗一首。从是多么愚蠢无知，如同蚍蜉撼大树，除了让人可笑的不自量力以外，一并寄给当时任越州刺史、

易，他写了一首《寄白学士》诗：“自掌天书见客稀，纵因休沐锁双扉。非其伦。”通过以上对张籍和中唐两大诗派代表人物韩愈、白居易之

三十年，可谓事历数朝，“交情不替”。据统计，张籍酬赠白居易诗十一《题张司业集》评为‘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正是对张、

联系到韩愈、白居易各自不同时期诗歌的创作特色，我们不难推知张籍在韩孟诗派的奇险化和元白诗派的通俗化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2]李建昆校注.张籍诗集校注[M].台北：台北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3]许总.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J].华侨大学学报，2004（2）.★作者于展东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