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调风格与光线设计
影片大部分镜头都笼罩着一层灰蓝色,同时利用空气透视减弱了原本的清晰度和景深,给人造成一种压抑、潮湿、毛躁的感觉。正是这种粗糙和带点儿“毛边”的影像风格,让整部影片获得了一种“像生活中随便裁剪的一个片段”的“呼吸感”和类纪录片式的真实感。
影片的开始,是李宝莉和其丈夫马学武在床上纠缠的一个中景长镜头,从二人的台词当中不难领会到二人夫妻关系并不和谐,以飘摇的蚊帐作为镜头虚化的前景,最终聚焦在飘忽不定的蚊帐上也深化了两人关系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紧接其后的是一个环境空镜头,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灰蓝色的城市,整体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这种边框式构图形式,给本片增加了大面积的压抑、障碍、隔阂等心理体验。
在影片的最后,当小宝与李宝莉发生了最后一场争执,李宝莉崩溃离开之后,影片交叉剪辑了小宝自己去调查并且探明父亲死因的回忆段落以及李宝莉沿着江独自走着哭泣的段落。
一个是超现实的极度高调,一个是绝对的暗调,两个画面交互剪辑,强烈的对比,让人体会到两个主人公的心理落
差,也更加深了对李宝莉痛苦心理的理解和情感共鸣。 在光线设置方面,经常采用逆光,增加了影片的焦躁感与疏离感。如李宝莉一家刚刚搬进新屋的时候,她与马学武因为搬运工人的事情产生争执时,采用逆光,更加深化李宝莉本人的粗狂和毛躁的性格,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中,李宝莉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画面的中心,而给画面中的其他人物无形之中增加了一种压迫感和强势的意味。
再如,马学武与情妇周芬吃饭时,光线柔和轻快,整个氛围营造的轻松且浪漫,而镜头一转,李宝莉一人在家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清冷的光线投射在身上,远景深中的小宝独自一人做着作业,小宝所处的空间中是暖色调的光线,一冷一暖两种光线设置,巧妙的划分出两个空间也划分出两种世界,这样的设置,既反映出李宝莉的凄苦可怜同时也反映出她与小宝母子关系的疏离。
当李宝莉跟踪马学武,发现他和周芬两人并肩而行走入宾馆时,这两个人虽然只是背影,但二人“在阳光下和谐般配”那个状态感觉“就像是夫妻一样,布光也是在他们轮廓上加一抹傍晚的金黄色”,这样的冲击对于李宝莉来讲无疑是巨大的。
二、空间设置与空间关系
影片当中给那个所谓的“万箭穿心”的房子的第一个镜头是充满了棱角且线条分明的,似乎处处都是边框,封闭式
的构图,只占画面一角的蓝天,深化了影片压抑、焦躁的心理基调。
影片在表现室内空间的时候也同样设置了很多边框,这些边框将李宝莉与儿子、马学武隔开,在这个本应充满温馨的“家”的环境中,似乎处处将李宝莉排斥在外。门框为前景,人又在门框中,这样的构图形式将人物所处环境中的压抑与矛盾更进一步深化。
在李宝莉成为“女扁担”之后,小宝高考前,她到小宝的学校去开家长会,镜头以远景来展现李宝莉在象征着知识与文化(这恰恰是李宝莉最欠乏的)的学校面前的渺小。 在李宝莉进入学校之后,高大的墙壁与大景深的纵深感深化了人物的卑微与格格不入。
影片以马学武之死作为前后两段的分界点,在两段中,人物关系的构成形态却近乎相似,都是一种三角形的金字塔式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在前半段中,主要围绕李宝莉、马学武以及小宝展开,马学武和小宝作为金字塔关系的底端,被李宝莉高高在上的支配着,前半段着重渲染了李宝莉的暴君形象,从传统的性别话语权角度来讲这样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不对位的;在后半段中,马学武死后,这样的金字塔关系产生了倒错,成为了一个倒三角形,李宝莉转移到了金字塔底,而取代马学武作为家庭传统形象的李宝莉的婆婆和小宝一起站在了金字塔顶端来审视和主宰李宝莉的命运。
空间关系决定人物关系,正是由于两段中人物关系的转笔,导演在进行人物影像构思的过程中,利用不同的空间关系,来表现人物关系的转变。
如在影片的前半段中,李宝莉在发现马学武偷情并报警,原谅马学武之后,从厂中领马学武回家,李宝莉趾高气扬的走在镜头前面,马学武在镜头中只是一个虚焦的渺小的形象。 而在后半段当中,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李宝莉被挤到了画面的一角,小宝成为了画面的视觉中心,在小宝和李宝莉之间,可以看到父亲马学武的遗像在后景中,这样的画面设置,恰恰说明马学武之死是永远横亘在母子之间的一种抹不去的伤痕。
另外,在空间处理上,影片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在马学武的母亲搬到家中之后,导演拍摄了一组景深长镜头,让这个家中的四口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前景是马学武,中景是小宝依偎着奶奶,而后景则是李宝莉一个人在暗调的房间里帮婆婆铺床,这样的一个镜头将四个人分处在两个不论是从调子和空间大小都极具差异的空间中,自然而然的将李宝莉割裂出这个家庭当中,人物之间的疏离感立即显现出来,观众也能感受到在门框中李宝莉的那种孤独和清冷。
另外,镜子也是电影中常常使用到的空间道具。镜子的功效很多,其一就是帮助导演分割空间,镜中空间和镜外空
间,可以在一个画面当中同时展现两种不同的情境。在《万箭穿心》中,王竞使用了两面镜子,第一面是家中在卫生间的那面镜子,这面镜子在马学武被告发通奸被撤去了厂办主任的时候出现,马学武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的自己,听着客厅传来李宝莉市侩的武汉话,这样的设置,将马学武自身所处的现实和他镜中所想要的理想进行对比关照,同一画面当中分割出现实与非现实的两重空间。另一面镜子来自于李宝莉和马学武的卧室,在李宝莉与马学武争吵的过程中,马学武的身影始终出现在镜子中,而李宝莉一直都是在镜子外面,这样的设置意味很明显,两个人的隔阂已经难以化解,两人处在不同的空间中,两人的社会地位以及身份文化并不匹配,说明了这一悲剧的缘由。
在影片的最后,也就是小宝和李宝莉爆发的最后一场冲突中,导演选择给了一个全景镜头,小宝站在李宝莉的对立面,一个高大强壮,一个矮小佝偻,鲜明人物对立,在视觉上给我们以冲击,因为这个段落已经是影片的终极对决,两人的关系在此之后彻底降至冰点,加上前景构图上的局促,更加增添了这种压抑感。 三、镜语形态与镜语风格 《万箭穿心》中采用第一人称视点,极大部分镜头我们都是跟随李宝莉的视点去观看影片。如王竞所说:“所有镜头都是相对‘被动’的、跟着李宝莉的举止而动作”,即我们在镜头中既看的到李宝莉本人也看得到李宝莉本人所看
到的,“这样观众更认同她的感受”,如在李宝莉捉奸的这场戏里,镜头紧跟着李宝莉,我们听不到马学武和周芬在谈论些什么,看不到宾馆房间内的马学武和周芬二人在做什么。观众获取的信息虽然相对被限制住,但对李宝莉的人物形象了解却更客观,因为镜头像一台监控器一样一直跟着她,观众也可以客观的看着她,对她的认知自然也更系统。 影片几乎都采用肩扛式摄影,王竞认为“这样比较符合方言小说里那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以及李宝莉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为影片增加了更多真实感和纪录性。肩扛式摄影难以避免的轻微晃动除了让人产生仿生理视觉的真实感之外,也让人感觉到李宝莉生活的脆弱而且小心翼翼。但并不是所有的镜头都在晃动,例如在影片最后,李宝莉决定放弃与儿子的争夺的段落当中,虽然仍是肩扛,但是却很沉稳,因为这时的李宝莉已经下定决心,她是坚定的离开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此时不需言语,人物沉淀的内心通过镜语明确地传递出来。
影片结尾时连续变换了两次视点,第一次是将视点转变到了儿子小宝身边,由小宝目送李宝莉坐上了小痞子建建的车,这时我们看不到小宝的表情,我们不知道他是喜是忧,这样开放式的处理给了观众一个想象的空间,儿子是否会放下心中的芥蒂来接受母亲,只由我们来猜测。而另一个视点的转变更为明显,将原本的内视觉聚焦转变为了一种客观的
“上帝视角”,从高处俯瞰李宝莉上车,车辆熄火,下车推车,随车远去的过程,似乎象征着李宝莉就此的生活似乎并不能如此平顺。在记者采访导演王竞时曾问过能否请导演给李宝莉的后半生一个万丈光芒的结局,王竞回答:“生活能给,我们才能给。生活不给,我们怎么给”或许这就是这部电影给我们最合理的解释。悲剧,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恰恰就在于展现出,悲剧人物一次又一次的与冰云抗争之后的惨败而归。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抗争了,却又争不过。这样的戏剧情境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激发我们对主人公的怜悯,同时甚至会同主人公一起埋怨命运的不公。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够如此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的原因吧。
四、声音构成与音响设计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万箭穿心》在声音设计上秉持着真实、克制的原则。作为一部由武汉作家方方方言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极大程度上遵循了原着对于人物和环境的设定。导演在这部电影上映时推出了武汉话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方言:电影创作的活水源头》中曾经指出,“一部影片如果在声音上有机地采用了方言,那么方言―这种乡土文化的无形载体―便能够有效地为作品追加、弥补、凸现镜头所无法企及的地域风情与生活质感”,的确如此,将普通话版和武汉话版进行比较之后不难发现,武汉话版的《万
箭穿心》更能将李宝莉那种市侩好斗的小市民形象展现透彻。 而在音响及音乐设计上,王竞体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克制,整部影片几乎没有什么配乐,这样的设计在最大化的程度上还原了现实的真实,同期录音和后期配音相结合,为影片现实题材的彰显铺平了道路。 结语
中小成本国产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塔基,不断启示和提醒着我们,电影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电影本身除了像《复仇者联盟》这样,主打视觉奇观的电影之外,以对现实的关照和反思而作为发掘点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或许也是电影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一块。《万箭穿心》在对镜语形态的探索,以及它自身视点的游离和变换,和它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继承上来看,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我们生活在一块充满各种矛盾和拥有极其丰富创作素材的土地上,对现实的感悟或许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家最有利的武器。虽然这样的作品在商业领域和票房方面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保证自身艺术品质的前提下,加入到产业化的链条中,随着国民视听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影片不仅仅在美誉度方面,甚至在票房和商业领域会有令人期待的表现。这也是未来我国电影工作者亟需解决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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