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众听周知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

革命听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间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听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二也就是说多数少、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二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更进一步观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1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世纪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少、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二这一阶段的区域发

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

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在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一种突然爆发的4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之一在于，长期积蓄的矛盾，使得今日城市化的举步维艰。解放以前，由于战争、外患内乱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滞后了。解放以后，由于反城市化战略、二元分割的户籍政策，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由于矛盾长期积蓄，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解决长期积

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当然，此种差距并不是今天形成的，已有长久的历史。毛泽东早年分析中国社会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就好比地质上同断代层的横截面，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来说，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人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一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一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

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人城市的基本动因。再加上，我们曾经长时间地阻止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听以，一旦放开闸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应当会如山洪倾泻一般，即

所谓“蓄之愈久，其发必速”。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悖逆，反之亦然。此乃困境之二。相比较之下，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社区结构就要平衡得多，因此，其城市化对策也就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