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

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

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政府高层在担心什么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要说法国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计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仑，让他当上了皇帝。王副总理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会不会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