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翻译思想及语言运用评价

杨宪益翻译思想及语言运用评价

杨宪益，文学家与翻译家。该文通过对杨宪益翻译作品所体现出的翻译思想进行分析与评价，指出虽然杨译的作品确实存在些许问题与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的翻译效果以及其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与文化传播作出的贡献来说，杨宪益确是中国难得的翻译家与学者。

一、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评价

杨宪益一生从事翻译工作，在他演讲与出书序言中谈过自己对翻译的一些看法，即翻译要坚守严复的“信达雅”三准则，做到忠实与通顺；翻译的可译性。后人又在其翻译的作品中总结了另外两个翻译思想：归化与异化结合，异化为主；直译与意译结合，直译为主。下面我就将对这四个翻译思想逐一进行举例说明评价。

（一）、坚守严复“信达雅”三原则，重忠实与通顺

“信”“达”“雅”是由思想家严复提出的。杨宪益认为，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三个字。总的原则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和减少。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表达原作的神韵。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尊重原作者的创造性工作。针对杨宪益的忠实与通顺，下面以《卖花女》中杨宪益译本来分析：

The bystander： You be careful： give him a flower for it. There’s a bloke here behind taking down very blessed word you’re saying.

The flower girl： I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y speaking to the gentleman. I’ve a right to sell flowers if I keep off the kerb.—

杨译如下：

旁边的人：你留点神：给他一支花。后面有个人可把你说的话全给记下来了。

卖花女：咱跟那位先生说句话不能算是作坏事呀。咱卖花也不犯法，又没在人行道上。—

《卖花女》讲的是语言学家希金斯与友人打赌，说可以将来自下层社会的语言极其不标准的卖花女伊莉莎训练成贵妇的故事。杨译将“I，me，my”翻译成了咱。《卖花女》中伊莉莎的形象是处于伦敦下层社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市民。这就决定了其在用词，语法，发音等方面与标准的极不符合。为了突出该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特征，杨宪益在翻译上下了一番功夫，明显突出了其语言粗俗，符合伊莉莎的语言特点。

（二）、翻译的可译性

我国在魏晋时代就出现过关于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20 世纪以后，这一争论的焦点在翻译界中仍然比较突出。杨宪益认为，不存在可译或不可译这样的争论，所有的文章都是可译的，翻译只是用来沟通不同种族之间的一种语言工具。翻译本身无限制，所以构成了其可译性的存在，但可译性内部是有限制层次区分的。就诗歌的翻译而言，常常会有人对诗歌的各种翻译版本进行评价，人们进行评价时的标准就是可译性的层次分界线，这是人们进行评价的底线。

（三）、归化与异化结合，异化为主

归化是指翻译要倾向于读者， 尽量地减少读者对于译作的理解障碍， 帮助读者理解源语言。而异化是倾向于作者， 尽量地保留原作者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 帮助作者保存好源语言的特色。杨宪益在进行翻译时采用的是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方法，但是更加侧重于异化及倾向于原作者的方法。杨宪益所翻译的《红楼梦》就对异化有很好的体现。

（四）、直译与意译结合，直译为主

直译是指译作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学。意译则是指只保持原文的内容，不保持原文的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杨宪益在翻译时为了凸显中国文化，多以直译为主。

贾母一见着黛玉，便“心肝肉儿叫着大哭起来”。

杨译：“Dear heart！ Flesh of my child！”She cried， and burst out sobbing.

贾母所说的心肝肉儿指的是自己的外孙女林黛玉。杨译为“flesh of my child”。“Flesh”在英语中是肉体的意思，这里杨宪益应该是使用了骨肉的说法来翻译，突出了人物的关心及内心的感情。

二、杨宪益的总体评价

杨宪益在其翻译的作品选择方面是有一定喜好与偏向的。如在原本选择方面，杨宪益所选的文学作品文化地位比较高，作品思想性比较强，跨度也比较广泛。在其所翻译的作品中，确实也存在了一些不足，正如上面分析的那般，其主要是对原文理解的不准确所造成的翻译误差。杨宪益在翻译中细节的把握，考虑的周到也的确为人所惊叹。而且对于自己的翻译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并能持之以恒，不畏世事的艰难与困苦，依旧为自身喜好而终生。身为翻译家，本身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担，杨宪益采取的一系列翻译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都有着极大的作用，是中国翻译界的典范，也是我们应当效仿的学之成者。

该文针对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价，指出虽然杨译的作品在某些地方的了解与把握不够，但是绝不影响其翻译的整体水平，而且杨宪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位严谨，认真，细致的学者，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