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作者：李长林，徐良利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李长林，徐良利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要：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观；战国策派；中国史学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4-0047-04

作者简介：李长林（1931￣），男，辽宁沈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良利（1964￣），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曾在西方名噪一时，所谓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把文化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兴衰的过程，提示其不同特点，从而分析、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1](P73￣80)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流传，到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中国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文化形态史观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流传的情况，李孝迁、邬国义写作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有较详尽的论述，既勾勒其历程，又阐明其影响。但读后笔者产生了若干疑问。

李、邬两位认为：“战国策派的一些论说多数不是基于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学论政的色彩过浓，其研究结论也很难经得时间的考验”，战国策派出现予示的这次中西史学的嫁接，并不成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宛如昙花一现。”[2](P274￣275)李、邬两位这些分析是否恰当，由此也引发了必须就如何评价战国策派的史学研究成果，如何评价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雷海宗和林同济在抗战期间的确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对此暂且不论，只专门讨论他们关于历史学的研究。雷、林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二是对客观历史的著述。其中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与历史观有紧密的关系，而历史观是一种类似于历史理论，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雷林二位“他们对客观历史的著述基本上与他们的历史观没有实质性的联系”，“都不是在他们的历史观指导下进行的”。[3](P281)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把雷海宗一些对客观历史研究的著述，如《〈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等误认为也体现了文化形态史观，但未例举出内证。据此，我们着重评价战国策派学者倡导的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正式撰文系统阐述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从这一年开始发表了下列相关的文章：《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刊于《社会科学》1936年10月的第2卷第2期，后改题为《中国文化的两周》，辑入1940年2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辑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刊于汉口《扫荡报》1938年2月13日，后辑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刊于《战国策》第11期，1940年9月1日，后辑入1946年由大东书局出版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中外的春秋时代》刊于《战国策》第15￣16期合刊，1941年1月1日，后辑入《文化形态史观》一书。《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三种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这三篇文章刊于1942年2至3月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后辑入《文化形态史观》一书，合题为《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林同济撰写的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文章有：《战国时代的重演》刊于《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后辑入《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刊于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1年12月3日，后辑入《文化形态史观》题为《形态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载《文化形态史观》一书《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刊于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9￣30期，1942年6月17日，6月24日。

雷、林二人在上列论著中，大致提出了文化演进阶段论，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文化二周、三周说，关于它们的内容学者多有评介。详见：江沛：《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辑入《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侯云灏：《文化形态我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论述——雷海宗早期文化思想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评价这些论说，它们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是否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不准备就雷、林上列论说的具体结论进行讨论，只着重就这些论说中所体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进行评估。对此自改革开放以来，重评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成了新时期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东方信徒，雷海宗、林同济的史学也进行重评，于是战国策派史学“花开二度”。一个重要的趋势，也是一个科学的走向，即把战国派的史学置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中，加以考察。

按着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向以太史公司马迁为楷模，盛行的是叙述型的历史学，它不注重理论分析，即或有一些对史事的评论，往往亦是就事论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唯科学主义思潮弥漫中国学坛，历史学领域盛行的是具有唯科学主义特点的史料学派，它是清代考据学遗风与德国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产物。战国派学者致力引进的文化形态学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史学，史料学派相比较要先进得多，它倡导史学研究的整体性与分析性，既打破国别史与断代史的界限，又重点对历史本质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强调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总体”、“系列”等等。力主中国史学向整体性与分析型转变。张国刚教授对战国策派史学这种趋向有明确的分析：指出在史料学派盛行的背景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观，或者其他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这不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无论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还是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其理论缺陷我们姑且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方式。就其性质而言，它与唯物史观属于同类。而且这两种史观都是试图对整部文明史进行宏观解析从而找出历史发展规律，两种理论都体现出强调本体论的哲学思路。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基础性作用，以经济变迁作为探讨历史变迁的主线索。文化形态史观则将这一基础位置赋予‘文化’这个要素，它以文明共时态的演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力求通过比较各个共时态的文明及其特点而找出文化发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

律。”“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出现与立足并有所成就，也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了解吸收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果说，陈寅格的文化史观着重从历史个案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那么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则主要是气势如虹地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宏观架构，他们都应该

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4](P196)

李帆则从史学模式转变的角度考察了战国策派的史学，认为“战国策派历史学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引进，使中国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新面貌。一方面，中国传统叙述型史学受到较大的冲击，历史学开始走向整体型和分析型；另一方面，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一个新的史学模式开始走上史坛，这样，中国历史学逐渐跟上世界的步伐。”李帆还具体提出，战国策派史学，有两项功绩，第一，抛弃了历史单线论；第二，推动了比较研究的开展。[5](P51￣62)

看来对如何评价战国策派的史学，需要充分开展讨论，至于如何开展讨论，笔者同意刘泽华先生的意见，“我敢断言，对‘战国策派’，其中包括雷先生，无论是当时，现在和今后都会有不同的评价。评价中的是非判断会因评价指导观念而异，会因人的志趣而异，我认为只要不诉诸行政专政，都应该有其合理的学术意义，在这里，多元的包容性应高于任何是非的判断。‘战国策派’以及雷先生的史学观念不是随时光的消失而淡化，而是经过大浪冲击之后，依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观点与理念是否正确，而是他们提出了问题，并以特有的形态进入了历史认识对象之中，而且成为历史认识坐标之一，应该说这是对史学的重要贡献。[5](P51￣62)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斯宾格勒倡导文化形态史观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在流传过程中，人们经历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加深了对它的认识与领悟，《西方的没落》一书刚一出版时，绝大多数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只是西方没落的论调，而在后来才逐渐重视《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学术创新的意义，特别是那初露苗头的文化历史哲学观点。战国策派学者所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经历了更曲折的命运，由于它们在崭露头角时，即处于被批判境遇，把它视为“奇谈怪论”，因此不能正视其学术意义。只有到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正常学术氛围中，才能不断挖掘其丰富的内涵，认识其创新的意义。当然研究者还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实属正常，但关键是要理清学术思路，端正视角，排除误解，对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会有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

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是昙花一现吗，此说不符合实际。在上世纪40年代服膺文化形态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除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之外，还有吴于廑和阎宗临。

吴于廑1941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时，就运用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的某些观点和研究方法，他在论文的引言中，特别说明：在方法上，本文不标新立异，我们只是避免因果规律的看法，将史实的发生当作一种生长或演化来看而已。这一意见显然是斯宾格勒的理论。关于西洋史的概念及其分期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第一卷引言中，曾提出看法，认为希腊罗马文化属古典文化，始于公元前12世纪，终于罗马帝国灭亡，它和中世纪延续至今的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吴于廑接受了这一看法，他在论文第一章第四节的一个注释中强调指出：“本文所用西洋历史一辞，专指公元五世纪后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历史而言，希腊罗马历史与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历史并非一系，不包括在内。此意发自德国O.Spengler，参看其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于廑在文中还曾多次引述雷海宗的有关论述，在文中的第二个二个注（即第一章第一节注二）就是参考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吴于廑据此来说明其“商代自盘庚迁殷后的国家组织，即已具有封建帝国的形式”的看法，吴于廑在论文第一章中不仅一次引述雷海宗的看法。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当他论述战国时代的性质时，不同意某些学者视六国为封建势力的看法，明确写道：“我们以为此说有未尽善处。所谓六国者，是

指战国时代的国家，依于本文之分析，战国时代亦非一封建时代，而系一诸君主集权国家并立之时代。此时代之中，社会及政治上的封建势力，即已荡析将尽，政治上虽有封君，但亦系建立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此时代又为各国奋战的时代，各国皆训练其农民为兵，兵民不分，皆于烽火之中，养成国家情绪。”这些观点皆出自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等论文（见吴文此节注104）。[6](P616￣618)

吴于廑（署名吴保安）在发表于《今日评论》第5卷12期（1941年3月30日）上的《第三期的浪漫时代》一文开头部分指出“从对文化的看法说，我们大致依傍于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那部巨著”。

从以上所述，可见吴于廑此时，在史学方法论和世界史观上接受了斯宾格勒和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吴于廑直到全国解放后，还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情缘不断，他在1985年发表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一文指出：“我们不会同意形态学派的基本理论”，“但形态学派的有些观点，从西方史学的发展看，不无可取。例如把世界史看作是许多文明的历史，这就既不同于把世界史看作是各国历史的总和，也不同于把欧洲或西欧看作是世界史的本体。又如既然欧洲文明不过是世界历史先后发生诸种文明之一，那么把欧洲历史的传统三分法加之于包括其他文明的世界历史，也就失其依据。这些都说明形态学派已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就这点而言，这个学派已经超越了前人。汤因比还区别研究‘细节的历史’和研究‘完整的历史’，主张历史学家应当保持这两个相辅方法的均衡，他感到西方他的前辈和同时代史家，偏于向‘细节的历史’这一面加权，偏于‘把历史只看作是西方民族国家文献可据的历史’，因之他提出把‘完整的历史’带进人们视力的焦点，这些论点看来都值得重视。”[7]

吴于廑在1988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写的《世界历史》这一总条目时，又把文化形态史观的某些观点视为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他写道：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朗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斯宾格勒、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的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7]

为了搞清形态学派的源流，吴于廑还专门写有《形态学派三家说略》一文。吴于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世界史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整体观念与宏观视野，他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7]显而易见，吴于廑的世界史理论与文化形态史观的世界整体论存在有一定联系，或者说前者吸取、参考了后者的理论观点。

阎宗临曾在1925年赴法留学攻读历史，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期间受到在欧洲盛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史观熏陶，在他写作的《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1941年广西建设研究会出版），《欧洲文化史论要》（1944年广西文化供应社出版），两书中，对文化形态史观多有反映。在前一著作，他明确指出“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一有机体。”[8](P105)他认为“论世界文化有许多理论，各有特点，要皆不出下列三种典型，第一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三是人与物的关系。代表第一种者为中国文化……，代表第二种典型者为埃及，中亚和印度的文化……，代表第三种典型者为欧洲文化。”[8](P104￣105)这一看法显然带有文化形态学的特征。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文化，具有浮士德式的性格，即追求“无限”和“延续”的意志，在这种意志的支配下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和占有自然界的欲望。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技术的盲目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一

是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仅被作为供征服的对象）；二是颠倒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机器和技术使人日益异化）。[9](P463￣471)阎宗临受斯宾格勒这些观点的影响，发表了类似的认识。在1940年1月写作的《近代欧洲思想之悲剧》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思想的悲剧，是文化失掉重心的象征，其结果产出不安与不定。生活是思想的反映，而欧洲人的生活上，逐渐减少了智慧与意志的成分。因为最初他们失掉了人与物的和谐，这是非常可怕的。”[7](P5)在1944年出版的《欧洲文化史论要》中，他又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而人原有的力量逐渐降低。”“机械控制自然而日常生活亦由机械完成，除实用外，对人已失掉信仰。这是西人控制自然所付出的代价。”[8](P215￣216)阎宗临这些认识，呼应了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显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阎宗临先生关于世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学界多有称赞，张炜认为与文化形态史观“联系密切的阎先生的著述在学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也有颇多可取之处。阎先生的史学观念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传统史学观念以外的某些研究内容，从而能够以新的视角，看待已经研究过的或有待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更有不少问题值得吸收借鉴，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多学科交叉的历史学研究，更好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10](P122￣131)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开始写作于1989年底21世纪初出版的由马克尧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该书的导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型。”这些论述可视为作者关于《世界文明史》一书编写原则和体系的说明。有的学者对此书的体系做了分析，指出：“此书，可以视为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11](P394)

方汉文写作的《比较文化学》根据不同文化类型，把世界文化史划分为三大类型，世界古代文化类型（上古时代—公元前10世纪）；经典文化类型（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7世纪）；近现代文化类型（公元17世纪—20世纪）。[12](P197￣296)这种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含有文化形态史观的“基因”。

综上所述，应该说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颇具影响这一中西史学“嫁接”取得了一定成果。至于两者的关联尚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在研究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服膺和借鉴一种理论和方法是一回事，而在著作中能否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又是一回事。

参考文献：

[1] 江华.文化形态史学析论[J].史学史研究,2001(3).

[2] 李孝迁，邬国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4]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李帆.“文化形态史观”的东渐——战国策派与汤因比[J].近代史研究,1993(6).

[6] 王敦书.贻书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 张炜.阎宗临和他的文化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9(1).

[11] 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1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2] 方汉文.比较文化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