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韦
第四章 《易》的“整体”思想基础（上）
《易》的思想观念是自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法则的体现；是为“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设置的规范性的认识法则与方法概念。
《易》的思想观念，是“整体”的思想观念。
“整体”的思想观，“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
在“整体”的思想观念中，存在着一个先决的思想理念或者基础条件，即，任何“事物”都具有着一定的“有限性”或一定的“范围”。
“有限性”，确切地说是“整体”性的确立或限定，其哲学意义是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的。将无边的“空间”存在化作有限的“整体”组织；将恒久的“时间”运动化为有限的“过程”阶段。总之，将无垠的“宇宙”，无数的“事物”，都化归为有限的、统一的“模式”。这其实也就是《易》存在、构筑的思想基础；并且也由此确立了《易》的哲学方法论的作用和地位。
《易》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一部“一般系统论”的专著；或者“整体”哲学思想理论的专著。只是其不是对于这一思想理论的语言化的表述，而只是对于这一思想理论的一种形象化或形式化的建立和构筑。
《易》所具备和运用的“整体”思想理论的存在是不应也不能否认的。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当中的诸多神奇“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或者说，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文化中的众多科学成就的产生，绝非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理论根基的。 一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认识中，无论自然、社会乃至一切事物都具有“整体”的特征。所谓整体特征，也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存在的“体”和一个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和影响。也可以说，任何事物──“整体”都呈现出“生命”的特征。而“生命”也只是一种较特殊的“整体”事物而已。
“整体”，一般具有着这样几个方面的状态特征。 一、存在与发展的特征
在这里，存在，是指事物的“体”；发展，是指事物存在始终的“过程”。
存在与发展，是“整体”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整体”的“空间”与“时间”的范围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表现上千差万别而已。 二、内在有效联系的特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其内在的有效“关系”而决定的。“整体”事物的内部关系是依附于自然的最基础的结构关系“模式”的。内部关系的有效，才使其得以区分出内部与外部的范围；“整体”也才得以成立。
三、相对性的内容特征
任何一个“整体”事物都有着其具体的“内容”，“整体”的内容是依附于其结构关系的。“内容”具有着相对性，或者说有常变、常新的特征。 四、必然性的功能特征
一个“整体”存在对外界的影响和作用是绝对的；其实，这也是“整体”的“内部关系”的一种体现。其既可以看作是“整体”内部“部分（小‘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作用；也可以看作是“部分”对于“整体”的关系与影响。没有不具备对外影响作用的“整体”；确切地说，在自然的“大整体”中不存在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其内部关系之中。之所以称其为“功能”，是因为其可以表现出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主动性”。 五、环境与层次的特征
一个“整体”一般都要相对的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环境”决定了所产生“整体”的内容。同时，“整体”与其相应的“环境”也就标志了一定的“层次”，一种较为特殊的和开放的“整体”事物。当然，“环境”本身通常也只是对一宏观“整体事物”内部关系的一种表述或者提示而已。其在对具体的“整体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也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传统的“整体”思想观念中具有着以上所说的种种特征因素。正如，《易纬》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实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思想的体现，而绝非信口开河或迷信思想。而《易经》的分别论述“天事”与“人事”的《上经》与《下经》之间也存在着“天人相应”的思想因素，其二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但“模式”或思想规律却基本是一致的。 传统的“整体”思想，决定了“整体”的认识论。
“整体”的认识论，就形式而言，可说是“执一统众”、“触类旁通”式的；就象古人所说的“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一样。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可以说只有未去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就其思想意义而言，可说是对于“大一统”思想的一种发挥，是“系统同构”思想的一种体现和运用。其认识思想对于过去而言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而对于现在的科学思想发展也同样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作用。
总之，在“整体”的认识论指导下，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首先要区分出其所涵盖的“范围”；其次再认清其结构形态及内容；再次则导出其发展的“范围”及功能和作用；最后再决定对其所应作的向背和取舍。（当然，对于“范围”的确认过程中首先还存在着一个“尺度”的问题，但这不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整体”的认识论在形式上只注重“联系”与“影响”；在内容或本质上重视的则是“事物”及其所具备的或可能产生的“功能”，是否符合自然的基本法则或者是否有益于或不影响我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作为“整体”的认识，其理论与方法可以说与《易》所体现的“整体”理论与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或者确切地说，“整体”思想本身首先是一种关于“认识”的思想理论。
但在这里还需提及的是，《易》的“本身”带给人们的还有另外一种“认识”的手段或方式，即，一种“内向”式的，一种对于自身认识的思想倾向或指导。虽然，这一思想倾向与整体思想倾向之间具有着难以割舍的众多联系与相通，并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趋向；但是，它的作用最终却更多的表现出消极的意义。就象一部《易经》，虽然不会有人可以一遍读懂，但是一遍与另一遍的感受却决不会相同；当然，读懂不在于遍数，而在于自身认识的发展或提高的程度。也就是说，相对于个人而言《易》的意义是与个人的思想认识同步发展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易》的著述汗牛充栋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同样，传统的“整体”思想，也决定了“整体”的方法论。
所谓“整体”的方法论，是指其所特有的“改变”事物与“创造”事物的方法理论。
从“整体”的思想理论中可以知道，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统一在一个同一的“模式”下；“部分”的改变则意味着“整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再者，“内容”与“结构（模式）”的补充与调整也同样可以造成“整体”的改变。
至于“整体”事物的创生，则是极其不便言说的。因为，其一方面是自然之中极寻常、极普遍的“事件”，是自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体现（虽然，其间的奥秘也并未被真正的揭示；但至少是可以有所理解的）；而另一方面则极不寻常，因为在自然的常规之外或生命繁衍之外的“整体”事物的创生并非不能，只是对于其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而已。
传统的“整体”思想理论，在远古时期很可能是非常完整和有效的。其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既有着偶然的因素，也有着某些必然的原因。在今天所能作的整理和解释，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其对于未来“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而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即便对于今天而言，其思想意义与影响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且，从自然历史、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来看，其再现也纯属必然。 二
《易》，可说是传统“整体”思想的杰作。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体”思想的保持和延续。另一方面，其又在尽力避免人们在运用的时候误入歧途。所以，其又存在不可说或难以说的因素影响，这也是使《易》成为一个“谜”的重要原因。
《易》的存在与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传统“整体”思想或思维方式的载体。其以其较特殊的形式，表现着“整体”思想的最一般的内涵。并使得整体思想得以广泛而深远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易》的“先天模式”与“后天模式”是“整体”事物的最一般的结构关系的形式法则。而且，《周易》中的各种“模式”或“表现形式”最终都可以简化为这两种“模式”或者“关系形式”。 在《易经》中主要侧重运用的是其“先天模式”。“先天模式”所表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形式。 这种“模式”可说是一种较恒定的“模式”，或者说，其可改变的程度较小。在《易经》中，其表现为展开了的“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又都是由“状态”和“行为”来构成的，也可以说是其内容。其共展示为四个层次，一是《易经》的全经层次；二是《易经》的《上经》与《下经》层次；三是《易经》的“卦辞”层次；四是《易经》的“六爻”或“爻辞”层次。
从《易经》的几个层次的表现来看，对于“动态模式”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提炼和发挥。一方面是对于“转折”这一特殊运动状态的把握，如，《易经》全经中的“乾、坤”与“即济、未济”；《上·下经》中的“泰、否”与“随、蛊”、“谦”与“困”、“大过”与“小过”等；再者《六爻》中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等；都无不体现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的“转折”状态。当然，其每一卦、每一爻都具有“转折”的意蕴，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趋势”，即，事物基本发展运动的方向、势态的把握。事物发展的“轨道”通常是不可以改变的；而且，即使是改变，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就要求人们不要轻意地去“改变”，这也就是其“卦、爻辞”中“吉、凶、悔、吝”的原因。同时，其在基本状态的把握方面还极注重于“中”的状态把握，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能也不应去走“极端”的。
虽然，《易经》所侧重的是“先天模式”；但其总的思想意义却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强调了对于事物发展“状态”的认识和对于“行为”的把握，其最终目的是要人们去主动、积极地创造一个“过程”；而绝对不是象过去一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宿命、唯心的思想观念。
在《易纬》中则主要侧重运用了其“后天模式”。“后天模式”表现的则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形式。 虽然现存的《易纬》作为《易》亦或《周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显得有些牵强（因为《易纬》的自身已显得很不完整），但其所表现出的思想意义或倾向仍然是较为明确的，并且是不可多得的，与《易经》的思想具有着明显的互补性或对立统一性。从而也就表明了《易》或传统整体思想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其所侧重的“后天模式”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形式，之所以说其特殊，并非是其所对应的“事物”不广泛和普遍，而是因为其所表现的几乎完全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后天模式”的核心是古代的“五行”思想；而其所体现出的根本思想含义仍然是一种有效关系的达成形式。
其更加积极的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可认识性和可改变性（《易经》较倾向于对自身的把握）。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极其罕见的。这大概也就是其屡遭“秦、隋之火”的主要原因。
《易纬》的思想意义在于其揭示了“整体”事物在其环境中一定层面上的运动、变化的成因以及作用。 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易纬》文献里，其突出表现了“后天模式”在“先天模式”中，确切地说是在自然的基本范围中的基本变化规律及其自身的状态规律。“后天模式”中的“五行”思想所寓意的是一种功能式的静态平衡的关系形式。其与“先天模式”中的动态循环的关系形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其是附属于“先天”，但又可以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先天”的关系形式。如，其《乾凿度》在名称上就体现出了一种要“凿开‘天’路”的意愿和追求，具有着要改“天”换“地”的精神信念。而其《乾凿度》、《坤凿度》、《是类谋》、《通卦验》等中所体现的“天人感应”思想则更是突出表现了以“部分”来影响和作用“整体”的思想倾向，其思想意义是极其积极和深远的。
总之，《易》的两种“模式”体系在现存《周易》中的构筑与发挥还是极其明显的，其在今天来看也仍然是非常符合自然现实的，是科学和有效的。而且，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的。
其次，《易》的“阴阳”──“辩证”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整体”思想的核心。在《周易》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正如古人所说，“《易》以道‘阴阳’”。
“阴阳”是《易》，也是传统思想观念中的最高思想范畴。“阴”与“阳”是对立统一的，其所代表的是两种相反的方面或倾向。其无论是对于《易》的“先天模式”，还是“后天模式”都是如此。而至于自然乃至于人类社会间的万事万物则更是如此。
“阴阳”观念与现代的“辩证法”观念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其在《易》的体系中运用和发挥的更加细致和广泛，并且更加形式化。如，《易经》中的“卦”的序列中，其奇、偶数“卦”，非“综”即“错”，完整表现了“对立统一”的运动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而“易图”的“阴阳”则表现的更加直观，已无需赘言；至于其文辞方面，如“无平不披，无往不复”等等，都充分体现了“阴阳”──“辩证”观念在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意义。
“阴阳”在《易》的“整体”思想观念中还体现为一种最根本的“关系”；是“先天模式”及“后天模式”的关系体系的基础。
如果从现代的，确切地说是从西方哲学思想意义上来看，《易》可以说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在《易》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是“形”与“神”和“体”与“用”的关系，其二者并行不悖。
《易》的本体具有着相对的不变性，这无论是从业已失传的《连山》、《归藏》到现存的《周易》的发展历程中，都体现了其本体形式的不变性；也无论是从现有的《易》的各类文字著述和“图式”中，都表现出了不同内容、角度和层次的统一模式。用相同的形式去表现不同的思想内容，或者从不同的内容去再现同一的模式，这正是整体辩证思想的的再现与发挥。
总之，“整体”与“辨证”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
《易》及中国古代文化是有着深厚而悠久的“整体”思想基础的。虽然，传统的“整体”思想理论并没有得以完整妥善的流传下来，但是，“整体”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左右着我们思维认识发展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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