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拱形结构的特殊意义

【摘要】 《安娜·卡列尼娜》中采用双线拱形结构，分别描写安娜与列文的不同生活道路，两条情节线表面上相互平行，互不影响，实际上两条线是有交叉、是有一个拱顶的、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是全书的大背景，而探讨在混乱的俄罗斯应当具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是作品的主题。

【关键词】 《安娜·卡列尼娜》 双线拱形结构 拱顶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史诗品格，其架构恢宏——以双线拱顶结构来描述安娜和列文二人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跳出了一般封闭性的单线结构，显示出宏大叙事的史诗风范。全面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把叙述的笔触伸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贯穿于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条叙事线索，是分别围绕主人公安娜和列文两个形象展开的。书中安娜的恋爱和平行发展着的列文对于人生探求，这两条线索始终交织在一起。两条线索各自展露了他们心灵和精神艰苦跋涉的历程，及其同所处环境的对立冲突，通过他们个人的日常家庭生活，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他们具有悲剧色彩的叛逆精神，体现时代新的思想的光焰。

小说的结构主体简单地说就是安娜和列文的故事。早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初, 俄国评论界看过小说手稿的人说小说表现了“平行发展”的两个主题, 缺乏艺术上的“建筑学”，这种说法后来在西方评论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在托翁还在世的时候俄国评论家就曾指责说：“《安娜·卡列尼娜》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两部小说”，“作者在叙述着两个故事时时采取‘两朵花开，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这样就容易给读者以结构松散的感觉，所以，有的教科书说，这种结构方法，‘将安娜这条到一定得时候，又换上列文这条情节线，则中频繁交替的结果，往往在成某一情节的经常中断，并不是可取的’”，

【1】“‘康斯坦丁·列文的故事’是‘勉强插入安娜的故事里去的’”，“作品没有一个精心的结构构思”。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德国批评家查别尔、法国作家布尔热等都发表了更为偏激的观点。对这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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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反驳，时常要借助托尔斯泰自己的辩护，他说：“这部小说不仅不是没有结构，他却正好以结构

【2】托尔斯泰本人在1878年致做到天衣无缝而感到自豪”，“圆拱衔接得令人察觉不出哪是拱顶”。

拉钦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看法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恰巧就是为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就是我所致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接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交往）, 而是靠一种‘内在的联系’”,【2】反驳了这些对小说结构问题的指责。

说是“平行发展”，说“两个故事”都是没有真正理解小说的结构的观点，正如托翁自己反驳这些观点时所提到的“内在联系”、“圆拱的衔接”，到底联系和衔接在何处呢？是什么理由让这几种观点不攻自破呢？

一 奥布良斯基——拱顶上的纽带型人物

从小说情节表象来看，在安娜和列文故事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关系人物，他就是奥布良斯基，“他与小说所有主要人物，都有不一般的关系”，“奥布良斯基充当对反映人物命运发展和情节推移的纽带是极为合适的”。[3]小说开宗明义地写道，“在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警句式的议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奥布良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言简意赅，是理解整个作品内容的一把钥匙，同时它又和“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这句经列宁引用而称著的话遥相呼应。从情节发展上来看，奥布良斯基的轻浮放荡的行为，首先造成了他自己家庭的“混乱”，这一混乱又使得一连串的混乱接踵而来，安娜为调解他们的夫妻关系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在这里她同渥伦斯基相遇, 于是渥伦斯基抛弃吉蒂开始追求安娜，吉蒂为渥伦斯基的变心，更为自己刚刚拒绝了列文的求婚而悲恨交加，列文则带着失恋的苦恼和羞耻之情回到乡村……结果是，奥布良斯基家的混乱，似乎在安娜的撮合下暂时得到平息，但是更大的混乱却在卡列宁、谢尔巴茨基、列文、渥伦斯基等家庭中出现了。奥布良斯基是一个与他的日常环境十分相融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毫不自觉地堙没在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的巨大网络中，奥布良斯基“并没有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己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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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的的样式，而只是穿着大家都在穿戴的”。他所习惯的根本人生原则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掉自己”。这是一个典型的媚俗型的人物，在人生的不知不觉中，他融于世俗，融于日常事物，也就是在日常生存环境中遗失了个体生命的任何独立自主性，丢弃了自我意识。环境正是他唯一的身心庇护场所：他得到所有认识的人的欢心，甚至因他与家庭教师的私情而引得家中大乱时，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妻子的心腹都站在同情他的那边。他不自觉地融入环境并被环境安全庇护，这是因为社会环境正是由无数个类似于他的众生所构成的，他们彼此胶粘，以巨大的集体无意识约定俗成地搭起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俗流之家”。对芸芸大众而言，这一环境既非十分善良，也不特别邪恶，它只是中庸自处，表现为那些普遍的人所共知的行为准则。但是对任何一个独立于它的生命个体，它时刻都是铁面无情的，安娜的悲剧、列文的孤独都与之有关。因此，奥布良斯基在小说中的实质作用不仅是纽带性的，它更是背景式的。

如果把奥布良斯基的日常环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暗淡的苍穹的话，那么安娜执着于爱情的悲剧

【4】两条轨迹载负的与列文人生探索的持续则是这一穹宇内两条异常强劲亮丽的生存“突围”轨迹。

是限制人的生活追求的固步自封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一社会关系对人的沉重压制。安娜与列文“对于周围的人的道德所表现的不满，以及过另一方式的愿望，使安娜和列文结合起来”，[4]在现状中不满且又心有所望的主体状态注定了突围求生的生命本色，在缺乏情节交汇和主要人物交往的两条线索之间还有着一种遥遥相惜、相互照望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安娜展示的是一线自然生命的突围之旅，而列文讲述的则是一种自为生命的突围之征，前者不自觉地对真挚爱情的坚定执着，但因缺乏对人生不幸的自悟和超越，在跌入爱情无望的困境时无以自救，最终归宿于生存的无助与否定，后者基于一种自觉自悟、不断超越的智性生存精神，持续着对人生的诸多探索，其中就包括对体现自然生命至高天性——爱情的认同和追求，并最终能在爱情人生的顺达中直面生命的意义，且以直逼死亡的姿态达成了对生之意义的彻底慧悟，对失意人生的终极超越，从而达到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升华。两线中同时存在着对爱情这一生之自然天性的强烈固守，深层的生命认同构成了两故事遥遥相惜、相互照望的中心光柱，具象地表明了安娜与列文之间意义取值的内在关联——以列文与安娜同等本质但却获美满的爱情追求肯定了安娜自然生命的纯真恋曲；同时又以安娜“为爱是生”的悲剧之终揭示列文，生命即便是在顺达的时候也依然没有自足，揭示他必须多方探索，持续超越的自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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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之间的结构建架犹如拱形中对称的两弧，虽无彼此的交叉但却在互为支撑中相互反映，两故事又殊途同归地进行着对一个终极问题的探索，那就是人如何在不如意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独特意义，从而摆脱失意、虚伪和妄想，走向人生的幸福、圆满。

二 安娜与列文两条线索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

小说的两条基本情节线索，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紧密相连。每条线索的主要人物之间有着各种联系，小说是靠着各个人物之间联系，靠着人物之间的冲突关系、对比或主从关系，来反映着那个社会的生活现象和生活过程。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小说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所反映的当时俄国社会在经济领域内的历史性变动，以及贵族地主阶级在这种变动之下的不安与探索。以安娜为中心的故事则是更多地反映了当时人们道德伦理观念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引起的传统家庭关系的瓦解。安娜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年青女子，温柔纯朴，热情直爽，在她身上具有超凡脱俗的高雅素质，她圣洁的心灵深处，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使她对生活有着敏锐而细腻的感触和体验，有着不同世俗的独到认识和见解。这种品质使她产生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幻想和渴求，于是她奋不顾身地去执着追求。因此，托尔斯泰匠心独运地把安娜的爱情生活放在她结婚之后来描写，从婚外恋写起，这样就强调了她高出同时代女性的境界，她把婚姻视为坟墓，安娜这种蔑视环境桎梏的勇气，无形中增强了这个形象震撼人心的内在力量。与渥伦斯基相遇之后，潜伏多年的感情发生着急聚的变化，她痛苦地感到她的家庭生活像是牢狱，“八年来，他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一切东西”。她率直、坦诚、毫不掩饰，这不是幻想，而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精神自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同情又谴责。他一方面认为安娜的追求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安娜又是缺乏理性的，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

与安娜的恋爱史平行发展着的列文这条线索，是列文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认识、探索和理解的过程。托翁巧妙的让安娜从家庭生活这个角度，而让列文从社会各种生活的这个途径来反映社会内容，安娜的生活展现的是城市生活，而列文就是展现的乡村的画卷。列文是一个不同于城市贵族的庄园主，他极力避免复杂的外部世界，期望生活在一种富足、平静、如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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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田园牧歌式的环境里，他善良、纯朴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的一面，使他能够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力图缩小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努力保持同劳动群众之间的经常性的联系，甚至同劳动人民一起参加劳动，从而减轻对农民的负罪感。但是这种以维护土地占有制为前提，以“爱仇敌”和“勿抗恶”为核心的社会改良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列文的改革与计划最终失败了，痛苦和怀疑不断折磨他，他想了解人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没找到答案，也就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最后他在宗法农民身上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

安娜和列文都力图寻找到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安娜选择了爱情幸福作为人生的归宿，列文则努力去寻找超越个人欲望和利益的人生真谛。两种人生抉择、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形成了这两条情节线的内在结合点，也决定了两条情节线的必然走向。安娜的情节线终止于象征资本主义文明的火车轮下，标志着她的人生道路不能通向人生的理想境界，列文的情节现在基督精神的照耀下向着人生高远的目标延伸。

三 城市贵族生活与庄园贵族生活的差异

安娜与列文两条线索集中体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中城市贵族与庄园贵族之间的差异。安娜的生活体现了城市贵族上流社会的虚伪、腐败，作品京城中存在着三个社交集团：一个是卡列宁的政治官僚集团，是一群勾心斗角、结党营私之徒；另一个是莉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的集团，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第三个是培脱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集团，是一些腐化放荡和撒谎成性的男男女女。三个集团都浸透着伪善的习性，在他们当中丈夫欺骗妻子，妻子背叛丈夫，贵族仕女们几乎人人都有“外遇”，所有“合法的”家庭外面几乎都有“非法的”婚姻补充形式。安娜不愿随波逐流，而要求解除旧的婚姻关系，明白正当地缔结新的家庭，于是触犯了这个讲究“道德”，实际上腐败透顶的贵族社会，以至于受到它的制裁。而列文的追求则代表了庄园贵族的的生活追求，他们对俄国的现状感到焦虑，又把宗法制当作是理想社会生活制度，赞扬自足的经济反对都市文明，但是对于农村的分化、贵族地主的衰落又感到忧虑。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富足和农民的贫化是不公平的，因此力图找到普遍富裕的道路，主张贵族地主应该与人民接近，调和矛盾，合作经营，“以人人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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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相互调和和一致来代替相互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先从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5]但是这种避开资本主义道路，保留宗法制农村的主张终究是一种空想，空想一旦幻灭就是悲观失望，例如列文就曾经因为空想的幻灭而想到自杀。

另一方面，安娜的故事与列文的故事又同样是那个反映了贵族阶级中正直而“有心灵的”人物对个人幸福道路的探索，只是他们的直接目标与探索方式不同。安娜所追求的是一种有着真挚爱情、有着精神自由的家庭幸福；列文所探索的则是生命的意义，是要怎样生活才能“觉得问心无愧”。如果说安娜的爱情追求在上流社会的压力与影响下，最后以悲剧告终，那么列文的精神探索，却最终找到了“答案”： “按照上帝的旨意活着”，“为了灵魂活着”。虽然列文所寻得的答案依然不过是一种空想，但他的思想归宿却是作者给安娜的追求所提供的答案。因此，不禁要说两条基本线索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是紧紧相连，更重要的是作品通过这两条线索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的“内在联系”、“圆拱拱顶”就是靠这种思想内容上的联系来衔接的。关于小说两条“平行”的线索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不是“平行”而是两条交叉发展、紧密相关的情节线索。

四 小说两条线索围绕一个中心展开

两条线索安娜故事与列文故事，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根据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家庭和社会的混乱不过是当时俄国封建社会一切旧秩序的急速崩溃与资本主义关系迅猛发展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在家庭关系上的反映，整个社会都感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作者要表达这个中心，反映如此复杂的杜会矛盾，表现如此广泛的时代内容，西欧长篇小说那种传统的封闭式结构显然已经不适用了，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如果说艺术作品的内容可能是不可穷尽的多种多样，那么，形式也是同样的情形。”因此, 托尔斯泰便以艺术革新家的姿态出现, 一反长篇小说艺术上那种单一的连贯发展的情节和单一的男女主人公的准则，创造了一种有两条基本情节线索，有多个男女主人公的结构新颖的新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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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草婴曾经指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背景是1861年俄国沙皇实行‘农奴制改革’之后，当时，俄国要求改革与要求社会进步的呼声日益高涨。《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之下。安娜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既受到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要求个性解放；另一方面又不能见容于顽固的俄罗斯封建社会的传统势力。所以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书中还写了一根‘副线’——列文代表的进步人物的改革要求，反映了俄国社会上两种思想力量的矛盾与斗争。有人说，这也是托氏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写照，反映了他在当时社会处境下的忧郁、苦闷和彷徨。尽管如此，托尔斯泰还是以他的艺术家天才，以他的‘大手笔’为读者揭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想冲突的历史画面。人们说‘要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两种思想冲突与斗争，不能不看《安娜·卡列尼娜》’。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托尔斯泰自己也陷在苦苦的探索之中。他亲自跑到欧洲去考察、寻找，然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出路。”

“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至少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刚刚开始安排’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像英国那样吓人的怪物”。[6]托翁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场空前剧烈的社会变革的本质和意义，自然也不可能给“一切都混乱了”的社会指明出路，他只能以他特有的“宗教意识”作为拯救乱世的灵丹妙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题词和列文在最后探索到“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的“善的法则”，一正一反地辨明了作家的意旨。

这一正一反正是由安娜和列文两个情节线索来表现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题词，是针对安娜情节线的，托翁曾经明确地解释说：“我选这句题词，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只是为了表达那个思想：人犯了罪，其结果是受苦，而所有这些苦并不是人，而是上帝的惩罚，安娜对此也有切身体会。”安娜追求个性解放的爱情生活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是犯罪的行为，结果收到了上帝的裁出惩罚。从安娜的情节线，作家告诫人们，一切违背上帝旨意的情欲和纷争都是罪恶的，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就是从反面宣传了他的“宗教意识”：顺从上帝、宽容忍让吧，人类的幸福在于相互团结。列文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个正面形象，作家把自己的思想和生命意识赋予了这个人物。罗曼·罗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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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较之托尔斯泰创造的许多其他人物，列文更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予他自己的思想，而且把他自己的生命也赋予了他。”列文身上寄托着托尔斯泰对社会、对人生的观点和评说，体现出作家的探索和追求，浮现着他拯救“一切都混乱了”的乱世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上帝”；要像费多尔所称道的而为列文所崇拜并深受启迪的那个弗克尼奇大叔一样，“有人欠了他的债，他就把人家放走了，他自己反倒困难了”；就要求每一个人把“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加到生活中去”，“爱人如己”。总而言之，就是“为上帝，为灵魂而活”——这就是托尔斯泰“对生活的崇高的理解”，是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意蕴所在，也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线。

安娜的情节线，从反面说明了这个中心，列文的情节线，从正面体现了这个中心，这就是托尔斯泰在构思这部作品时的独具匠心，是足以引以为豪的。那种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不是一部，而是两部小说”，“其中并行发展着的是两个互相不相干的庄严主题”的理解，离作品的客观实际实在是太远了！两条线索都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如果缺少任何一条线索，小说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映就不全面、不完整。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

[2]宁子红.圆拱的拱顶到底在哪里——谈《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梧桐师专学报，1995，1.15页

[3]倪蕊琴编.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3页

[4]彭小燕.生存的“突围”——试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双故事结构及其意蕴 .零陵师专学报，1997，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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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687页

[6]戴启篁. 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 .广西：漓江出版社，1982. 9页

[7]周杨译.安娜·卡列尼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8]贺天中.《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探论. 襄樊学院学报，2004，4.74页

[9]郑克鲁主编 .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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