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论视角下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

作者：胡琨

来源：《办公室业务（下半月）》 2018年第8期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档案文化传播的繁荣，同时也促使档案资源建设领域产生变革。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相辅相成，“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档案资源的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本文结合“社会互动论”的理论视角，窥视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文化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实现。

【关键词】互动论；档案资源；档案文化；档案传播

在“社会互动论”中，“社会互动”被解释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行为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微观社会学层面，“社会互动论”又被称为“符号互动论”，其核心主张是“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共生，相辅相成。因而，在倡导加强档案资源建设的同时强调档案中的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实为基于“互动”的统一性战略思考。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档案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档案资源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

一、以“文化价值”为内核的档案资源建设

（一）档案资源建设的结构与趋势。档案的资源结构本已十分复杂，近年来，伴随信息时代的跨界与融合，又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档案视域。从档案资源建设主体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国家档案资源和社会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类型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行政-司法档案资源（包括公文档案资源、民生档案资源等）和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包括口述档案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名人档案资源等）；从档案资源建设地域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城市档案资源和乡村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介质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实体档案资源和数字化档案资源。在我国，国家档案资源概念由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毛福民在2002年提出。后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档案资源的概念，即“由社会组织、家族家庭或公民个体形成、所有并管理”，并认为社会档案资源“区别于国家档案资源，倾向于公民个体个性化档案服务的新型档案资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开放性和社会性”。这与国际档案界积极倡导的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理念相一致。近几十年来，西方档案界从强调档案的司法-行政属性逐渐转向重视档案的社会-文化属性，尤其注重档案文化资源的建设和档案的社会公众教育功能。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人们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做出回应，或者以共有和交互的方式行动。社会互动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部分。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而这些成果又必须通过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得以传承。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口述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人档案等社会-文化资源将成为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档案的官方文化回归到社会记录的本质上来，突显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

（二）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国外学者U·O·A·埃思认为：保存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档案对产生它们的国家的文化价值，档案是人民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领域上占据一定的位置。从文化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档案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档案资源建设围绕“文化价值”内核，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档案资源收集的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澄清关于档案本质属性及其对社会价值的模糊与混乱

认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认为，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就包括文化的各项构成要素，符号、价值观、规范、约制和物质文化等。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有语言、文字、校徽、旗帜等。如上海市教委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把上海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如我国中央档案馆等7家单位共同整理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些档案体现了人们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价值观。规范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规范包括社会习俗、民德和法律。如云南省曲靖市为记录和保护“刘兴帮把式舞”“彝山上的弦音”等特色习俗，专门建立“曲靖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影像档案”。约制是人们被迫遵从社会文化，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如各级各类档案馆都将部门工作条例、规章制度纳入归档范围。物质文化是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形态，如书籍、衣服、工具等。如我国众多高校档案馆设置了实物档案分类，收集名人字画、奖杯奖状、荣誉证书等。

二、以“档案资源”为基础的档案文化传播

（一）档案文化传播新的时代特征。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利用，档案文化传播是实现档案资源全民共享的最有效举措之一。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档案文化传播日益普遍和活跃。同时，档案文化传播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首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的大众传播提供了现实性与可能性。近年来，档案的社会记忆观逐渐被档案学界关注并接受。档案文化的社会记忆与社会建构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主体参与。传统的档案文化传播模式是以官方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式，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群”进行大众传播。因而，新型的档案文化传播模式将是官方为主的自上而下式与大众为主的自下而上式的结合。其次，“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档案文化传播的途径与内容。在前互联网时代，档案文化传播途径主要依赖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多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形式较为单一。而在“互联网+”时代，伴随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社交自媒体的兴起，档案文化传播的途径得以拓宽，录音、录像将与文字、图片共同构成立体丰富的档案文化传播内容。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丰富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形式。传统时代，档案文化传播以编研书籍和图文展览为主。“互联网+”时代的档案文化传播借力新技术，可通过网上展览、开放电子档案信息、及时与大众互动等形式展开。

（二）档案文化传播的基础资源构成。档案文化传播必须依赖基础的档案资源，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新时代“互联网+档案”的文化传播模式，不仅是简单地通过互联网“传递”档案文化，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加深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基础工作的紧密结合。笔者认为，档案文化传播的基础资源构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的纸质档案资源。以文字为主的纸质档案是档案文化传播的“恒定”资源，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大部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将不复存在，更谈不上传播。第二，新兴的数字档案资源。数字化时代档案资源多样化与丰富化已成为趋势。电子文件、声像档案等资源的形成为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同时，在“浅阅读时代”，声像档案资源丰富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内容，提高了档案文化传播的速度与效果。第三，特色的实物档案资源。实物资源因其“文物”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档案部门的主要资源建设范围。事实上，由于部分文物和档案难以区分，一般采用服从事实原则，即由文物部门发掘和保存者，归属国家文物部门，反之，则归属国家档案部门。第四，非遗、口述等文化档案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述历史等是档案文化传播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基础，若将对这些资源的保护与文化传播运用得当，可构成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

三、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的“互动”

（一）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的“互动共生”。按照社会互动系统论的观点，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常常通过与外部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自身的结构、功能并发生作用。同样，档案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有很多子系统构成，形成合力并发挥功能。其中，档案资源和档案文化都是该系统中的子系统，共同对该系统功能的发挥起着积极作用。因而从理论上来说，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应该是互动共生的，档案资源建设奠定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基础，档案文化传播的发展又促进了档案资源建设的实践统一性。“教育工作坊（Education Workshops）”是英国国家档案馆特色的档案文化传播项目，旨在开发利用馆藏历史档案资源向中小学生传播英国档案文化，其教育团队通过在线数字教育课程可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学生进行互动。其中，不列颠与大屠杀（Britain and the Holocaust）课程通过向学生展示外交部1942至1944年间收到的电报、无线电广播和报告等档案，让他们了解纳粹的侵略事实以及英国政府的反应。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是中国档案学创立者和奠基人吴宝康的家乡。2017年，为纪念吴宝康先生百年诞辰，湖州市南浔区委、区政府充分挖掘档案资源，拍摄了以吴宝康为主题的国内档案界首部知名人物纪录片《他是一座山——新中国档案教育开拓者吴宝康》，通过镜头向大众传播了中国档案学界一代宗师的革命生涯和他为新中国档案教育和档案事业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生。与此同时，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通过采访吴宝康的多名亲属、同事、学生和生前好友，也留下了大量的口述档案和声像档案，以文化传播为契机，开启了档案界知名人物档案资源建设的新篇章。

（二）发挥档案文化传播对档案资源建设的反向指导作用。社会互动论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该理论提出者库利认为，“镜中我”也是“社会我”，传播特别是初级群体中的人际传播，是形成“镜中我”的主要机制。一般来说，这种以“镜中我”为核心的自我认知状况取决于他人传播的程度，传播活动越活跃，越是多方面，个人的“镜中我”也就越清晰，对自我的把握也就越客观。由此看来，档案文化传播犹如档案资源建设的一面“镜子”，加强档案文化传播，能够反观档案资源建设，随着文化传播的广泛与深入，档案资源建设的定位也将越来越清晰。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由法可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外，还应采取传承、传播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江苏省张家港市在非遗传承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现，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需要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建设。于是，他们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组织并指导非遗传承人家庭开展建档工作，通过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档案等形式，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截止2017年底，张家港市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已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市档案局也建立了专门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对非遗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在第二届中国（张家港）长江流域民间艺术博览会上，张家港市非遗项目传承人家庭档案更是登上民博展台，向来自长江流域12个省市的200多位民间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展示了档案在非遗项目传承保护中的独特作用。

四、结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档案文化传播的繁荣，同时也促使档案资源建设领域产生变革，以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也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档案记录、保存、保护、传播文化，是国家、民族乃至全

人类的文化财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文化传播共同作为“记忆工程”和“文化工程”受到国家上下各级各类档案馆的重视。档案资源建设重点在于记录文化、保存文化，而档案文化传播的重点则是保护文化、传播文化、共享文化。若二者能够建立起长效互动机制，抓好档案各类原始资源的积累，注重传播让全民共享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则无论对发展我国档案事业还是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