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对民族共同语的影响

文学院 对外汉语0811 柯天怡（08302112）

摘要：文学作品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文学作品在普通话中留下的痕迹。本文结合了文学作品从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文学作品对普通话形成的影响以及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影响力。以便全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内现行汉字、拼音、词汇、语法等的规范水平。 关键词：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文学作品；语法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

汉族早在先秦时代就存在着古代汉民族共同语。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有弟子三千，分别来自四面八方，其语言各异，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

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

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也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北京话有

着特殊的地位。唐代，北京地属幽州，是北京军事重镇；辽代，北京是五京之一；特别是金元以来，北京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化的影响逐渐显著，其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作品更多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

普通话已于1982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

二、文学作品对普通话形成的影响

早期的文言文跟先秦的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论语》、《孟子》中记录的对话，大体就是当时的口语。《左传》、《史记》也是在先秦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口语不断发展创新，最后终于导致与口语完全脱节，比如口语里早就用“的、了、吗、呢”但文言文里还是用“之、乎、者、也”。到了唐宋时代，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产生了。唐宋以来用白话写作的各种文学作品很多，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语录，宋、元的话本，以及宋、元、金的诸宫调和元曲。

唐代变文，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变文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

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 《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 准音的地位。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明、清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

到了现代，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上说“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甚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定出来的。凡是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绝不是教育部的公告定得出来的。

三、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

语法规范的书面语是以典范白话文著作作为标准的。这里的白话文就是指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贴近口头语言的书面语言，这样就排除了文言文，也不包括那些文白夹杂的新文言，虽然文言文也是书面语，但不是白话文，不能作为语法标准。

白话文著作很多，有古代的、有现代的，前者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属于近代汉语的旧白话文，同现代汉语语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差距，因此不能用作语法标准。这里的“现代白话文”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白话文著作。

作为语法规范的书面语著作必须是典范的。并不是所有白话文著作都可以作为语法规范的标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典范”可以作如下理解：

①具有广泛性，具有代表性，长期为人传诵，能够成为使用语言的楷模； ②它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使用的是现代汉民族的文学语言，吸收了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的精华，对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③使用的语言精密、完整、正确，其中的一般用例是规范的，是典范的，不是著作中的全部用例，更不包括其中的特殊用例，因为即使是典范的著作，毕竟是个人的作品，个人使用语言的反映，其中难免有不规范的词句，所谓典范，是就其著作的整体说的，不是就某一个具体的句子而言的； ④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初稿是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月刊1952年7月至1953年11月连续发表的《语法讲话》。该书使用例句注明作者的共六十二人。引用例句条数按从多到少顺序排列:老舍二百八十八条,赵树理二百五十五条,毛泽东二百三十三条,杨朔一百五十五条,袁静一百三十六条,鲁迅一百二十七条,曹禺八十七条,杜鹏程三十二条,周立波十九条,丁西林十八条,欧阳山十一条,巴金、叶圣陶、高玉宝、王向立七条,卢耀武六条,马烽、刘白羽、矫福纯五条,茅盾、朱自清、崔八娃、马烽和西戎四条,王希坚、魏连珍三条,冰心、萧红、孙犁、王愿坚、康濯、何永鳌、萧高嵩、西虹、韶华两条,郭沫若、阳翰笙、安子文、李准、杨尚武、洪灵菲、周恩来、薄一波、峻青、蓝光、萧平、张仲明、田流、吴梦起、陶怡、曹克英、鲁彦周、黄文俞、王西彦、韩旭、闻捷、胡考、白原、任美锷、许寿裳、梅阡、《老残游记》、《官场现行记》一条。

四、结语

今后全民族标准语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势必要借助于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和流传，以便全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内现行汉字、拼音、词汇、语法等的规范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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