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婷 申朝晖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9期
胡 婷，申朝晖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地域差异是导致文学创作风格有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北方文学、东西部文学之所以得以命名，正是源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然而，南北方文学、东西部文学之间也存在相互交融的现象，成为地域分野中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促成主流文学样式的发展，同时，独特的文化也铸就了极具个性魅力的文学品格。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地域文学的精魂之所在。本文试图以自然地理坐标系为参考系，浅析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与当代多元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地域；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0-03
多元特质的地域文化铸就了作家们迥异的文学修养与文学气质，厚重浓郁的地域文化情结融汇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个性十足的文学风格，韵味独特的地域风情为绚烂的当代文坛开启了一扇极具魅力的文化之窗。作家身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汲取的文化养料也就各具特色，文学创作风格必然丰富绚烂、缤纷多彩。当代文学佳作倍出、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与作家所浸润着的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东西南北作家群才为当代文坛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学盛宴，小范围内的省际文化也以清雅别致的姿态在文学殿堂上轻盈曼舞。
一、交汇相容的南北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地域范畴演绎着独特别致的文学风范，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文化成为文学之魂，文化素养的地域差异性酿就出独一无二的文学场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得来的南北文学，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对于南北文学特质的界定古已有之，北方“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1]，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北方文学注重对现实主义表现技法的运用，而南方文学则多以浪漫主义文风取胜。然而，经过几千年创作历练的中国文学，北方文学原本以求实稳重为主，南方文学以瑰丽柔情见长的创作定律逐渐得以突破，实现了南北文风之间的相互融汇与彼此渗透，文学因地域环境而导致的本质差异性也逐渐得以消融。超越地域局限对文学创作的禁锢，摆脱既定的文化模式，打破狭隘的文化地域观，实现文学创作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代南北文学最具创新性的创作尝试。
当代北方文学的实力派唱将非“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莫属，在他笔下北方文学早已被深沉冷静、浩然雄浑的文风所定格，北方文学刚烈化仿佛也成为读者固化的心理认知。然而，同样是身处北方的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却将南方文学中柔情浪漫、曼妙多姿的审美情趣注入北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为当代北方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宜人的文学雅风。南方文学特有的婉约柔情在北方作家笔下穿梭行驶，作品被赋予更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韵致。孙犁在当代文坛上的创作实绩，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钳制，是对长期以来北方作家书写北方文化固有认知的突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他笔下的主人翁一反北方人豪放
刚烈的禀性，特别是作品中的北方女性形象，更是似水般柔情婉转、灵动可人。《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及其他的女子，用她们北方女人原有的南方气质深深打动了读者，相较于赵树理笔下“模式化的北方女性”，孙犁笔下的女性突破了原本对北方女子的固化塑形，拓宽了阅读者的认知视域，作品中清水悠悠的乡村风貌更颠覆了传统北方黄土漫漫式的地域感知。孙犁的“荷花淀系列”以清新宜人的南方文风，为北方文坛注入了具有活力的文化血液，削弱了北方文化在作品中的控制力和张力，超越了文化认知领域中的既定创作模式，实现了南北文化在北方作家笔下的合流，为北方文学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在北方文化熏染下的孙犁扶植起一个“荷花淀派”，这个充满清雅与浪漫的文学流派已成为“北方柔情”的代名词。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顾燕人款曲，自有其和声软语，刚中之柔”[3]。“刚烈”已不再是北方文学的专属修饰词，“刚中带柔”一词似乎更能概括出当代北方文学的创作特色。
南方作家也并非一如既往地顺服于似水般婉约的南方文化，在刚烈、雄浑的北方文化中探寻别样的文化品格，成为众多南方作家的创作共识。正如钱老先生所言：“吴人怒骂，复自有其厉声疾语，又柔中之刚矣”[4]。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原始机制纳入自己的创作思维与实践，在南方以柔情温婉为主旋律的文化土壤中，融入了北方民族最具魄力的韧性因子，为南方文学的发展开辟新的视野，于柔情中见刚烈之风成为当代南方文学推陈出新的创作实绩。当代南方作家的创作，尤以两湖作家的创作为代表，极易寻觅出北方刚烈文化的影子。两湖地区自古以来就隶属于楚国，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文风成为楚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屈原的《离骚》更是融贯楚文化张力的巅峰之作，神秘、瑰丽、奇谲在作品中得到极大限度的展示。然而，随着文学创作步入当代，这样的创作惯例才逐渐被打破，南方作家将北方文化的地域基因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建构了一道靓丽新颖的文学风景线。刘恪《红帆船》中那些“性子暴，重义轻生”的船夫们，唐浩明《曾国蕃》中湘军血战的豪壮宏伟场面，作品中皆充溢着北方豪迈的文化气息，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刚烈”之风韵。北方文学南方化，南方文学北方化，作家们纷纷摆脱了传统一贯的创作陈式，文化之间的互融推动着南北文学向一体化进程迈进。
二、合流共进的多元文学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大家族里，南北文学的绚丽多彩、交融合流，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华丽的文学盛宴。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性与长久积淀的文化心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东西部文化的迥别更多的是与经济发展有关。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自然经济体系便遭到了破坏，东西部经济的不平衡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愈加明显，东部沿海城市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在文化层面上也逐渐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作家的作品更多的充斥着繁华文化因子。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远，文明程度远不及东部发达，这也就决定了作家文化认知的局限性，因而，东西部作家的创作似乎很难实现彼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文学发展到当代，东西部作家创作内容的差异性，似乎并没有因为现代文明向内陆的延伸而消失，虽有文化互通的遗憾，然而，东西部作家创作与南北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又为文坛填补上了新的亮点。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于“北方文化”的范畴，然又濒临黄海，与“东部”结缘，山东成为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集结地。在山东作家的笔下承载着两种文化精髓，所以山东作家笔下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蕴含都市文明的“狂野”元素——张炜《古船》中凝重的文化底蕴，在隋、赵两家人身上的到彰显，然而，现代文明的浸润也成为文本的亮点；莫言《红高粱》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野蛮与文明的冲撞，将北方文化对原始人性的认可与东部文化对社会化人的规约紧密衔接在一起。山东作家群的创作集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于一体，为当代地域文学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
西部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的地域文化，将文学作品放在多种文化背景之中，提升作品的文化底蕴，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主旨成为文学家新的突破。西部与南方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融合的现象在作家创作中尤为常见。陕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势必会受到南方文化与西部文
化精神的感染。处于秦岭以南的陕南，既属于南方文化的辖区又隶属于西部文化之中，陕南作家的代表人物贾平凹，将南方特有的气质与西部独特的文化内蕴融汇于作品之中。陕南碧水青山、苍松翠柳的自然景观，浪漫柔情、婉约灵秀的人文景观，以及西部文化稍逊于东部文化的保守与冷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示，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成为其作品的精髓，灵动的地域特色为他的作品添加了浪漫奇谲的文化气息。“他曾发表了一系列风格诡异的魔幻之作——《龙卷风》、《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烟》……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写得亦真亦幻，或写得荒诞不经，都意在展示神秘文化心态的深不可测，寄寓高深玄奥的禅机、佛理”[5]。贾平凹的系列作品将西部简单朴素的文化气质融贯于南方浪漫奇谲的文化韵味之中，演绎出西南文化交相浸润的文学场景。
北方文化与东部文化的结合、南方文化与西部文化的汇合，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中固有的、单一的文化模式，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作家创作不再受特殊地域背景得限制，当地域文化成为作家们的共享资源时，当代文学才能够实现飞跃式发展。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地域文化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也成为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色泽底蕴。当代文学作品所充斥的文化氛围，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文学中单一、乏味的文化浸透，作家跨地域式的文化情结成就了作品的文化属性。
三、个性十足的地域文学
地域文化因各地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的不同，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的独有文化内涵。从大的范围可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四个板块，即前面两部分已经阐释过的“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东部文学与西部文学”。从较小的范围来审视地域文化的话，就不能简单笼统的用四部分将其概括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各民族的血液之中，每个民族都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存在，即便是在大一统的汉民族，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文化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领域中最为神圣的情结。
在当代文坛上，地域小说的创作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1979年河南作家李凖发表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卷，意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6]，探究“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7]的文化思索。小说歌颂了黄河沿岸民众身上所蕴含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黄河文化孕育下的河南地区所承载的精神禀赋。随后，以挖掘民族文化根脉为重任的作家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率先构建了地域特色鲜明、令人心驰神往的“高邮世界”。同年里，刘绍棠发表了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是一曲烽火战争年代的田园牧歌，描绘了京郊古运河边百姓们的似水柔情与古道热肠，浸透着水灵灵的水乡情和古诗意，成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
1981年至1984年期间，地域文化小说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卷席着整座文坛。张承志的《黑骏马》是一曲深沉感人的草原壮歌，藏族文化的神秘难测性得以凸显；邓友梅的《那五》开创了“京味小说”的崭新诗篇；陆文夫的《美食家》是“苏味小说”的代表作；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充满黄土高坡的自然人文景致；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打开了别致的商州文化之窗；林斤澜的《溪鳗》成为温州地区文化的精华版。众多作家皆揭笔而起，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在文化领域中为文学的发展找寻亘古不变的精神气质，探寻承载文学之根的源头文化。
1985年至1986年的“寻根热”是“地域文化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收获期，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系列文章，旨在从神秘的楚文化之中发现文学之根；王安忆的《小鲍庄》重在从儒家的仁义文化中找寻民族文学的源头；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三王系列”，试图从道家的无为思想之中挖掘文化的支柱。“刘恒的‘洪水峪系列’，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方方、池莉的
‘汉味小说’……都是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中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的。”[8]在当代文坛上受到“地域文化小说”创作号召的呼唤，大批作家皆走上了这条写作道路，在内蕴深厚的地域文化中开拓文学创作的新天地，个性化的地域文化是作家作品最浓郁的精神品格，文学因文化的衬托而显厚重，文化因文学的装扮而更具魅力。
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契机，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含蕴的文化品格铸就了绚丽多彩的文坛景致，极具个性化的地域文化，在自己厚重的文化沃土中源源不断的为文学供给精神养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结合、彼此合流形成特色别致的文学风景，打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为作家的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所形成的极具地域风情的文学作品，同样成为当代文坛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促成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A].刘师培辛亥前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88.400.
〔3〕〔4〕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79.61.
〔5〕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J].文学评论[C].1992（5）.
〔6〕〔7〕李凖.黄河东流去[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2.
〔8〕樊星.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6.（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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